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给毛主席的信》(节选)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

　　那次突然逆转的会议

　　“其实这次去庐山之前，彭老总出去走了一下。先到东北了解了一些情况，但不是很深入，他也说了一些鼓励的话。然后就到西北，到西北之后就不太好了，他看出一些问题，但他没有多说。后来又回他老家去考察，这是最可靠的，老家人给他说真话，而且没有拘束地到处去看。”何定说，“后来他又到韶山看了一下，韶山情况也不好，他忧心如焚。”

　　记者◎李晶晶

　　上庐山

　　1959年7月1日早晨彭德怀到达庐山，准备参加第二天召开的庐山会议。和他一起到达的有：贺龙、李富春、习仲勋、陆定一、康生、张闻天、贾拓夫等。他们从北京出发，乘一组专列先到武汉，然后换乘江轮到九江，再由九江登岸乘汽车上山。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始的计划只是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彭德怀是在并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上庐山开会的。”何定，《彭德怀传》撰记组副组长，已年过八旬。在编写《彭德怀传》的过程中，历时十余年，她遍访了彭德怀生前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和相关的知情人。

　　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怀先后对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了近50天的友好访问。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汇报国内经济形势和部队的思想情况。月末，彭德怀接到了开会的通知。

　　“彭老总当时想让黄克诚去庐山开会，自己留下值班。主要是考虑到，黄克诚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地方的情况比自己熟悉。另外，他计划写一本关于建军经验的书，想抽空做些准备，并看看出访期间积压下来的文件材料。但是黄克诚却担心如果彭老总不去，毛主席会不高兴，于是还是劝说他上庐山。”何定在编撰《彭德怀传》时曾专程采访过黄克诚。

　　在开往武汉的火车上，彭德怀一直在阅读他出访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发的重要文件、内部资料和群众来信。7月2日彭德怀到达庐山后，被安排住在河东路一侧的176号别墅。这是一座有一间大厅，两头各有一套卧室、书房、卫生间的美式建筑。

　　“庐山会议的大背景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很大成绩，毛主席的意思是想再搞快一点，早日进入共产主义。”何定说。全国解放后，从1949到1953年，仅用了三年时间，国民经济就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在进一步建设的探索中，新中国仿照苏联工业化模式实施“五年计划”。从1953到1957年“一五”计划顺利完成，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1957年的国民收入比1952年增长53%。“当时社会安定、民风良好，大家为了建设新中国，人人都争先恐后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太着急，很多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出问题后，周总理在成都会议上出来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人民公社化又加深了冒进，毛主席后来也意识到了问题，所以，庐山会议一开始是想纠一下偏。

　　人民公社化的冒进前提是，1958年7月，农业战线喜讯频传，各媒体先后刊登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万斤，放了一个大“卫星”。随即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这些信息都影响了毛泽东的冷静决策。但到1958年10月，他也开始发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出现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问题，亲自布置田家英和吴冷西及中央各方面人物下去调查。

　　开个神仙会

　　毛泽东把第一阶段的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

　　上庐山之前，毛泽东一路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4省，对许多情况做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前后酝酿了19个问题。“庐山开会的时候，全国城乡的经济情况，已经开始有所缓和，但没有根本好转。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毛泽东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偏差，已经从思想上提出纠‘左’问题。他多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和中央全会，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并且获得了一些成效。毛泽东对于这方面的成绩是相当满意的。”何定说。

　　但是，由于当时所有这些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仍然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提出和实行的，因而这种纠“左”的工作也是很不彻底的。一再修改后的指标仍然偏高；公社中仍然保留着供给制、公共食堂等许多“左”的做法，严重危害着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在彭德怀和一部分与会者中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要求，主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迅速扭转紧张局势。

　　会议按照当时的行政大区编组，共分6个组，彭德怀参加的是西北组。从7月3日到7月10日的8天中，他先后做了7次发言和插话。以他的一贯风格，发言开门见山，毫不拐弯抹角。有的话直涉毛泽东，他也不加回避。

　　“其实这次去庐山之前，彭老总出去走了一下。先到东北了解了一些情况，但不是很深入，他也说了一些鼓励的话。然后就到西北，到西北之后就不太好了，他看出一些问题，但他没有多说。后来又回他老家去考察，这是最可靠的，老家人给他说真话，而且没有拘束地到处去看。”何定说，“后来他又到韶山看了一下，韶山情况也不好，他忧心如焚。在湖南时还碰见薄一波，也谈起这个问题。我们也采访了薄一波，他当时回忆说，在株洲的时候碰到的，谈到当年的粮食产量时，彭德怀有把握地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1200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过了头，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情绪，估计征购900亿斤为宜。薄一波建议彭德怀给中央发个电报。彭德怀于是写信给中央，提出征购减少到900亿斤。”

　　事实上，1959年4月，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中，曾号召大家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学习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会后彭德怀返回北京，一直到出国访问，何定说，大约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的案头总是放着一本线装的《明史·海瑞传》，批阅文电之余，便拿起阅读。彭德怀在庐山作发言和插话的时候，是否想到了海瑞？大家不得而知，但是，他从毛泽东号召讲真话、学海瑞中受到了鼓励，则是可以肯定的。

　　“彭德怀在发言中还间或夹杂有粗俗的言辞，引起了一些人的极大不快，这是不难理解的。”何定说。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他那本著名的《西行漫记》中说过：“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事实上，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并没有如实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会议印发的简报中，把彭德怀意见中那些言辞最尖锐的部分，特别是直接涉及毛泽东的一些话，都删去了。彭德怀当时很不满意，其实，负责整理简报的工作人员是出于一片好心。”何定曾经花费了近两个月时间，翻看了庐山会议所有各种记录。

　　就在7月10日前后，毛泽东指定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吴冷西、李锐和田家英，成立一个起草文件小组，胡乔木任组长。由他们负责把各组对19个问题的讨论意见集中、整理，写出庐山会议议定的记录(草案)，印发各组研究修改，准备最后定稿，然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这个文件的草稿，于7月14日印发给各组，名叫《关于形势和任务——1959年7月2日至×日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再用几天时间把《议定记录》修改好，庐山会议就可以按期结束了。这样的结果与彭德怀原来对会议的期望，存在很大距离。特别是听到会议将于7月15日结束的消息后，他更加着急：开了这么多天会，问题并未很好地解决，难道就这样结束了？

　　7月12日上午，经过一夜反复思索后，彭德怀决心找毛泽东面谈，把自己对当前问题的看法统统告诉他，希望毛泽东能在会议上把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再着重讲一讲。在他看来，凭着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扭转这些问题并不困难。可是事有不巧，警卫人员告诉他，主席昨晚一夜没睡，刚刚躺下。

　　找毛泽东当面谈意见或是提意见，对彭德怀来说，不是难事。长征后期，红军从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任政委，彭德怀曾任司令员。行军宿营，总是住在一个院子里，二人朝夕相处，无事不商。一次马家骑兵来袭，军情紧急，彭德怀直入毛泽东房间，见毛泽东酣睡未醒，便把毡子一掀，将毛泽东叫起来。那时，还有贺子珍和毛泽东住在一起呢。毛泽东一点也不生气，马上和彭德怀研究如何御敌。毛泽东曾说过，只有老彭才在人家睡觉的时候还来提意见。而彭德怀所提的问题，在毛泽东的决断下，也很快得到了解决。

　　但今天，在庐山的情况虽然紧急，毕竟已不是战争年代。彭德怀这次没有去敲门提意见，而是返回了自己住所。从彭德怀住的176号别墅到毛泽东住的编号为180的“美庐”，走林荫甬道不过200米左右，但是一次面谈的机会却失掉了。

　　给毛主席的信

　　“当晚，彭德怀从周恩来住处开会回来，曾对随行参谋王承光说：这次会议开了10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谈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有思想性的发言。我在西北小组会上讲的一些意见，简报上也没有看到，恐怕也不会引起大家注意。”何定慢慢地叙述着，“在采访王承光时，他告诉我们，当时彭总和他说到，1958年的大跃进经验很丰富，发生的问题也不少，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可是在会议上，到现在还没人讲这个问题。有些意见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上讲一下。只要主席讲一次，就会起很大的作用。这是彭德怀第一次明确表露给毛泽东写信的想法和动机。”

　　此前，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小舟到176号别墅去看望彭德怀，两人也曾谈到写信问题。在彭德怀的笔记中有这样的记录：“西北小组讨论得不错。我还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便在小组会上讲，打算把没有讲完的意见，写一封信给主席。”周小舟问他为什么不对主席当面谈谈，彭德怀认为：“当面谈固然很好，不过我说话总是不容易说完全，又好顶撞。主席对问题的看法很尖锐，看得很深。对问题没有很好研究时，当面谈不仅浪费他的时间，有时还容易引起误会。”周小舟当时认为，彭德怀只要把在西北小组会上的插话加以充实，写给主席看看，也就很好了。

　　“就这样，7月13日中午，彭德怀拿着拟好的提纲，把参谋王承光叫来，口述了他给主席写信的内容，让参谋起草初稿。然后，彭德怀做了修改，交参谋誊清，成为二稿。7月14日中午，彭德怀又对二稿仔细做了修改，交参谋誊抄清楚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下午5点半左右，王承光奉彭德怀之命，把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高智。这就是所谓彭德怀给毛泽东上书的简单过程。”何定说。

　　信送上去后，彭德怀静待毛泽东的回音。在萌生了写信的念头后，彭德怀曾对人谈过他在写这封信前的一些考虑：他知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对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都有觉察和担心，但他认为刘少奇不便讲，周恩来刚被批评不能讲，陈云、邓小平在山下没有机会讲，只有他来谈谈比较适当。他认为：“如果有意见不讲出来，那我们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彭德怀送去的信，毛泽东看后，没有立即做出评论。两天后，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后来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说：“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

　　“但是后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体会议上，严厉批评彭德怀，突然转舵，使本来要纠正‘左’的错误的庐山会议，变为一场批判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而且在全国开始了反‘右’倾运动。这件事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没有料到。”何定说。

　　庐山会议后，1961年9月19日，已搬出中南海、居住在海淀区挂甲屯吴家花园两年的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明年春天再去太行山”。他的请求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10月30日，他与秘书金石、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卫生员吕少俊一行5人从北京出发去湖南。一个多月中，他踏访了故乡的山山水水，同时写下了5个实地调查报告。

　　“12月17日，彭德怀在湘潭做调查时，从地委书记华国锋的谈话中，得知中央将于1962年1月10日召开全国县委书记以上数千人的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简称‘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彭老总当时对这次会议是满怀信心和希望的。”何定说，“于是，12月26日，彭总从故乡带着5份调查报告，赶回北京。这些报告反映了落实农村政策、农村形势好转和尚未解决的问题。到京后，他将这5份报告送到杨尚昆手里，请他转呈毛泽东和党中央，并希望毛泽东看过报告后能和他谈谈，彭老总仍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为党做一点工作。”

　　后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以书面形式先发到与会者手中讨论评议。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接到了报告全文，他认真读下去，对报告很满意。报告在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工农业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人民公社在一个时期内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

　　(实习记者温馨对本文亦有贡献。文中部分资料参阅《彭德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