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呐喊·自序》(节选)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供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从沉默到呐喊

　　1922年5月，鲁迅将1918年到1922年间发表的15篇小说编成文集《呐喊》，交北大新潮社排印，收入“文艺丛书”之一。1923年8月，《呐喊》初版问世：大32开本，封面为深红色、毛边。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原副馆长陈漱渝告诉本刊记者：“初版一共2000册很快就销空了，4个月后又印2500册。到1930年《呐喊》已经重印了13次，是鲁迅著作中版本最多的一种。仅1930年7月的第14版就印了4.85万本，这在当时是个可观的印数。”

　　《呐喊》结集时，鲁迅居北京正好10年。这10年，鲁迅从沉默走入呐喊，和1915～1922年在中国轰轰烈烈展开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在时间上几近叠合。

　　记者◎曾焱

　　沉默时期

　　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令晚清一代求启民智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1912年2月，处于希望心境中的鲁迅受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做了一名部员。但不到一个月，他就目睹了政局更迭：孙中山辞职，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同年5月，他随临时政府迁到北京，住进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里的“绍兴县馆”。在日记中他记述初到北京时的形状，“晨9时至下午4时在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1912年的北京，知识界新旧杂陈。京师大学堂虽被蔡元培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仍多腐朽习气，鲁迅所在的教育部官员中反以新式人物较多。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期间，召来许寿裳、许季上、钱稻孙、鲁迅、陈师曾、齐寿山等人，都是有留日或留德背景的精英，从他们身上已经可以隐约看到几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人的两条主要脉络：陈独秀、鲁迅等人在日本寻求过西学；以胡适为代表的，是一代西欧和美国留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告诉本刊记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10年，这些先觉的知识分子已经为后来思想启蒙埋下伏笔，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做这类工作。”他说，蔡元培在任上提出修改学制、男女同校、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试图以西方为摹本，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教育体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作为“国家教育改革的起点”，高等教育第一次在政策和法规上成为完整的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差不多同一时期，鲁迅、许寿裳、齐寿山等人开始筹建面向民众的通俗图书馆和国家历史博物馆，起草发布全国高校及中学的新文本，举办过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有关民族性的问题那时候就被提出来了：在1918年北大师生发起“民谣运动”，借民谣确认民间和白话文的关系之前，1912年蔡元培已经在教育部倡导调查研究民风、民俗。陈师曾开创新文人画风格，一册《北京风俗图》成为那一时期的划时代之作。

　　然而1912年6月，因为反对袁世凯，任教育总长不过半年的蔡元培随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以46岁年龄，携家眷再赴德国和法国留学。1916年，袁世凯病故后，黎元洪当了总统，然后就是长达十几年的北洋军阀混战，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先后主政北洋政府各4年。孙郁说，鲁迅在教育部为小吏，历经时局动荡，官场上又看见荒诞和无聊，他自己用一句话道尽了那些年里希望和绝望的起伏：“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催生《呐喊》

　　1917年对于20世纪的中国知识界是个特殊年份。这年1月，从欧洲回国的蔡元培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新青年》也在1月迁到了北京，因为主编陈独秀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到北大任教授兼文科学长。北上后，陈独秀租住在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院里三间南房便做了《新青年》编辑部新址。

　　1917年1月，《新青年》第4卷5号刊发胡适从美国寄回的《文学改良刍议》，他在文章中提出8条建议，包括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烂调套语等。陈独秀紧接着在后一期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作为响应，在北大分别教授文字学和新文学的教授钱玄同、刘半农也加入声援，几篇文章引来了关于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全国大讨论。

　　在这场文化革命刚兴起阶段，鲁迅并非先锋旗手。孙郁说，1917年的鲁迅和陈独秀、胡适等人比，完全是两种状态，他仍每天到教育部上班，下班后大多数时间都用到了抄古书、读旧籍之中。那一年鲁迅的日记大量记载了购旧拓本、买汉画像、搜集古镜等事。但是，这场文学革命的主将之一钱玄同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他正四处为《新青年》寻找新的撰稿人，“寓在这屋里钞古碑”的鲁迅，就这样在1918年被推到了20世纪中国新旧文学阵仗的前沿。

　　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旧学深厚，但他最早赞同“新文学要新做”，并加入《新青年》杂志做轮流编辑。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陈漱渝告诉本刊记者，第一个催生《呐喊》的人就是钱玄同：1917年8月，钱玄同找到鲁迅、周作人，竭力约请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周作人行动比较迅速，《新青年》第4卷的1号到4号上面陆续刊发了他的文章，但鲁迅一直没有送稿过去，钱玄同便常到绍兴会馆找他催要。“……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4卷第5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9卷止。”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中，这样记述了1918年4月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的诞生以及最终作为新文化运动呐喊者而出现的鲁迅。

　　据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回忆，陈独秀是催促他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陈漱渝说：“1920年9月，陈独秀在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就建议：‘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来自加订证，寄来付印。’鲁迅后来编选出版《呐喊》，跟陈独秀的鼓励有关系。”

　　直接促使《呐喊》出版的第三人是民国著名报人孙伏园。他曾是鲁迅在绍兴初级师范学堂担任学监时期的学生，1921到1924年主编《晨报副刊》，是后期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员。陈漱渝介绍：1912到1929年的《鲁迅日记》中，关于孙伏园的记述多达470多处，这在鲁迅的交往史上是罕见的。1921年11月27日晚，孙伏园去找鲁迅约稿，此时鲁迅搬进八道湾11号的新住处还不到一星期，他独自睡在前院一间朝北的房，只有一扇后窗，连好好写字的地方都没有。两人相谈的具体经过，1926年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里写得很详尽：“那时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成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1921年12月4日，署名“巴人”的《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陈漱渝提到一个细节：《阿Q正传》连载几期后，孙伏园觉得这样深刻的小说放在“开心话”栏目已经不合适了，于是把它挪出来，另辟版面。

　　出版《呐喊》的北大新潮社成立于1918年10月，是第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组成的研究团体，其社刊《新潮》则是继《新青年》之后第二本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刊物，出版一个月后销量即达到1万册。发起人之一、北大中文系学生傅斯年在发刊词中宣言“虽有统一的精神，而无一体的主张”，成为“五四”前中国各种思潮和社团生发并存的写照。《新青年》、《新潮》以及1918年底由陈独秀、李大钊联合几位北大教授创办的政治时事评论报纸《每周评论》，成为“五四”思想启蒙的三大阵地。陈漱渝认为，鲁迅将《呐喊》交新潮社出版，主要原因是周作人和孙伏园当时都在编委中。此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译作《桃色的云》也由新潮社出版。

　　国民性的天敌

　　在上世纪20年代以白话文写作的新文学集里，《呐喊》出版的时间并不是最早。陈漱渝介绍，《呐喊》要晚于郁达夫的《沉沦》(1921年10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1922年2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叶绍钧的《隔膜》(1922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冰心的《超人》(1923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但《呐喊》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上述这些短篇小说集。李大钊读到《呐喊》后说，“这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小说”，钱玄同在日记中评《阿Q正传》等小说，“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

　　“鲁迅是国民性的天敌。”孙郁这样向本刊记者形容鲁迅《呐喊》出版后产生的深刻社会影响力。中国近代开始出现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基于当时先进国人拯救民族危机的迫切愿望。孙郁指出，鲁迅的基本思想形成于日本时期，主要是1907～1909年。他在1905年左右读到了日本翻译的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A.H.Smith)所著《中国人气质》一书，开始和同学许寿裳等人讨论国民性，并在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中第一次使用了“国民性”这个词。

　　陈漱渝认为，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产生明显影响的，还有他的老师章太炎，而这一点从前被研究得不充分。许寿裳在《回忆鲁迅》中写道：“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失的东西是诚与爱——换句话说，便是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这两个成语的出处，即是章太炎刊于东京《民报》的一篇文章《印度中兴之望》。在文中，章太炎指出中国人有六种精神痼疾，即诈伪无耻、缩朒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鲁迅认为最严重的是一和六这两种。鲁迅还经常和许寿裳谈论三个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陈漱渝说，在鲁迅遗物中，有一本他留学日本期间的剪报合订本——《小说译丛》，其中收录了日本翻译的10篇俄国文学作品，这个剪报本无疑为研究鲁迅在日本时期的文学取向提供了重要线索。“1966年9月14日，钱玄同的长子钱秉雄给鲁迅博物馆打来电话，说他父亲遗物中有大量‘五四’时期的报刊，还有不少同时代人的信函手稿，如果需要请赶快搬走。鲁迅博物馆的10多名工作人员立刻赶到存放这批资料的位于前门大栅栏的‘岳家老铺’。工作人员分三次从中搬出十几个书箱，在这批资料中，他们发现了鲁迅致钱玄同的书信、钱玄同本人的日记，还有鲁迅留日时期的两本日式装订的剪报册，一本是那册《小说译丛》，另一册则辑存了鲁迅本人的文言论文、译作及章太炎、刘诗培、陶成章、黄侃、汤增璧等12人的诗文共60篇，大多刊登在《河南》、《浙江潮》、《民报》、《天义报》等留日中国人创办的报刊上。”剪报册中，数量最多的是屠格涅夫的作品。留日时期，鲁迅和周作人不仅准备翻译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犹太人》、《莓泉》，而且特别重视他的小说《父与子》。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巴扎洛夫有锐气，肯战斗，憎恶伪善，反叛传统，向往意志自由，这些特质都跟鲁迅青年时期的精神追求一致。

　　孙郁告诉本刊记者，“五四”前中国知识界滋生有各种思想和主义，比如胡适自称实验主义的信徒，陈独秀倾心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鲁迅的精神状态和他们都不同，他是个性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鲁迅很早就意识到尼采学说的价值，1907年在日本写下的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就大量引用尼采的思想。他后来翻译《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把尼采思想的要义领会得很是深切”。孙郁说，尼采所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鲁迅思想中有重要位置。即便是给《新青年》撰稿时期，鲁迅和胡适、陈独秀也并不在同一个思想层面上，“他支持《新青年》搞思想启蒙，但从来不认为陈独秀、胡适像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已经掌握了真理。鲁迅会质疑。对于别人相信的所谓‘黄金世界’，鲁迅要问：‘将来就没有黑暗了么？’‘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

　　在《呐喊》结集出版前，贯穿“五四”前后的《新青年》于1921年初分裂，胡适等人退出编辑，陈独秀把它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这实际上是1919年7月胡适和李大钊展开“问题和主义”之争的延续，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群体由分歧走向分化。1922年7月，《新青年》终刊，轰轰烈烈的“五四”思想启蒙告一段落。这以后，从1922到1925年，先后成立的社团和刊物有100余家，但都再难企及《新青年》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高度。孙郁说：“20年代中期有一本《猛进》周刊，是北大哲学系教授徐旭生等人主编的留法学人刊物，鲁迅和他们比较密切，曾写文章重提‘思想革命’主张，但当时在社会上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1924年，中国进入国共两党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大学。在他行前一个月，旨在推翻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已经于1926年7月9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