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节选)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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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是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气息，已经转变或即将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血腥的军事专政了。某些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可以附在这一类。

　　第二种，除苏联外，正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酝酿着。将来要成为一定时期中的世界统治形式。

　　第三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这是大同中的小异。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但可惜，抗战许久了，除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外，大部分地区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还未着手，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个最根本的弱点，大踏步地打了进来；再不变计，民族的命运是非常危险的。

　　1940年的延安：一个新民主主义政治模型

　　“毛泽东认为，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国家，一是资产阶级专政，一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只能是第三种形式，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就新在，一不同于民主革命要建立的、过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二不同于苏联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

　　记者◎葛维樱

　　“所有的东西都是黄土。我们正在黄土地带的中心。山丘、道路、田野、河流与小溪的水是黄色的，房子是黄土造的，植物上覆盖着黄色尘土，甚至空气也免不了黄色朦雾。”19世纪的德国旅行家巴隆·冯·李德芬曾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陕北——完全隔离城市文明的，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农村。自清末动乱的年代起，西北黄土高原就一直在军阀部队、地主民团和武装土匪的控制下。1935年秋，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来到陕北，在这里迅速展开了土地革命。开头的工作正如徐特立告诉斯诺的那样：“文化上看，这里是地球上最黯淡无光的地方之一……这里的民众与江西民众相比的确非常落后……工作节奏慢得多，我们不得不一切从头开始。我们的物质资源非常有限。”

　　延安的荒原沟壑，却为中国共产党理想中的远大目标提供了一块试验田。1935到1936年在这里进行的土地革命，并没有消灭地主和商人，而是把所有阶级的天平转向中间，消除极富、极贫和明显的剥削。挨饿的生活得到改善，地主不再支配穷人的命运，土地再分配使原本孤立、淡漠的青年农民们被发动起来，大量走进了革命阵营。部队从不到1万人迅速增长到约20万人。随着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及国共联合抗日开始，1937年起陕甘宁边区政府终于得到了蒋介石政府的默许，延安因此享有了相对稳定的局面。毛泽东将根据地所实行的制度，命名为“新民主主义”。

　　“搞清楚新民主主义的概念，要对照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来看。与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不同的是，新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就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族革命在当时就是全民族抗日战争；民主革命就是要废除专制独裁统治；发展民生，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实现耕者有其田。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凡是主张抗战的，即使是大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都要保护他们的利益，至少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庞松研究员在接受采访中，这样向本刊解释。

　　“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这是毛泽东从过去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新民主主义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是从1939年毛泽东写《共产党人发刊词》开始，到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基本成型，再到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其内涵一步步提升。‘七大’报告及相关讲话里关于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论述，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体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高峰。”庞松研究员说。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讲演，名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这个文本的酝酿时间很长，在1939年底，毛泽东曾经将尚未公布的底稿送给吴玉章阅读，并请提出修改意见。在演讲之后，毛泽东又吸取了各方面反馈意见，反复进行修改。1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扬：“文章虽算写好了，但还待汇集意见加以最后修改，还得两三天才能将最后修正稿交你付印，累你等得太久了！现送上初稿一份，请加审阅、指正、批示，并退我为盼！”1月23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周扬：“我的感冒还未好，字还要等两天才能写好送来。兹先将文章送上，请付印，清样打好后，请给我自己校对一次。你对此有何意见，仍请阅示，以便校对时修改。前送上的那一份，仍请退还。”可见他对这部著述的郑重态度。

　　正是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这段相对安宁的环境里，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在全民族抗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连续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特点，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道路及前途做了系统阐释。毛泽东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用10年时间，完成了作为一个革命理论家对中国革命前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积累。从1937年的《矛盾论》、《实践论》，1938年《论持久战》，再到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他的窑洞往往彻夜长明，10年里一直艰辛地思考、笔耕不辍。著名记者范长江对当时的他有很形象的描述：“他是书生外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他用脑过度，脑血管膨胀，经常兴奋，不容易睡着，神经受点影响。”

　　庞松解释毛泽东当时是真正沉下心来思考：怎样才能抗击强敌入寇，争取国家民族的胜利？怎样争取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那时，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在延安还很有市场。王明就像毛泽东讽刺的“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党内一些人甚至认为他比毛泽东更懂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顶多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而已。可见毛泽东当时的境遇很微妙，他站在中国革命实践的立场上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还遭遇很多共产国际的不理解与干扰。好在王明很快到南京去主持长江局，在那里搞他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毛泽东则以《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证明“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比“钦差大臣”从远方带来的教条更管用。

　　最早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是中共“二大”，就是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为什么毛泽东在文章中大谈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辛亥革命以来被整个中国思想界、社会大众所接受的，蒋介石做得好不好是一回事，他没有贯彻‘总理遗嘱’，军政、训政都搞成了军事独裁。但孙中山的主义是符合当时中国需要的，毛泽东紧握孙中山先生的旗帜，把三民主义升华到新民主主义。”庞松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脱胎于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就提出社会主义奋斗目标，要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当时中国远不具备客观条件，这种超越阶段的纲领，自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胡绳先生曾经回忆道，在延安听毛主席报告，说中国革命要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一时不好理解。毛主席讲清楚了，在中国经济极其落后的国情下，既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也不可能直接实现社会主义，最适合的也是不可移易的国家形式，就是新民主主义。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才能走向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共产党人在边区认真付诸实践。1937年开始普选，动员边区绝大多数群众参与政治，到1940年被广为宣传的“三三制”政策，中国共产党限制自己在边区政府和参议会里只占有1/3席位。在所辖近150个区里，谢觉哉说：“‘三三制’做得好的区，不仅共产党员刚刚占1/3，甚至国民党员比共产党员还多……人家要多选你几个是没有法子的。”在经济上，对于贫雇农、富农、地主、资产阶级也有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各种经济成分都得到发展。《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了“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

　　延安这座圣城的“三三制”，在当时变成一种先进政体的方向，吸引与鼓励了为争取民主而奋斗的社会进步人士的参与，就连最激烈攻击共产主义的外国传教士，到达延安参观后，也做出了“延安在实行蒋介石从未实行过的民主”的判断。庞松说：“在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下，抗日时期要建立的，不再是瑞金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时的政权构成最纯，清一色的工农兵，而社会基础、阶级基础非常狭窄，完全从苏联搬来，对小商小贩都排斥。到了延安后，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主动放弃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代之以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这当然不是蒋介石的国家理念，但我们一定要和表示抗日的大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这就需要扩大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治基础、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由于坚持‘三三制’民主建政，陕甘宁边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中国的模型。”

　　“可以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力行民主，实行了以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民主主义制度。随着革命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把根据地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推向全国，就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的特色。”庞松说，毛泽东是把“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加以论述的。中国需要的“既非旧式的民主，又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国情的新民主主义”，实行的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认为，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国家，一是资产阶级专政，一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只能是第三种形式，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就新在，一不同于民主革命要建立的、过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二不同于苏联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

　　原本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就是为了和党内外，包括国统区几种建国思路展开论辩。“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实业界，已经有人构想把英美的议会政治制度，同苏联的国家统制经济制度二者嫁接起来的方案了。”庞松说。究竟什么制度好？毛泽东在文章发表后，2月又在声讨汪精卫的大会上演说，摆出了陕甘宁边区有十大好处：“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私营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延安的吸引力有一个最好例证：1938年末，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有2万人，到了40年代初期，延安已经形成一个约4万人的知识分子群体。

　　“延安的城门当时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何其芳来到延安之前已经是大学教授，他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对当时的延安的感觉：“我那时是那样狂妄，当我坐着川陕公路的汽车向这个年轻人的圣城进发，我竟想到了倍纳特·萧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一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但到了这里，我却充满了感动，充满了印象。我想应该接受批评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这个进行着艰苦的伟大的改革的地方。”

　　延安大大小小的抗日军民学校，从30年代到40年代建立了17家。有名的有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被延安吸引的有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茅盾、萧军等知名知识分子和许多文艺界精英，也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诗、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等爱国人士。1938至1940年是统一战线执行得最好的岁月，全中国加入共产党的人数达到了80万人。延安形成了特殊的气场，毛泽东和客人们留下的漫谈到处可见，他带着几位领导人和萧军站在操场大碗喝酒吃肉，听喝醉的柯仲平朗诵了一整晚的长诗，不断写信听取和抚慰各方意见，和上海来的女演员江青结婚。同时，所有人都要参与挖窑洞、纺织和耕作的劳动，供给制供应的是“简单到无法再简单的生活，物质的必需品也减低到仅以活命的程度，食物、衣服、一条棉被，概由国家供给，遮蔽之所由本地居民公给。”在精神上却充溢着战时理想国的浪漫情怀。抗大的校歌唱道：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那时文化沟的青年俱乐部和党校礼堂轮番上演《玉堂春》、《苏三起解》、《打渔杀家》、《林冲夜奔》、《带枪的人》等剧目。自办的刊物、壁报层出不穷，可以歌颂，也可以大胆地批评。“下午集体做操，是全体苏维埃居民的习惯。5点钟时，山谷里突然响起一大阵喧闹声：孩子们冲出校门，先是一阵混乱和喊叫，然后，都跑到运动场。在对面四周环山的平原上，一队红军士兵在操练拳术和大刀的呐喊声也一样听得清清楚楚。在城的一边有一条河，河里有很多皮肤晒得黑黑的游泳者。另一边是可以进行各种运动的大体育场，在那里，你可以看见朱德热心地等人家选他参加篮球队……”很多外来者被吸收进边区政府职能体系，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已经拥有人口140多万，约7900名政府公务员。1000余人在边区政府，其他则分配到县、区、乡各级机构中去。与国民党官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没有一个共产党干部的生活不是简单朴素的，这些穿着土布衣裳与来访者长时间握手的领袖们，让越来越多访问延安的人带出去了一个有别于国统区、沦陷区的乌托邦似的印象。

　　“延安在抗战时期实行的是减租减息，可以团结地主阶级抗战。共产党领导的19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都统一实行这套政策，陕甘宁做得最好，这才被称为民主中国的模型。那时连少数民族自治都有，在陕甘宁边区有回族、蒙族聚集的乡，就实行民族自治。”庞松说，“这个模型里最关键的就是共产党领导，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而边区的经济规模很小，工商业、公营企业很少，为了生产自救打破敌人封锁，搞了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但还不叫国营，而叫公营，规模很小，基础很薄弱，很难说经济里有哪些是社会主义因素。所以侧重强调政治上的因素，只要掌握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实行稳健务实的经济政策，我们就能在这一亩三分地里使新民主主义制度走向健全和成熟，然后再推向全国。”除了民众参与、简政放权、社区自治等特点，延安还意味着一种观念：就是各民主阶级的利益矛盾，可以在不超出共同要求的基础上获得调节，这个共同要求，就是创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当时这个政治模型还很不完备，1940年写《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庞松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逐渐形成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16字方针，是1947年提出的，后来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政策直至50年代初一直指导着中国经济发展。“在抗战严峻的环境下，共产党领导的19个地方政权，9000万人口，以陕甘宁为样板，成为民主中国模型能够生存、发展、巩固的根本，成为未来建立共和国的地方基础，形成了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模式。当时在延安，党内有哲学班、文化班，张闻天、艾思奇、陈伯达很多讲师，结合马列主义教材，毛泽东出的大题目，要在党内形成第二次启蒙，就是在现实的国情条件下，怎样去争取民族解放革命战争的胜利？大家都在探讨，所有的学习过程由毛泽东总结提炼，当时还不成体系，只是理论形态，就是新民主主义这样一个框架。”

　　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偏重的是如何掌握革命领导权，如何团结一切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到1945年的“七大”，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涵完全体现出来；《论联合政府》发表，谈新民主主义时已经不只是联合各阶级抗战的方针了，而是明确提出“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对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应该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毛泽东都做了详尽说明。概言之，政治上，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经济上，除了国营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绝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针在《共同纲领》中得到全面体现，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从1953年开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自然发展，被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观愿望提早结束，新民主主义独创性实践被认为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已经不是毛泽东自己创立的那个新民主主义了。庞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