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2008年教师节前承诺：从2008年9月1日起，各地必须冻结现有代课教师名单，严禁招收新的代课教师。珠三角地区用一年时间、经济欠发达地区用两年时间，通过招录、培训、转岗、辞退等方式，积极稳妥地解决代课教师问题。

　　汪洋书记的一番承诺给深圳的代课教师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也给一直记录和关注深圳代课教师这一群体的《南方日报》带来了力量和信心。

　　“代课”是相对于“正编”而言的一个概念，深圳公办学校里的非正式在编老师不在少数。据不完钱数据统计，深圳全市的代课教师近万名，他们的生存状况、待遇状况往往不为外人所知。但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也面临着“同工不同酬”等诸多“不公平”待遇。对于这个群体，《南方日报》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实地调查，《南方日报》用数据记录事实

　　“全市有6万余名在编教职员工，近万名代课教师，他们的收入是正式在编教师的1/3—1/2,不能享受评优、评级，各种福利与他们无关。”2005年11月2日，《南方日报·深圳观察》用2个版刊登了特别报道“关注代课老师”专题———《给他们多点关怀吧》(见本报2005年11月2日《深圳观察》 C03版)、《九成以上学校有代课老师》(见本报2005年11月2日《深圳观察》C04版)，首次通过问卷调查、个案、地区调查等方式对深圳代课教师的生存状况、工作待遇、精神压力、生活诉求等方面进行深入报道和分析，把深圳代课教师这一群体带入深圳人关注的视野，让大家真正了解了什么是教师行业的“同工不同酬”。

　　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在这组报道中，除了个案的呈现，本报运用了最为耗时但却最为客观的调查和问卷的方法，从点到面，把全市六区代课教师的状况等首次进行了披露，采集出了“全市有8000余名代课教师”、“九成以上学校有代课老师”、“六区代课教师的人数和政策”、“10人招调报考只取1个”等真实数据。这些数据不仅真实反映了当时深圳代课教师问题的严峻，也为媒体的报道提供了参考数据。

　　披露和关注代课教师“不公”的生存状况并不是本报报道的最终目的，求解“同工不同酬”现象背后的答案，并为改变这种现象而努力才是根本。于是，在调查之后，《同工不同酬， 代课老师求解僵局》(见本报2005年11月16日《深圳观察》)探究出深圳代课教师问题根深蒂固的根源，即“1个编制养3个代课老师”，也就是说“有的学校空留着编制，有意不进正式教师，反倒招收代课老师，以1个编制养3个代课老师，既省了钱，又赚足了人手。于是，代课教师的队伍不仅没有缩减，反而越来越庞大”。

　　政协委员提案，建议解决代课教师问题

　　2005年11月，“关注代课老师”专题系列报道引起全市代课教师群体、教育部门、媒体以及相关社会人士的关注。2006年3月31日，深圳市教育局首次回应本报，指出深圳“8000 代课教师不会被清退”，并酝酿全面实施教师雇员制，且率先在盐田和福田试点雇员制，解决代课教师问题。2007年、2008年深圳“两会”期间，政协委员杨一平提出了《关于在我市教师队伍中实行同工同酬、同等待遇的建议》，要求政府尽快解决代课教师和“正编”教师“同工同酬”问题。尤其是在2008年“两会”期间，杨一平的这一提案得到众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响应和关注，代课教师问题开始提上政府的议程。

　　随着社会关注度的升温，本报对代课教师问题的关注已经跳出了教育的范畴，视之为一个社会问题，一个深圳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而在关注这一特殊群体的报道中，《南方日报》肩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寄望推动更多的力量促成这一问题的解决。由于种种原因，深圳代课教师问题似乎陷入了一个难以破解的僵局。

　　2008年9月9日教师节前夕，本报再次重拳出击推出“教师节特别策划·深圳代课教师之困”，在报道出来近2个月时间里，本报记者分批对全市六区的代课教师进行再次摸底调查， 综合从点到面的各种情况后，推出了深度报道《近万代课教师亟盼同工同酬》(见本报2008年9月9日《深圳观察》C01版)，剖析了3年之后深圳代课教师问题解决的困境。该报道当天在深圳代课教师中广泛传阅，杨一平对该报道进行了直接回应，并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

　　不难发现，深圳代课教师问题的症结虽然又回到了3年前报道的原点。但是，振奋人心的是，代课教师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引起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高度关注。汪洋在2008年教师节前的9月3日承诺，“珠三角地区用一年时间、经济欠发达地区用两年时间，通过招录、培训、转岗、辞退等方式，积极稳妥地解决代课教师问题”。而深圳市政府也把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写进了2009年“十大民生实事”中。

　　名单“冻结”后，部分临聘教师却“失业”

　　2009年9月，是汪洋书记承诺各地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一年之约”。但是，深圳却有几百名代课教师“失业”了。

　　2009年6月30日，深圳市政府下发了题为《深圳市解决公办中小学临聘教师问题实施方案》的83号文件，文件提出提高代课老师薪酬、控制代课老师比例等措施，逐步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深圳通过提高代课教师薪酬的方法开始落实“同工同酬”，也通过考试的形式，让部分代课教师“代转公 ”。但是，在这个文件颁发之前，不少学校聘用合约即将到期的代课教师却收到学校不再续聘的通知，尽管其中不少人曾是学校学科带头人，也获过各类教学奖项等。

　　让这些代课教师不明白的是，为何汪洋书记的“冻结”成了一年后的“不续聘”？在一年一度的“教师节”这天，这些“失业”的代课教师为自己是否还能拥有“教师”这个光荣的职称而担心。而深圳代课教师问题的解决不力也多次受到广东省教育部门领导的点名批评。继续关注并推动代课教师问题的解决仍是《南方日报》未竟的使命和责任。

　　亲历者追忆

　　代课教师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对于刚创刊的南方日报《深圳观察·教育周刊》来说，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教育新闻报道，而是深度教育报道。于是，当时一些代课教师在网上发布的反映代课教师同工不同酬、工作生活压力大、不合理要求的帖子引起了记者的关注，也成为了教育话题的来源。

　　当时，外界对代课教师问题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感性认识层面上，可以找到很多鲜活的例子，但我们希望将这个问题上升到社会角度。深圳是一个人口严重倒挂的城市，代课教师问题是由城市发展造成的，若长时间不解决，将影响城市教育的发展，而买单的是深圳市的老百姓，代课教师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希望对其进行理性评估。

　　然而，要进行理性评估并不顺畅，主要表现在官方所掌握的数据和信息非常不全面，这也给采访带来很大的困难。幸运的是，记者最终通过调查、问卷等形式对全市六个区代课教师的人数、生活状况、政策等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这也是众多媒体中有关代课教师问题的一些统计数据中最权威的数据。

　　2008年7月，本报再次发动记者到各区进行摸底，虽然遇到了重重困难，市教育局、部分区教育局甚至拒绝采访。但与 3年前不同的是，代课教师问题已经社会化，政协委员杨一平、一些教育行政人员、广大代课教师的积极参与给报道提供众多线索和采访，让报道更深入和全面，再次把深圳代课教师的由来和困境摆在了社会面前。而2008年的那组报道也成为众多媒体报道中较全面、深度的一个报道，调查的数据也依旧被其他媒体所引用。

　　记者手记

　　解决代课教师问题需先解决其身份问题

　　在采写这个报道之前，我一直很困惑，其他行业也存在临聘的现象，为何代课教师会引起媒体和社会如此大的关注？

　　答案可能很简单。因为其他行业临聘的编制比例没有教育这么大且代课教师为深圳教育和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显然，从目前深圳代课教师所享受的待遇来看，他们受到了“不公”的对待。

　　1个编制养3个代课老师，每个学校要预留15%—20%的空编，这是导致深圳产生代课教师的重要原因。为何要预留空编？相关部门也没有明确的解答。在采访中，我做了一道算术题，深圳全市在编教师6万余名，代课教师8000余名，代课教师占全体教师的比重约为12%，这个比率要远低于15%—20%的预留空编率。不难发现，若用所有代课教师去填补这些空编也填不满，打破“空编”，也是深圳代课教师问题可行的解决之道。

　　外界一直认为，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对“实力雄厚”的深圳来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汪洋书记的“一年期限”到期，广东其他地区在着力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时候，深圳的一些代课教师却愤怒了：在新学期开始前，他们莫名地失业了。而更难接受的是，一些区在不续聘代课教师的同时，还在继续招录代课教师。“不续聘” 似乎成了深圳解决这个顽疾的方法之一，而这些曾经为深圳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也培养出大批人才的代课教师似乎成了“超编”的牺牲品。

　　政策为何在深圳走了样？这些不续聘的代课教师该何去何从？看来深圳在解决代课教师同工同酬之前，更需要解决的是他们的身份问题。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向雨航 摄影本报记者何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