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新人口论》(节选)

　　关于人口与粮食的关系，因限于篇幅，不愿在这里多谈，拟另作一文专论之。在这里，我只说我国地少人多，全国六亿四千万人口，每人平均分不到三亩地。虽有人说我国有十五亿亩荒地，但这些荒地有的是石山，有的是没有水源的，有的是少数民族世世代代借以为生的草原地，根本不能开垦的，到底有多少荒地可以开垦，迄无确实统计，加以工业落后，财力有限，一时尚不能大规模进行垦荒。虽然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之间，每年开垦了一千四百多万亩荒地，但由于人口的增加，每人平均分到的耕地，已自一九五三年的二亩八分降至一九五五年二亩七分。况自然灾害影响着农业生产，使农民的收入极不稳定。如江苏省在一九五五年每户农民平均收入是三百零六元(这是抽查的材料，不能完全代表江苏省全部情况)，假定一户四口，每口不过分到七十六元五角。该省一九五六年遇到灾害，全省农民平均收入每人下降到四十九元九角。农民收入之不稳定如此，要完全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必需多兴办像三门峡这样的大水利工程，这有待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推行，尤有待于资金的多多积累。故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通通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主席这些话是从他心中说出来的，这是全国人民之福，倘能把人口控制起来，这个崇高的愿望，不难成为事实。

　　生育计划与计划经济

　　1979年7月25日，98岁的马寅初终于等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登门向他传达党中央的平反意见：“1958年以前和1959年以后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党组织正在为您平反。”9月15日，马寅初委托儿子马本初致答词，第一句就是：“一样东西平反过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是这样。这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巨大的力量。”

　　记者◎曾焱

　　《新人口论》的形成

　　1953年，新中国从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进入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阶段，这一年，全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引起了北大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注意。

　　“小爷爷从美国回国后就一直有控制人口的思想，认为中国人口问题特殊，主要是人多、素质低。1920年他在《新青年》第7卷上发表《计算人口的数学》，这是他第一篇关于人口研究的文章。1929到1932年，他在杭州财务学校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经济学，这期间特别开讲人口问题，设置了6个课时。新中国成立后，他看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感情很深，于是认为提出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的人口国策时机成熟了。”马寅初的侄孙、杭州马寅初纪念馆馆员马大成告诉本刊记者。

　　这第一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是，截至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l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20‰。马寅初对这个结果表示怀疑。因为1953年人口普查是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即将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出实际增长率，马寅初认为，这种调查方法不能概括全貌。1954年，已经73岁的他3次到浙江视察，先后深入黄岩、乐清、温州、永嘉、宁波、嵊县等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他发现，虽然各地人口增殖的情况不一样，但最少的也增殖了22‰以上，有些地方甚至达到30‰。

　　这3次视察，秘书姜明一直跟随在旁，她1954年被选派到马寅初身边，一直到1961年马寅初搬离北大。今年已经80岁的老人虽然多病，对一些往事还是记忆很深，她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马老每次去外地，都是带上我和一个警卫员就出发了。1954年四五月份，我们在浙江龙游鸡鸣堰水利设施视察时，每次汽车一停下来，就有一大群孩子围上来看，这个细节引起了马老的关注。他发现农村儿童特别多，感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姜明说，马老后来又去了江西的南昌、建余、九江等地，到庐山后，他利用休息的3个星期时间，把自己的调查研究写成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发言稿，准备在195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

　　会上的情形，马寅初后来在自己的文章中做了记述：“提出以前先在浙江小组进行讨论，小组会上除少数人外，其余代表好多不表示意见，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也有的认为，说话虽与马尔萨斯不同，但思想体系是马尔萨斯的。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我认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动地把这篇发言稿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上提出来。”1956年，马寅初再去上海、浙江等地视察。这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马寅初看过报告后非常兴奋，他认为节育问题被中共中央提上了议事日程，公开谈人口问题的时机成熟了。

　　“我第一次听马老谈论他的新人口理论是1956年，在北大临湖轩——原来是司徒雷登的住处，后来用做会堂和接待室。那天马老拿出写好的文章请我们讨论，讨论完了还请我们吃饭。”今年86岁的原北大经济系教授、北京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张友仁老先生对本刊记者回忆。在马寅初任北大校长时期，张友仁和他有过比较多的接触。张友仁家里留有一张老黑白照片，是1949年他第一次见到马老时，为马老和他两个学生拍下的一张合影。“1949年北大经济系还在沙滩北楼。3月18日马老到北京参加一个响应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座谈会，第二天他躲开秘书和警卫员，一个人跑到北大来看两个学生——当时的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和经济系主任赵迺摶。我早听说过抗战期间马老在重庆和四大家族斗争到底不惜坐牢的事，也读过他的经济学著作，觉得这是一个传奇人物，但那天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和气的长者，既传奇又普通。1951年马老当了北大校长后，我本来只是他学生的学生，很少有当面聆听教导的机会，但是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进行调整后，北大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由我代理主任，第一位到北大的苏联专家古马青珂教授也在我们室任教和指导工作。古马青珂同时兼任校长顾问，这样我就有比较多的机会接触马老了，经常被他叫到校长办公室汇报教研室的工作。”张友仁告诉本刊记者，1955年马老当选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首批委员，1956年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他尽管公务很多，还是挤出时间做经济研究，有了观点后往往先请一些经济系的教授到临湖轩去征求意见。在张友仁心目中，马老在治学方面是个很虚心的人。“为了能够阅读俄文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流行的书籍，他71岁开始自学俄语。北大有大报告会的时候，他不但作为主席到会主持，而且从头到尾坐在报告桌的侧面，认真听讲和记笔记。”

　　“向科学进军”是1956年1月毛泽东在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目标。这次会上，周恩来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首次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了科技发展要“瞄准尖端、重点突破、迎头赶上”的战略指导思想。会后，国家就制定了发展科学技术的“12年规划”和“10年规划”，这两个规划的实施催生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批科技成果。与此同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1956年基本完成，其标志就是1月15日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寅初在这一时刻的感受尤其不同于一般，因为他曾在1955年撰写论文《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政府和平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出建议，文章送请主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陈云阅后，得到了肯定意见。马寅初后来说：“我在文中提出的所有矛盾，都已按照我所提出的解决方法一一解决了，我所主张的全行全业合营，亦已完全做到，我的预见已变为现实，心中觉得非常愉快。”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1957年，马寅初对他3年来的人口问题继续研究并加紧完善。1957年3月2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言，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毛泽东对这篇发言表示赞赏，他指出：“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毛泽东的态度对马寅初是极大的鼓励。于是半个多月后，他在3月21日的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上再次着重谈了控制人口的问题，认为“生育也必须有计划”。同时他也阐明自己的主张与马尔萨斯的不同。

　　“1957年4月27日，马老向北大师生发表了人口问题演讲，地点就在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大饭厅，也就是现在‘百年讲堂’那个地方。”张友仁告诉本刊记者。这是马寅初在1949年后的首次公开演讲，校园里提前张贴了海报，师生们可以说是奔走相告，在《马寅初全集补编》里可以找到当年海报的原文。马寅初用大量材料和生动的比喻，为师生们讲述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以及他在人口问题上的见解。但就是在这次公开演讲中，他说了一句日后他自己也感到不妥的话：“如人口这样增长下去，50年后，中国人民不免因生活困难而侵略他国。”此事发生将近一年后，《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3月21日刊载了一篇短文，题为《马校长的两张大字报》，其中第二张大字报的内容即为这件事做自我批评，马寅初写道：“这些话说出后，转背一想，知道大错特错了。”“好在这句话没有见诸文字，在起草《新人口论》时，亦把此句删去了。”

　　这个演讲稿经过加工整理，成为《新人口论》发言稿，于6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7月3日，马寅初在会上做了《新人口论》书面发言。7月5日全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从10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篇幅不长，却是超越时代的宏论。

　　单枪匹马出来应战

　　就在马寅初向北大师生发表人口演讲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即“大鸣大放”。到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醒注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整风运动，向党发动进攻。7月3日马寅初在会上做《新人口论》书面发言的时候，“反右”运动已经扩大化了。据张友仁回忆，马寅初当初受到了批判，康生等人甚至想把他打成“右派”，中央统战部许涤新副部长为此专门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

　　在周恩来的出面制止下，马寅初没有像著名学者钱伟长、曾昭抡、费孝通等人那样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但此时毛泽东对控制人口的设想也出现了变化。1957年新中国已经圆满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也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十四条(修正草案)》，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到1958年7月，湖北最早传出“亩产万斤粮”的消息，各地纷纷跟风“放卫星”，毛泽东在这些虚假信息影响下就认为：“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

　　“1958年5月4日，北大庆祝建校60周年。在庆祝大会上，陈伯达上台演讲，他突然点了马寅初校长的名字，说‘马老也要做检讨’。7月1日康生来北大做报告，也点了马老的名，说他是‘马尔萨斯的马’。”张友仁还记得这两次会场的大致情形。就这样，对《新人口论》的批判开始了，全国范围内有200余人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撰文批马。

　　姜明回忆，马老对这场围攻既不气馁，也不轻易苟同，而是细心阅读那些批判他的文章。“看到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评，他就很高兴地对我说：‘这里补充得很对，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并要我摘录下来。对于一些不说理的谩骂文章，他看后对我说：‘这些文章不好……没有什么内容，不能以理服人。’”张友仁说，北大经济系的教师中也有人赞同《新人口论》的观点。1958年初，陈岱孙、樊弘、赵靖等教授组织了一个人口理论研究会，讨论人口问题，陈岱孙教授等人是赞同马老的，“但是批判《新人口论》以来，北大并没有像别的政治运动那样揪出一个集团，这主要是由于马老将一切责任独自包揽下来，没有牵连别人”。

　　1959年庐山会议后，周恩来约马寅初谈了一次话，劝马寅初不要过于固执，从大局着眼，还是写个检讨好。周恩来是马寅初一生敬爱的人。姜明就告诉本刊记者，1976年后有一次她去东总布胡同的马老家中看望，马老反复对她说，90岁做直肠癌手术，是周总理帮他从天津请的名医。但在1959年，对总理的劝告他表示了感谢和歉意，对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进行梳理后，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写道：“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好拒绝检讨。”1959年11月，马寅初给《新建设》送去5万余字长文《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在文章的第五部分“附带声明”中，他对1958年以来，尤其是1959年后的批判做了庄严反击：“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这篇文章被康生授意配发“编者按”后发表，《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新建设》等报刊又对马老组织了新一轮的批判文章，有近60篇。1959年12月12日，马寅初约见《新建设》杂志编辑，要求在1960年1月发表他的《重申我的要求》一文。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马寅初对那些批判他的主要观点逐一反驳。他说：“人越多，意见越多，使我领教的机会更多，不难最后只要以一篇文章来答谢几百位先生的好意。”文章被送到康生手中，康生指示当时的北大党委书记要对马寅初“彻底批判”。据张友仁回忆，从1959年12月24日到1960年1月，北京大学在康生的授意下掀起了大规模的批马运动，大字报、批判会、批判文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连马老住的燕园63号院，玻璃窗户上也贴满了大字报”。

　　坚持到底

　　马寅初被点名批判后，张友仁说，在校园里有时还能见到他，“从马老家里出来有一道斜坡，他常走到那儿等车来接他，我远远见过几次，他的样子还跟平时一样”。1958年冬天，北大部分教师和干部被下放到门头沟斋堂乡劳动锻炼，77岁高龄的马寅初仍亲自到斋堂，挨村看望下放的人，还留在那里住了一宿。张友仁说，当时对《新人口论》的批判已经到了高潮，马老一点不提被批的事，跟大家一起劳动，乐呵呵的样子。第二天早晨张友仁扛着锄头下地，马老看见他了，还喊他“张先生，张先生”……“他平时就这样，待人很客气，一直称呼我张先生，虽然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才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小助教。1953年马老住在颐和园排云殿旁边的国务院招待所里，有一回请我们几个主任去吃午饭，饭后坚持要送我们到颐和园大门口。这段路有两里多地，一路上不断碰到来游园的北大师生，马老都热情地跟他们一个一个握手和简短交谈。”姜明也说，她在马老身边工作7年，见他和人说话声音总是不大不小，没对身边的人发过脾气。

　　1960年1月4日，马寅初被迫向教育部写报告请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务。1916年他应蔡元培的聘请到北京大学任经济学系教授，1919年他被推选为北大的第一任教务长。1951年他出任北大校长时，在北大沙滩民主广场上举行的那场欢迎会，师生的真挚和热烈曾让张友仁那一代青年教师永远都不会忘记。“学生们高兴地把他抬起来，马老也很高兴，说北京大学是他娘家，回到了娘家，见到了红楼，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但是在1960年3月18日，马寅初默默搬离北大燕园，回到东总布胡同32号的老宅。从那以后，张友仁再也没有在校园里见到过马老。但马寅初辞去北大校长后，并没有停止阐述他的人口理论。1960年3月到10月，他先后参加了十几次政协北京市东城区小组学习会，他在会上表明态度：“我提出人口控制，这是真正的学术问题，但有人却硬把这说成是政治问题，所以，我不服，我要坚持到底。”

　　1962年，马寅初在年头、年尾两次回到浙江的老家嵊县调查。马寅初的侄孙、杭州马寅初纪念馆馆员马大成对本刊记者讲述了老先生这最后一次回老家的经过：“小爷爷那年81岁，一只脚已经不太方便。家里人都劝他不要下去调研了，他坚持要去。这回的情形和1954年大不相同，他被点名批判已经在全国产生影响了，群众都躲着他，不跟他说真话，小爷爷很是感慨。他50多年里都有早晚洗冷水的习惯，但那次在老家却洗病了，得了肺炎，此后元气大伤，双脚都行动不便了。这次他身体的垮掉，和心情很有关系。”

　　1963年马寅初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职务，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还一直保留，也没有降薪，每个月有460多元，比“大右派”章伯钧他们待遇要好很多。“以后整整3年，小爷爷都在家里进行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精心写他一生中最大的著作《农书》，初稿100多万字，写完后没人发表，就收在一个藤箱子里面。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虽然周总理指示对他做特殊保护，但手稿还是被提心吊胆的家里人当‘四旧’给烧掉了。”马大成说。

　　历史事实证明了马寅初的观点。1972年国家渐渐开始重视计划生育问题，马寅初的政治环境有了好转。马大成的大姐、二姐、三姐先后从老家到北京照顾马寅初，其中二姐马云源在老人身边待了8年。马大成听二姐说，晚年马寅初很恋家乡，家里做的都是老家口味的菜，几个孩子也全和他说嵊县话。1979年7月25日，98岁的马寅初终于等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登门向他传达党中央的平反意见：“1958年以前和1959年以后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党组织正在为您平反。”9月15日，马寅初委托儿子马本初致答词，第一句就是：“一样东西平反过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是这样。这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巨大的力量。”

　　马寅初先生，便是真正“有宽广的胸怀和巨大的力量”的人。1982年，他以101岁高龄在北京医院去世。马大成说，家人遵照他的意愿，将骨灰分成两份，一半留在北京八宝山，一半送回老家嵊县，葬于下王舍村他母亲的坟旁。(实习生温馨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