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青：《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节选)

　　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许多逃荒的灾民扶老携幼拥挤在候车室里，他们正等待着国家运送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从这里开过……

　　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他没有再讲下去，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这时有人才理解，为什么焦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

　　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会议这时才正式开始。

　　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鼓励大家像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

　　以后，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同敌人英勇搏斗，前仆后继。有个地区，在一个月内曾经有9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烈士马福重被敌人杀害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使县委领导核心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了。他们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了自力更生消“三害”的决心。不久，在焦裕禄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制定出来了。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

　　焦裕禄：穿越时代的人道主义

　　1966年2月7日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1小时20分钟播出了新华社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这篇报道，并配发社论。

　　人们于是知道了这样一位县委书记，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老百姓吃上饭。他变成了那个时代党群关系的一种特殊象征。

　　主笔◎李伟

　　发现焦裕禄

　　1962年12月5日，焦裕禄来到兰考县委报到，此前他在尉氏县任了半年的县委书记，再往前他是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一名车间主任。焦裕禄在兰考一共1年3个月，更具体说是475天。这名基层14级干部在生前默默无闻。

　　3年后，1965年12月初，兰考县委院子里来了一位“有些派头”的年轻人。这个人就是新华社驻河南分社记者周原。

　　周原迎面碰上了兰考县宣传干事刘俊生。他告诉刘俊生，要到豫东灾区寻找先进典型和线索。“我当时说，兰考开展‘除三害’斗争，把我们的县委书记都活活累死了。”40多年后，刘俊生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情景，“周原就问，谁累死了？我回答，我们的县委书记焦裕禄。”

　　记者周原原名乔元庆，父亲乔秋远是与范长江同时代的新闻人，1942年在太行山区随军采访左权将军时牺牲，与左权同墓安葬。1948年，为继承父亲遗志，周原从部队转入新华社工作。

　　周原是受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穆青的委派来豫东“踩点”的。此前穆青带领记者冯健、杨居仁等去西安召开分社会议，绕道郑州，召集了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一次座谈会。会上的发言资格都由分社社长“内定”，周原和他的夫人陈健(同为河南分社记者)不在其中。1957年周原在报道三门峡工程时，批评了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和特权作风，被打成“右派”劳改三年。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他才得以重回新华社。

　　该发言的记者都说完了，穆青就要求周原谈谈想法。穆青认识周原，不仅因为周原的父亲，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挖掘出了有重大影响力的典型——史来贺。周原在重返新华社后去豫北灾区采访了7个月。穆青来之前，他刚从豫北黄河故道老灾区原阳、延津、封丘回来，周原谈的是这三个县的情况。

　　上世纪60年代初，河南农村经历了“大跃进”冒进带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群众生活极为艰苦，干部工作消极，老百姓四处逃荒，等吃救济粮。周原一直希望能在这种普遍的消极中寻找到积极因素，鼓舞人们战胜灾难。

　　周原对穆青说，灾区困难重重，但他也看到了希望。原阳县农村有个老太太，经常在粮店一坐就是半天，工作人员问她干什么，她说，俺连年吃救济粮，啥时候能够提一兜自己种的粮食，来这里坐坐，心里也舒坦些。周原认为，地、县两级领导往往只看到消极面。穆青于是被周原所触动，他说，在河南当记者，不去灾区采访就不是好记者。第二天穆青启程前往西安，临行前安排周原去豫东灾区物色采访线索和典型对象，十天半个月回来向他汇报。

　　周原当天傍晚就到了穆青的老家杞县。接待他的人说，晚上所有干部都看戏去了，不好找人，明天再说。第二天一早，周原就跳上了一辆长途车，上车后才发现是去兰考的。在兰考，刘俊生拿出了他保留的几件焦裕禄遗物，包括穿破的棉鞋和袜子，还有一把破藤椅。刘俊生向本刊记者回忆，他当时告诉周原，焦裕禄是因肝癌去世的，他坐在这把藤椅上坚持工作，肝病疼得厉害时，就用硬物顶着，久而久之，藤椅就顶出了一个大窟窿。周原摸着椅子上的洞，和刘俊生一起哭了。

　　刘俊生告诉本刊记者，当天下午，新任县委书记周化民让他带周原去采访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张钦礼是兰考人，父母都是老革命、老党员，他从小随父母打游击，解放后一直在兰考工作。张钦礼命运起伏跌宕，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会成为焦点。在焦裕禄来之前，他就是“除三害”(风沙、盐碱、内涝)的倡导者，焦裕禄与张钦礼的接触非常多。焦裕禄去世后，张钦礼在全省治沙工作会议上首次介绍了焦裕禄的事迹。他也是后来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后称“大通讯”)的重要采访对象。

　　张钦礼和周原一口气谈了18个小时，都是焦裕禄如何带领全县人民抗灾发展生产的事情。周原被焦裕禄的事迹所吸引，采访常常被两个人的抽泣所打断。时间过去40多年，现在周原已经82岁了，在北京新华社的普通公寓内颐养晚年。尽管语言与行走都有障碍，但对本刊记者回顾起当年的采访经过，仍旧唏嘘不已。

　　因为周原表达不便，很多经过都由周原的妻子、现年82岁的陈健陈述。她说，第二天一早，张钦礼和周原骑上自行车去张庄考察。选择张庄有两个原因：第一，张庄有个9米多高的大沙丘，焦裕禄提出的“贴膏药扎针”的封沙丘办法在这里打的第一炮，而且有了成效；第二，张钦礼提供了大量焦裕禄的素材，情节非常完整，张庄是他经常下的点，去这里采访老乡可以验证焦裕禄事迹的可靠程度。周原和张钦礼在张庄住了3天，主要采访群众，经常谈到深夜。随后，周原又去了几个村子采访基层干部和村民。

　　周原在兰考一共6天，随后又去了杞县、民权、柘城、虞县，最后回到郑州。穆青一行正好从西安回来。在河南省委招待所，周原断断续续汇报了情况，穆青也被焦裕禄的故事所感动，决定亲自带记者前往兰考。

　　天灾人祸

　　1965年12月17日上午，穆青带领的采访小组走进了兰考的县委大院。

　　大院里有两排破旧的平房，白花花的盐碱漫地而生，爬上墙头、窗台，红砖墙被盐碱咬蚀得斑驳鳞体。院子中央有一棵不高的石榴树，像一株褐色的铁枝。县委会议室内正面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的画像，西面墙上有一只老式挂钟。屋子中间是一张破旧的长方形木桌，两面对摆着几张破木条钉起来的连椅。张钦礼就在这里向记者们汇报。

　　兰考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开封市东侧。黄河在兰考拐了一个急弯，折向东北而去，进入山东。每到汛期，急弯处最容易决口。历史上，黄河在兰考的大决口就有29次，造成11次改道，小决口不计其数，整个兰考版图都处在黄泛区和沿黄背河洼地上。洪水流速快，就留下了黄沙，流速慢留下淤泥，水退不出去，就形成了盐碱地。黄河水位与原先兰考火车站的水塔齐平，高悬县城20余米，洪水排不出去，于是，风沙、盐碱与内涝成为兰考的“三害”。

　　兰考有34万人口，每到饥馑年，都有老百姓举家逃荒乞讨。

　　周原的妻子陈健当时也是新华社河南分社的骨干记者。她回忆说，兰考曾经种植了从许河村到红庙50华里的10道防风林，但为了大炼钢铁把树全部砍光，风沙再起，形成了新的沙丘。兰考的沙土地适宜种植花生、芝麻、西瓜等经济作物，占全年收入的1/3，但为了推行“以粮为纲”，强制种植小麦，每亩只能产100多斤，7000多头牲畜饿死病死6000多头。“大跃进”前，兰考粮食年产近2亿斤，到焦裕禄来之前，下降到7000万斤，人口出现负增长，一些村庄都没有孩子出生。

　　1962年秋，兰考最穷的村子老韩陵每人只分到了12两红高粱穗，这还是老秤(16两为1斤)的12两。“大半年的口粮，够一顿吃的么？”刘俊生说。

　　饥饿同样是陈健的记忆：“我们在河南的乡村采访，住在老乡家，都没有吃的。每天晚上到22点，就饿得走不动，只能在床上躺着。”

　　干部队伍被迫害得更惨。1957年，兰考1/3干部被打成“右派”，1958年张钦礼等反对浮夸风、共产风，有一半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所以，焦裕禄来到兰考，面临的不是自然灾害带来的无法想象的困境，而是千千万万因人祸挣扎在饥饿和死亡边缘的生灵。”陈健说。

　　重新回到44年前的那间简陋的会议室，刘俊生告诉本刊记者，最后一个汇报的是他，他告诉穆青，焦裕禄病危时还念叨着：张庄的沙丘封住没有？赵跺楼的庄稼淹了没有？老韩陵的泡桐栽了多少？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让我看看……

　　“这时穆青坐不住了。”刘俊生站起来模仿着穆青的动作，“他在会议室里从东走到西，一边踱步，一边擦眼泪，他说，工作了28年从来没哭过。”

　　在县委的座谈会一直持续到深夜，第二天，周原继续留在县委采访，穆青则去治沙治水最艰苦的地方，想看看“除三害”的成效如何，焦裕禄在群众中到底是什么样。刘俊生回忆，秦寨有个叫秦有礼的老人对穆青说，好人不长命啊，要能顶替，我愿意把命换给焦书记。

　　在兰考，每个人的情绪都难以平静，第三天一早，穆青率队返回开封，住在国际旅行社，当晚开始写稿。

　　发表的压力

　　按照穆青的安排，周原写焦裕禄这篇通讯，冯健写豫东形势的通讯，杨居仁写社论，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朱波写短评。

　　半夜，穆青到周原的房里，看到稿纸上有一句话：“他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穆青对此非常激赏，要求这样的话多来几句。“因为时间很短暂，我当时所能做的就是把所有焦裕禄感人的材料写上去。”周原说。

　　写作一直持续到清晨，早饭后他们返回郑州，回到家，周原继续写稿，下午16点多完成了1.2万多字的初稿。穆青通知他去招待所向省委领导汇报豫东之行，主要谈焦裕禄，并让他宣读了通讯的初稿。

　　当天晚上，穆青带着初稿返回了北京。周原要求同去北京改稿，穆青没有同意，说需要的时候会通知他。

　　穆青回到北京后，把稿子打印出几十份，发给国内部的同事征求意见，然后由冯健修改，最后再由穆青修改。

　　穆青生前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说：“这篇文章里，我们担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兰考的灾荒敢不敢写，困难时期没饭吃、逃荒，这个事情敢不敢写？我是大胆地把它写出来了。不写困难，不写灾荒，焦裕禄的事迹、精神就写不出来，写了这些就是暴露黑暗面。在这个问题上我拿不定主意，但我还是大胆地写了。我说，如果不让发表，就算了，就不要发表，要发表就不能把灾荒情况删掉，否则，这个典型就没意义了。第二个，我没写阶级斗争，一句话也没说。那个时候就是强调阶级斗争，但是我没有写，因为在焦裕禄那个地方没有搞阶级斗争，逃荒要饭能算是阶级斗争吗？不能算是阶级斗争，只是一些群众觉得困难，想离开那个地方。但是，这不能上升到阶级斗争。应该实事求是，没有就是没有，不能瞎写。”

　　稿子改到第5遍，穆青拿给了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吴冷西看了稿子说：“多少年没有看过这么感人至深的作品了。”但是他觉得稿子的结尾“哭坟”一段写得太悲惨，他建议：“应该有一点昂扬的气概，尾巴不能耷拉下去，要翘起来。”第7稿改好，吴冷西通过了。

　　但是，是否能够发表，吴冷西也拿不定主意，这需要请示中央领导。吴冷西去找了当时书记处书记彭真，最终稿件由彭真拍板后最终定稿。

　　但当时，“大通讯”发表后，却在开封地区和兰考的干部中引发了抵触情绪。刘俊生向本刊记者回忆，新任县委书记和开封地委宣传部长都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我才汇报了一句话，宣传部长就面带怒气地说：‘别说了，别说了。焦裕禄来兰考才多长时间？干出啥成绩？兰考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来看您的啥呀？看您的沙荒呀！看您的盐碱呀！看您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呀！不知道张钦礼是咋给人家胡汇报的，我不同意。’”

　　根据刘俊生的回忆，当时地方上有人反对“大通讯”的意见主要是“3句话”和“6个字”。这“3句话”是：焦裕禄到兰考只有一年多时间，共产党领导16年都没有改变的面貌，焦裕禄一年就改变了，他比党的本事还大么？写兰考面貌改变，是宣传县委集体领导和全县人民，还是只写焦裕禄一个人？兰考是县委集体领导还是焦裕禄一个人领导？“6个字”是：灾、难、病、苦、死、逃，充满了全篇文章。

　　“大毒草”

　　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大通讯”发表后的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秋天，北京大学的一批大学生来兰考串联，他们联合了7家单位，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他们的理由是：一、只报道生产斗争，丢掉阶级斗争，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二、情调悲观，小资产阶级人性论严重；三、把社会主义兰考写得凄惨黑暗。在指责穆青、周原等人的同时，又把矛头指向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

　　同时兰考也贴出了响应这篇大字报的大字报，在“极左”思路的影响下，从中央到省里都开始怀疑“大通讯”的真实性。于是，国务院委托河南省委调查“大通讯”的真实性。就是在这时候，杨捍东走进了风暴中心。

　　当年22岁的杨捍东刚刚从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留校任学生干部。河南省委把调查任务交给了开封师范学院，学院选择了4名刚毕业的年轻人组成了调查小组，杨捍东任组长。“可能因为我是学生干部，1966年6月负责完成了《林影事件调查报告》(林影为当时开封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所以学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现在已经70多岁的杨捍东坐在兰考西关农场的小院里告诉本刊记者。

　　1966年10月，河南省副省长王维群把杨捍东叫到了河南宾馆，王维群的秘书王德英交给了杨捍东两份资料：一份是批判“大通讯”为大毒草的大字报，另一份是国务院要求调查的问题提纲。“国务院的提纲提出了6个问题，实际上核心必须回答3个大问题。”杨捍东仍旧记忆犹新，“第一，焦裕禄的事迹是真还是假？第二，现任县委书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在焦裕禄被树立为典型后，兰考县委不认可不同意？第三，长篇通讯中提到的副书记张钦礼是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这一年的10月10日，杨捍东带着3名同学到兰考，用33天分头跑了40多个乡村，还包括山东曹县的两个村，走访了210多名群众，对县机关几乎所有干部都进行了访谈，共记录原始笔录13本。

　　“大通讯”中写到兰考是革命老区，出了很多烈士，其中有一人叫马福重，而大字报则攻击说，马福重是叛徒。为了搞清事实真相，杨捍东说他前往马福重的故乡，看到了烈属牌与烈属证，他又连夜去墓地，找到马福重的坟。由于天已经黑了，怕看错，他把墓碑上刻的字摸了两遍，才确信无疑。

　　回到郑州，他写下了9000多字的调查报告，题目是《兰考问题必须火速解决——关于兰考县焦裕禄问题斗争的调查报告》。

　　对于国务院提出的3个问题，杨捍东说他的回答是：第一，焦裕禄事件真实无误，有很多感人事迹因篇幅所限没有写上，他不愧为县委书记的榜样、毛主席的好学生；第二，现任县委书记在学习焦裕禄运动中持消极态度，应当受到批评，开封地委宣传部长在“大通讯”发表前持不同意见，认识是早晚问题，不应该算错误；第三，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协助焦裕禄“除三害”，提高了兰考的抗灾能力，使兰考在农业上翻了身，在焦裕禄去世后主动宣传他的事迹，可以被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调查报告复印了两份，一份交给河南省委，一份交给国务院。这份报告后来流出，串联的红卫兵找到杨捍东，要他承认报告作假，被杨捍东拒绝。

　　然而“大通讯”并没有因为杨捍东的报告而改变命运。一批批红卫兵到郑州揪斗周原。1957年周原被打为“右派”时，就曾受到批斗侮辱，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曾自断两指向党写血书。“文革”中，分社造反派拉着周原游街示众，并强制他举起断指的手，向围观群众大声喊叫：“老右派周原就用这只手写了大毒草‘焦裕禄’。”那天，陈健紧紧跟在周原的后面怕他被乱棍打死。穆青在北京也因“大通讯”受到了冲击，批判他夸大灾情，污蔑攻击社会主义，篡改毛泽东思想。

　　而张钦礼与杨捍东也被关押批斗，命运沉浮无定，于1977和1979年先后入狱。

　　在1980年，“大通讯”再次发表时，穆青迫于压力，删掉了张钦礼的名字和“亲密战友”的定语，只以一位“副书记”代称。2004年张钦礼去世，兰考百姓焚香载道，灵车竟无法通过市区。杨捍东出狱后，在西关农场种田为生。

　　人道主义的光辉

　　焦裕禄的头发向后梳着，更显得面庞的清瘦，他的脸上挂着微笑，目光深邃，向远方眺望，上身穿一件褐色旧毛衣，下摆插在裤子里，外衣披在肩上，双手插在腰间。他就像一名普通的农民。

　　1963年9月的一个下午，焦裕禄走到一株小泡桐前，刘俊生用禄来福来相机捕捉到了这个瞬间。刘俊生至今还记得，焦裕禄站在这棵小树前说，10年之后这里会成为一片林海。

　　这张照片成为焦裕禄最重要的形象来源。事实上，焦裕禄到兰考15个月，只留下了4张照片，而且都是在同一天由刘俊生所摄。

　　“他下乡总是叫着我。”刚开始，刘俊生以为是焦裕禄想让给他多留影，后来他才发现，“焦书记并不喜欢为自己拍照，而是希望我把镜头对准群众，他们的干劲儿就会更足”。“他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中间的。群众挖土的时候他挥锨，群众种树的时候他培土，群众喂牲口的时候他添槽，群众干啥他干啥。我看了很多感人的镜头，就想拍照，但他总是回避我的相机”。刘俊生说。

　　直到今日，所有亲历者谈到焦裕禄的故事，仍会哽咽流泪。

　　“为什么‘大通讯’发表后，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因为经历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一系列‘极左’路线的折腾，基层干部不堪重负，老百姓生活困苦，但是没有人敢说真话了，都憋着怨气。突然出现了一个关心群众疾苦的干部，情绪就爆发了。”陈健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新华社将焦裕禄定格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到兰考是救群众于水火，解干部于倒悬，他是典型的人道主义者，从这个角度诠释焦裕禄更具有穿越时代的历史价值。”

　　焦裕禄来到兰考的第一天，就参加了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学习贯彻落实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文件，即毛泽东重提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在实际工作中，他并没有把重心放在阶级斗争上。

　　“他到兰考后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带领干部去火车站，把成千上万饥饿的灾民送上火车外出逃荒，这在过去是不允许的，出去讨饭是给社会主义抹黑。”陈健说。

　　刘俊生提起当年的情景不禁眼圈发红。当时兰考火车站是陇海线在豫东、鲁西北唯一的车站，附近逃荒的难民都聚集于此，火车运力不足，只能在车站苦等。“焦书记对灾民们说，你们要到吃的就赶紧回来，你们是小要饭的，我是大要饭的，我去给你们找吃的，分给你们吃。”当时粮食统购统销，焦裕禄派人到丰收地区采购各种代食品，如红薯干、萝卜片，分给群众吃。“代食品加上保命粮，生活就过得去了，大家也不往外面跑了，有干劲‘除三害’了。”

　　“当时采访的时候，没有人跟我们谈阶级斗争的事，如果有的话，我转头就走。”周原告诉本刊记者。陈健对于仍有人以“焦裕禄有没有搞阶级斗争”来质疑“大通讯”的真实性而感到愤怒：“虽然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但因为当时饥饿的情况没有好转，就我所知，下边很难执行，这就给焦裕禄一点时间、一点空间，使他能在这一小片天地里医治‘极左’路线的创伤，施展人道主义精神。”

　　谈到最后，周原艰难而哽咽地告诉本刊记者：“焦裕禄下乡考察，听取汇报，肝疼到钢笔都拿不住了，你说这是阶级斗争还是抓生产？他看到王连备的孩子没衣服穿缩在草堆里，他找来棉花给孩子做衣服，这是阶级斗争么？大雪纷飞的时候，一个破屋子里面有两位老人，一个饿得不能走，一个是瞎子。焦裕禄打开草门，他们问你是谁啊，焦裕禄说，我是你们的儿子，然后就把老人的脚放到怀里捂着，送给他们救济粮食。这是阶级斗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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