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吾国与吾民》(节选)

　　中国人的生活，有一种集中现实的诚信，一种佳妙的风味，他们的生活比之西洋为和悦为切实而其热情相等。在中国，精神的价值还没有跟物质的价值分离，却帮助人们更热情享乐各自本分中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愉快而幽默的原因。一个非基督徒会具一种信仰现世人生的热诚，而在一个眼界中同时包括精神的与物质的评价，这在基督徒是难于想象的。我们同一个时间生活于感觉生活与精神生活，如觉并无不可避免的冲突。因为人类精神乃用以美饰人生，俾襄助以克服我们的感觉界所不可避免的丑恶与痛苦，但从不想逃免这个现世的生命而寻索未来生命的意义。孔子曾回答一个门人对于死的问题这样说：“未知生——焉知死？”他在这几句话中，表现其对于人生和知识问题的庸常的、非抽象的、切实的态度，这种态度构成我们全国的生活与思想的特性。

　　这个见地建立了某种价值的标度。无论在智识或生活的任何方面，人生的标准即据此为基点。它说明我们的喜悦与嫌恶心。人生的标准在我们是一种种族的思想，无言辞可表，无庸予以定义，亦无庸申述理由。这个人生的标准本能地引导我们怀疑都市文化而倡导乡村文化，并将此种理想输入艺术，生活的艺术与文化的艺术；使我们嫌恶宗教，玩玩佛学而从不十分接受其逻辑的结论；使我们憎厌机械天才。这种本能的信任生命，赋予我们一种强有力的共通意识以观察人生千变万化的变迁，与智识上的盈千累万的困难问题，这些我们粗鲁地忽略过去了。它使我们观察人生沉着而完整，没有过大的歪曲评价，它教导我们几种简单的智慧，如尊敬长老，爱乐家庭生活，容忍性的束缚与忧愁生活。它使我们着重几种普通道德像忍耐、勤俭、谦恭、和平。它阻止狂想的过激学理的发展而使人类不致为思想所奴役。它给我们价值的意识而教导我们接受人生的物质与精神上的优点。它告诉我们，无论人类在思想上行为上怎样尽了力，一切智识的最终目的为人类的幸福。而我们总想法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快乐，无论命运的变迁若何。

　　“说不定我也同样爱我的国家”

　　70多年前，在讨论如何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与中国的国民性，以便推动文化差异比较，通过更深入理解文化差异，推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的背景下，林语堂写成了《吾国与吾民》。此书出版后，在1935年成了美国的畅销书。当年《纽约时报》上有书评说，“我非常感激林先生，读他的书使人得到很大启发。只有一位优秀的中国人才能这样坦诚而又不失偏颇地论述他的同胞”。

　　记者◎苌苌

　　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写于1934年，他直接用英语写就，第二年由赛珍珠的出版公司在美国发行，9月出版，到年底已再版了7版，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其后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普遍认为，这本书让西方人知道了何谓“中国文明”。此书是写给西方人看的，但他对祖国爱之深、责之切浮然纸上。或者更确切地表述，是林语堂在自序里的说法：“我堪能坦白地直陈一切，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我堪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恼纷扰，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中国乃伟大过于她的微渺的国家，无需乎他们的粉饰……我这本书是写给淳朴而忠恕的一般人的，忠恕之道为古代中国之特长，今则已成绝响。”

　　赛珍珠是促成《吾国与吾民》的幕后人士。“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一种方法是直接到中国来看，另一种是通过到过中国人的写作。但赛珍珠认为，所有人在叙述中国的时候，不是太包庇中国，就是太苛责中国人了。她觉得能够跳出这两种态度，能够持平而宏观地来看中国，并且有很好英文能力的人，非林语堂莫属。”林语堂研究专家、曾担任中国台湾林语堂故居执行长的林明昌博士告诉本刊记者。赛珍珠作为一个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的作家，对中国有一些尖锐但不失为真实的感悟，她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观察写在《吾国与吾民》的序中：“新时代各种学说乘时而兴，纷纭杂糅，几乎扯碎了青年们底脆弱的心灵。他们被灌输一些科学知识，又被灌输一些耶稣教义，又被灌输一些无神论，又被灌输一些自由恋爱，又来一些共产主义，又来一些西洋哲学，又来一些现代军国主义，实实在在什么都灌输一些。侧身于顽固而守旧的大众之间，青年智识分子却受了各种极端的教育。精神上和物质上一样，中国乃被动地铸下了一大漏洞。”

　　在林语堂在上海的家里，赛珍珠和林语堂一拍即合。因为林语堂也正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中国的实感”。林语堂接下写作任务后，度过了十分辛苦的10个月，因为其间他还要办多本杂志，他的女儿在回忆录中写到，他每天清晨就写，孩子们被母亲隔离于父亲的书房之外，她们只能从锁孔中以窥一二。林语堂有时写两页，有时写四五页，最后一天写了19页，在庐山脱稿。他设想超越国家、民族与语言的隔阂，写一部有关中国社会、文化和生活哲学的著作，让更多的西方人对中国人及其文化有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他也做到了。赛珍珠在序中说，终于有了一本书满足她一切热望的要求。林语堂在和赛珍珠的合作上吃了大亏是后话。

　　“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人面对中国的文化现象和状况是相当尴尬的。”林明昌说，“那时候，最早留学东洋和西洋的人陆续回国，相对他们所了解的日本和西方国家，当时的中国各方面都不尽如人意。不仅是科技和工业，还有文化艺术，各方面都比较落后。这种感觉使得所有中国知识分子要想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时候，面对西方的强势压力都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林语堂也不想写想象中的理想中国，也不想表述没有自尊的中国，这种焦虑感很强烈地投射在《吾国与吾民》中。”

　　就像他曾经的朋友鲁迅一样，在早期文章中，林语堂评论中国的时候，用词也曾非常激烈。显然目标读者不同，就涉及他对祖国的真实态度，这在他为1932年在牛津大学的演讲稿《中国文化之精神》所撰写的前言中得到证实：“东方文明，余素抨击最烈，至今仍主张非根本改革国民懦弱委顿之根性，优柔寡断之风度，敷衍逶迤之哲学，而易以西方励进奋斗之精神不可。然一到国外，不期然引起心理作用，昔之抨击者一变而为宣传者，宛然以我国之荣辱为个人之荣辱，处处愿为此东亚病夫作辩护，几沦为通常外交随员，事后思之，不觉一笑。”

　　“在写《吾国与吾民》的时候，从开始写中国人的性格，中庸之道，中国人的心灵，其中还透着很多焦虑和挣扎，慢慢过渡到讲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他这样的中国文化人从中国的传统和自己的生活中，就找到了代表中华民族内在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相当美好且高雅的。如果连上《吾国与吾民》的下一本书《生活的艺术》一起看，就非常明显了。”林明昌说。《生活的艺术》是林语堂从《吾国与吾民》的一个同名章节中延伸出来的，在这一章节中，他以“倘若不知道人民日常的娱乐方法，便不能认识一个民族”开始，激情四溢地写中国人在吃住行玩乐上的闲情逸趣，告诉西方一个他们只能望其项背的世界——古代中国的无与伦比的审美能力，他希望西方能通过这个视角认识到中国的精神世界，他也希望国人通过这个视角来重新审视自己。

　　林语堂女儿们的日记《吾家》里，写到她们家第一次出国的情景。大约是1935年前后，林语堂刚写完《吾国与吾民》，定居美国开始写《生活的艺术》期间。她女儿记述外国人怎样问她们小孩问题：中国人头上为什么戴着碗？中国有椅子吗？问小孩子，你吸鸦片烟吗？你用鼓棒吃饭吗？你为什么不裹小脚？你们穿着睡衣(非上海阿婆的睡衣套装，而是指长袍马褂)上街吗？那时外国人对中国就不了解到如此程度。于是，1938年的美国年度畅销书，是林语堂教他们“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的英文原名)。

　　从更大的历史背景，不能不说这两本在美国的畅销书影响了很多美国人观察中国的态度。

　　1895年，林语堂生于福建漳州的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英文，哈佛大学读比较文学硕士，1922年获得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像林语堂这样饱受西学之士，才有可能从文化差异中捕捉到中国文化的独特之美，并通过这样的传播促进了西方对中国的关注。”林明昌说，“鲁迅和林语堂面对社会和中国态度很不一样。鲁迅是个现实感很强的人，他采取的方式比较激烈和直接；林语堂是一个浪漫文人，他的现实感不像鲁迅那么强烈。在他的书中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不管外面是怎样的乱世，你仍然有你的宁静天地。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无法理解的，国难当头，你竟然还在谈闲适，谈幽默生活。但人们很少从林语堂这种写作在当时东西方交流的作用中去了解。”

　　从辛亥革命之后到卢沟桥事变之前，中国社会的不安定导致文化人必须去思考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该怎么办？胡适从美国回来，带回来全盘西化的观念，鲁迅在做中国国民性的大批判，就连徐志摩也写了《梅雪争春》。1926年3月18日，林语堂接到他的学生刘和珍打来的电话，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请准停课一日。“三·一八惨案”后，时任北京师大教授兼教务长的林语堂，因支持学生爱国行动也在北洋政府当局通缉之列，于是接受了厦门大学聘任，当年5月南下。他还推荐鲁迅、顾颉刚、孙伏园等也去应聘。第二年，几位名教授又因受排挤纷纷辞职，林语堂从厦大辞职去了武汉，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官场生涯，然而武汉又让他失望至极。他表明“对革命感到厌倦”，此后他再也没有踏入政坛半步。

　　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林语堂在武汉的生涯结束后写道，“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热心教育，热心党国。不知是教育党国等事不叫人热心，还是我自己不是，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从前，的确也曾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也曾亲眼看见一个不贪污，不爱钱，不骗人，不说空话的政府，登时，即刻，几乎就要实现。到如今，南柯一梦，仍是南柯一梦。其后，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热心，又在做梦。……人生总是由理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之路。”

　　离开武汉后，他开始了他的上海时期。他的女儿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记述，在上海，他和一群留学归国精英交往，比如“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的吴经熊、风流才子邵洵美，这些人搞了一个“星期一晚间俱乐部”，围炉聊天，太太们在一边交流舞蹈和美容。看他交往的这些人，已经知道他不会再写激烈文章。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林语堂脱下从来笔挺的西装，穿起了长袍马褂。

　　那个时候的所有文化人都关心国家前途，每人用各种方式书写对国家的担忧。同样是失意的伤心人，他没有像鲁迅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却强调起从他1924年就开始提倡的幽默，“幽默”这个词是他最早翻译出来的。马上就要被侵略了，每一个人都是觉得应该好好为国家尽点力，“唯有林语堂跳出来说，我们要幽默，我想他是他在用他的方式安慰民心。这并不代表他不抗日”。内地读者一般很少知道《吾国与吾民》第10章的存在，林明昌告诉本刊记者，“《吾国吾民》1939年英国版出版的时候，林语堂补进去第10章——《新中国的诞生——中日战争之我见》，怒斥日本人侵华，其中他分析了为什么日本必将失败，他就是要告诉国际，你们千万不要放弃中国，因为日本人必定要失败的。《吾国与吾民》不仅是增进对文化差异性的理解，也是对中国国民性的一个深刻总结和记录，现在看来也非常适用”。林明昌说，“我到内地出差，经常碰到老教授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我说，你没经历过动乱，你不知道。我就会心一笑，因为那些都是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早写到过的”。

　　“林语堂在书的最后，为未来的中国和人类提示了一个浪漫而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讲的‘乐活’、‘慢活’的概念，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那个时代早就提出来了，在当时是很难被理解的。他的虚无主义可能是他和鲁迅在性格上和生命情调上的最大差异。但在当时也起到了很重要的外交鼓动作用。”

　　1934年，林语堂曾在《吾国与吾民》的序中写道：“写了这本书，我将冒犯许多阐述中国的著作家，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祖国的同胞和一般大爱国家。此辈大爱国家——鄙人与之实互不干涉，因为他们的偶像，不是我的偶像，他们的爱国思想也不是我的爱国思想。说不定我也同样爱我的国家，可是我常小心翼翼在他们面前隐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