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全会是中央民主机制运作的缩影

　　工作报告意味着要接受监督，这就厉害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以党建为主题，一些评论对此觉得不新鲜，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全会上讨论党建问题，已经有过多次。

　　但是，在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看来，事实并非如此，“以往的议题更多的是针对党的建设的某个方面或单项问题，比如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等，而这次更深刻，更带有全局性。”

　　他认为，此次全会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成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中共自身建设的根本指导性文件。

　　叶笃初多年来贴近观察历次中央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他向《望东方周刊》详述了中央全会的自身变化以及其背后的制度含义和政治含义。

　　总书记强调中央全会的作用

　　2008年12月18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说：“30年来⋯⋯我们党先后召开6次全国代表大会、45次中央全会，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制定和作出了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坐在电视机旁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叶笃初感到很意外，“总书记居然讲得这么具体，算出来45次这样准确的具体的数字，提到如此政治高度，这段讲话意味深长。”

　　“总书记这么讲，强调了中央全会的作用和地位。”叶笃初解读说，“相当于说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是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保证。”

　　考虑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中央全会的意义就更加凸显出来。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自身建设、党的领导和执政中的许多重大决策，并不全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的，而恰恰是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作出的。

　　不过，中央全会历史地位的确立，却有个曲折的过程。

　　中央全会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或全体会议的简称。在党的历史上，一大到六大之间并没有召开过中央全会。专家考证，这主要是由于下述情况造成的：其一，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名称直到五大才采用中央委员会的叫法，所以一大到五大之间根本没有召开中央全会的说法。

　　其二，一大到六大之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实行的是年会制，有关党的年度性的重大问题一般都在会上解决了，没有必要再召开中央全会。

　　自1928年6月党的六大开始，中央委员会才开始召开全体会议，研究党的重大问题。

　　一系列历史风云际会，也接连在中央全会上发生。

　　党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

　　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一共召开了7次全体会议。

　　其中，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路线告终，而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因共产国际的明确表态支持，得到正式确立。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党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次是1935年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

　　次年在延安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与全党的整风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党的历史上迄今为止历时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从1944年5月21日始一直开到1945年4月20日，历时11个月，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整风运动的结束。

　　尽管这几次会议已经相当有名，“但中央全会作为相对比较完整的领导制度形态，其决策和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从七大以后开始的。”叶笃初说，“尤其是七届二中全会具有标志性意义。”

　　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 年 3月5日~13日在河北西柏坡举行，正是进京“赶考”前，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候补委员19人。

　　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从1945年6月至1956年9月，任期11年之久。在这11年间，中共召开了7次中央全会。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也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个横跨革命党和执政党两种政党类型的中央委员会。

　　与基层民主的双向互动

　　“无章可循”，用以形容解放初至“文革”结束这段期间的中央全会形态，似也恰如其分。

　　1954年2月6日的七届四中全会，是毛泽东因在杭州休假而没有参加的一次中央全会， 这次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影响重大。

　　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历史上，是迄今为止召开全体会议最多的一届中央委员会。自1956年9月八大到1969年4月九大的13年间，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共召开了12次全体会议。

　　1969年开始的九届中央委员会共召开了2次中央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召开全体会议最少的一届。1973年开始的十届中央委员会也只召开了3次全体会议。

　　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开始，中央全会基本形成了目前的形态：每届中央委员会召开7次全体会议(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除外，共召开了9次全体会议)。十六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中央全会从此走向了科学化、制度化、完善化。”叶笃初说。

　　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央全会的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这次全会的第一项议程是，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向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国外对这一项议程都感到新鲜，这在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61次中央全会上尚属首次。

　　“报告以前也作，但作的是‘政治报告’，而不是‘工作报告’。”叶笃初说，“工作报告意味着要接受监督，这就非同一般也非同以往了。”

　　叶笃初说，当时“党内监督条例‘迟迟未能出台，党章中也未有如此规定，而胡锦涛此举意味着“从我做起”，给了党内外以很大的鼓励。

　　200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公布，随之在2007年的十七大党章中，新增了一条：“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

　　在叶笃初看来，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表现，一起促成了中央全会尤其是十六大以来的中央全会在制度意义上向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迈进。

　　十六大以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始列席中央全会，“这也是与党内监督条例相配套的。”

　　邀请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列席全会。2007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部分从事农业农村基层工作的中共十七大代表和研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专家学者列席会议，成为全会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

　　贯彻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精神，做好会前的调查研究，文件准备工作。“这个看起来是单纯程序性的，其实已经形成具体实体意义的制度了。”叶笃初说，“中央全会前，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比较集中地到地方或者基层，进行密集式的调查研究。这次也是如此。”

　　全会决议民主表决。叶笃初介绍，全会有分组讨论，然后在全体会议上通过，“表决采用举手表决，赞成的、反对的和弃权的分别举手，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习惯上主持人还要问，‘还有没有要发言的’，以增加会议民主气氛。如果没有声音，就要表决了。”

　　在全会前后，依据需要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叶笃初举例说，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同样也是讨论党的建设问题，会前就在中央党校举办了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讨论决议草案。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次是事前就讨论过，会后又专门把一部分中委和省部级干部集中起来进行研讨”。

　　“中央全会是中央民主机制运作的一个缩影，”叶笃初总结，从中可以看到中央层面的民主建设正在逐步演进，并对地方尤其是省市一层产生效应。“这与过去个人说了算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并与我国基层乡镇直选等这样的民主形式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两头促进、发展民主的新局已经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