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民：《创业》(节选)

　　夜。华程宿舍。

　　一张巨幅地质图铺在地上，几块油砂岩芯，一卷探井电测曲线放在旁边。周挺杉端着拉住，华程拿着一支红蓝铅笔，两人伏在图上，仔细地看着。

　　周挺杉凝视着华程，感情深沉地：“政委，你这担子不轻啊？才41岁，已经有白头发了……”

　　正在凝眉苦思的华程抬起头来，用铅笔划划头发：“是么？没什么。”站起来，“今晚上咱们不谈工作，唠唠家常。”

　　拉把椅子给周挺杉坐，问道：“几年不见了？”

　　周挺杉：“介绍我入党以后，你就走了，10年了。”

　　“这10年都怎么过的？”华程兴致盎然地问。

　　“一公分一公分地钻地球，钻透了几十座祁连山……这没什么可说的。一句话，不能只顾报答党的恩，要为党的事业而斗争！”周挺杉质朴地说。

　　华程又沉思起来：“是啊，斗争……”

　　周挺杉看着华程，关心地：“压力大么？”

　　华程立刻警觉，掩饰地：“什么？压力？没什么！”一指周挺杉，“说好不谈工作，你……”哈哈笑了，端起茶杯，走到火炉前倒水。

　　周挺杉严肃地：“你不用瞒我！”

　　华程装作莫名其妙：“我瞒你什么呀？”

　　“压力真的不大？”周挺杉不相信，“这个油田远景怎么样？能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

　　华程老实承认：“正为这个睡不着觉，目前还不敢吹。”推过茶杯让周挺杉喝水。

　　周挺杉：“我们应该怎么办？”

　　华程激动起来，一把抓住周挺杉的手：“老周！要观大局，辨风向。现在有一股寒流正向我们压过来，我们要逆流而上。你知道，我们，还有敌人，都在眼盯着你手里的刹把子！”

　　周挺杉斩钉截铁地：“政委，就是寒流铺天盖地，我们也要打上去！坚决拿下第一口井！”

　　一部引发政治事件的电影

　　实际上，拍摄一部与大庆有关的电影是周恩来授意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做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也为江青日后批《创业》打下了伏笔。

　　主笔◎王小峰

　　在1959年国庆前夕，东北松辽盆地发现了石油，时值国庆10周年，因此将这个发现油田的地方取名“大庆”。

　　此前，西方地质学家已经给中国下了一个结论：中国地质老，陆相贫油。1949年，中国的石油产量只有12万吨。石油是工业肌体中的血液，没有石油，意味着工业发展会很艰难。中国在1953年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主要侧重工业发展。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工业强大，国家才会走向真正强大。于是，中国就面临寻找油田的任务，只有找到石油，才能彻底摆脱依靠洋油的现状。毛泽东更清楚的是，只要有一天依赖洋油，中国就会一直被人控制，无法独立自主。那种被人掐住脖子的感觉是很不舒服的。这也是他在一次接见地质学家李四光的时候强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勘察石油资源、发展石油工业当成了重要内容。

　　1956年2月，毛泽东听取了石油部领导的汇报。专家认为，在中国的西北、东北、华北都有可能找到石油，但是可能储藏石油的地方工作条件艰苦，很多勘探、开采石油的技术当时我们还没有掌握，石油勘探与开发会非常艰难。于是毛泽东说出了开发石油要“革命加拼命”。从中国石油发展历史看，石油的确是中国人从地下拼出来的。

　　1959年9月6日，松辽盆地发现石油，当时石油部在部长余秋里的领导下，做了一个部署：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他向中央请示，调集中国所有石油人才，到松辽盆地搞一个大会战，用最快的速度开采出石油。这样，全国就有4万多人汇集东北。这期间，正是“大跃进”的错误思想加上自然灾害让中国进入最艰苦的经济困难时期。即便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勘探开发石油都是艰苦的，在经济困难时期，其艰难可以想象。最艰苦的时候，他们没有粮食吃，只能靠吃野菜和草籽充饥。在这次会战期间，出现了很多感人事迹，1205钻井队的王进喜就是众多英雄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经过3年会战，大庆油田终于被拿下了。当时探明的储量证明大庆油田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田之一，中国摘掉了贫油的帽子。1964年，毛泽东接见了被称为“铁人”的王进喜，在当年的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说：“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同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大庆油田的典型经验，并向全国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文艺上创作了一批与大庆有关的作品，但是电影《创业》并不是在这个背景下拍摄的。而是在大约在10年之后。“工业学大庆”的运动也是波波折折，大庆人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天斗地的精神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在当时确实鼓舞了中国人的势气，但是“文革”开始后，林彪、“四人帮”把矛头对准大庆，以大庆精神是“唯生产力论”为典型加以批判，甚至叫嚣“不搞科研照样出油”。1970年，周恩来顶住压力，在《关于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的报告》上指示：要保护好大庆油田，要加速解放大庆的干部，特别强调大庆不要忘本。在这个背景下，关于大庆题材的文艺作品创作又提到议事日程。

　　而当时的另一个背景是，1971年是建国22周年，《人民日报》发了评论员文章，说长年就这么8个样板戏这是不对的，所以就提出来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因为没新剧本，那时候决定开始重拍好多电影，比如《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

　　1970年，大庆油田文化局副局长薛涛看了阿尔巴尼亚影片《海岸风雷》，很受启发，认为王进喜的英雄事迹比《海岸风雷》还感人。便找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提出可以把王进喜拍成电影。当时中国文化领域都受控于江青，江青在当时的判断是，大庆是毛主席树起的典型，电影可以拍。于是，长影成立了创作组，并且派当时的副导演华克去大庆采集素材。华克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讲，当年抓《创业》的是江青，打《创业》的也是江青。实际上，拍摄一部与大庆有关的电影是周恩来授意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做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为江青日后批《创业》打下了伏笔。

　　发生在大庆的很多感人故事远比最后拍出来的电影要生动，故事主要围绕康世恩和王进喜身上发生的故事展开，华克对本刊回忆说：“这些都编不出来的，就是那个年代，就是那个特殊的困难的时间、困难的条件、困难的地点出来的叱咤风云的人物，个性之鲜明，确确实实是难以想象的。很多东西你觉得，他们怎么能这样？可这才是生活中的真人，又被你传我传他传地给典型化了。我多半都是用了真实的素材汇集起来的。”那时候的大庆很艰苦，没吃的，一个钻井队长因为饿实在干不动了，1202钻井队队长马德仁就说，人家王铁人还没趴下呢，你就趴下了？这样钻井队长就又爬起来了。

　　当时在大庆指挥部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很大的创作班子，一共40多人，各个指挥部有人来，那时候叫“回忆会战史，大家献故事”，等于是一个素材普查。只要你是创作成员，你都有义务组织故事往上献。华克说他一共整理了300多万字的素材，这些感人故事如果拍成电影，可以想象会非常好看。

　　1972年10月，江青看到了《中国文学》上一篇关于大庆的故事，说：“大庆这个典型是毛主席亲自树的，王铁人的精神是站得住的，《中国文学》的这篇文章挺好。”同时江青还指示：要写王铁人的故事，不要用他的名字。因为江青发话，《创业》的拍摄进度加快了。在华克去大庆一年后，长影派导演于彦夫和编剧张天民加入创作组，张天民用了50天，把剧本创作出来。在接下来的创作中，创作组发生了分歧，但这种分歧还仅仅停留在每个人的价值取向和美学取向上。后来一个军代表介入，非要在剧本中加入一个反面形象，本来一个表现大庆人精神的影片，又被拉回到阶级斗争的层面上。“政治的干预，就毁了这个题材，把原原本本的好东西给糟蹋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创业》的片段，当时《创业》在全国还是非常震撼的，从那么一个石油娃，铁人的形象最后还是比较成功地塑造出来了。《创业》中的成功与失败，一方面看到当年我们工业发展史上的曲折，另一方面看到我们文艺创作上的沟沟坎坎。有些是我们值得自豪的，有些是我们痛心的。”华克说。

　　《创业》原本不是这样一个故事，但当时的文艺作品创作思路基本上逃不出阶级斗争的框框，所以必须往政治上靠，这一靠，就靠出了硬伤。就非得在里头设计一个走资派，一个内奸——冯超，这一下就把阶级斗争提升上去了，而这不是大庆真正的阶级斗争。华克说：“我们和苏修是不是阶级斗争？这是更大范围的阶级斗争，是在世界范围内，给我们国家造成了真正的压力，逼迫王铁人用一种民族的义愤要把石油打出来，这样的精神源泉和石油统一得多么好。但当时非得往那边扭，而且完全是编造出来的，违反生活知识，真实的东西给扭曲和回避了，把王铁人的大部分东西拿掉了，一看就别扭。”

　　但即使这样，江青还是不满意，后来她对《创业》的愤怒，主要是因为刻画了一个“华程”的形象，因为她从这个形象中嗅出了余秋里和康世恩的味道。另外，《创业》的另一大硬伤就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创业》中知识分子仍然是改造的对象，章总这个形象在片中就是一步步改造过来的，这让影片在整体上变得幼稚很多。“今天回忆拍《创业》，当年从孙越崎、翁文灏、孙健初那些人，中国的第一代石油知识分子，救国救民，30年代起就开始找石油，一直到我们困难年代找石油，反映出中国工业化的不容易，石油就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缩影。在这一缩影中，特别是知识分子，起的作用非常大。《创业》的一大败笔，就是知识分子没写好，里面那个章易之，这也是我们当时争论中的一项，章总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化身，是被康世恩、余秋里请到旁边当顾问的那一帮。中国的兴旺发达必须把这些年富力强的工程技术人员推到最前线去。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女华侨，当时到了大庆，跟着摸爬滚打，按道理在国外都是娇小姐，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海外关系多不能重用，康世恩知道后就大为光火：‘为什么不能用，我们看的是什么？’所以她就被破格重用，最后成了大庆研究院的副总工程师。像她这样有些家庭问题的、“右派”什么的，康世恩都不问，就看表现。大庆拿油田，可以说是科学拿油田，反对蛮干，反对盲目性，提倡自觉性。我从拍《创业》中深深感受这一点，大庆精神里不仅有志气，还有科学。”华克说。

　　1974年，《创业》拍完，当时担任文化部正副部长的是于会泳和浩亮，毕竟这两个人不是玩政治的，他们清楚《创业》是江青认可的，在当时并没有拿给江青审查，他们认为江青肯定会喜欢这部电影，于是直接通知在国内上映。

　　春节期间，江青把《创业》调来看，一看就火了，她说片子有严重问题，但具体是什么问题？文化部的人就揣摩江青的心理。实际上江青也在想，该列举出什么罪状。

　　为此，长影花了3个多月时间检讨了3次，最后江青找到了总政的陈亚丁，陈亚丁给江青写了个报告，把所有周挺杉和华程的台词和当年余秋里、康世恩的对话摘录去对照，她看到以后就说，这就写了所谓的真人真事，还是典型化。华克说：“我们的原型还真不是余秋里、康世恩，有他们的影子，但我们的原型是宋振民、焦立人，石油部的干部上下作风都是一样的，都是军队作风，只不过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宋振民更幽默一些，焦立人逻辑思维更强一些，但总体上都是那样，说话都是婆婆嘴，这些都是经典的石油语言，上头说一句话，下面马上一竿子到底，都是这个作风。”江青拿到陈亚丁的报告后如获至宝，马上给《创业》总结出10条罪状。电影刚上映半个多月，就被停映了。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他找到胡乔木，研究《创业》问题，胡乔木又找到当时的一部分作家，包括编剧张天民，秘密搞了一次座谈会，希望能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说明实际情况。这样，张天民才冒着风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7月18日，这封信被复制了3份，用不同方式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立即调看《创业》，最后的批示是：“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文艺政策。”

　　华克告诉本刊记者，1975年9月，长影接到通知，要《创业》创作组到北京，当时长影以为是邓小平要接见剧组，因为毛泽东的批示已经下来了，到9月15日才知道是江青要见，然后去山西大寨。9月16日晚，江青出现了，她进门就喊：“张天民呢，张天民哪儿去了？”张天民站起来说：“我是张天民。”江青说：“你告了老娘一个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但是她随后又说：“我只对那些意见中的第八条负责任，其他都是这帮混蛋搞的。”第八条实际上是艺术上的一些意见。江青这种文过饰非，实际上因为毛主席的批示使这件事上她已经变得被动，她希望张天民重新给毛主席写一封信，收回原来的意思，重新再搞一个《创业》。第二天，江青借着摘花椒的机会，单独找张天民，授意张天民重新写剧本，并且给张天民讲了一个新剧本的故事梗概。

　　江青如此费心机，其实原来想打击华程的目标，就是通过打余秋里、康世恩来打击周恩来。华克说：“她之前没看过这片子，是上映之后她看反响那么大才找出来想看看，一看就和她的一块心病不谋而合了，她就开始闹事。”同时，华克不无遗憾地说：“在当时，政治斗争和文艺斗争都是搅在一起的，我们经历了这场斗争之后就感觉到，大庆这样一个题材应该是本着表现中华民族振兴的很好题材，塑造时代的风云人物，铁人是创大业的英雄，写他们的精神品质，驰骋于大庆会战疆场上各式各样的人物，这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所以我现在回忆起来感到深深遗憾，由于政治干扰，没有把这些东西完全写出来，即使现在拍出来的铁人，我也感觉相去甚远。新拍的一些作品，第一是生活底子不够，那样一个特殊年代特殊背景，人们在经受一种什么样的心理，这些没有感受，所以不真实。那个年代那么苦，人为什么还那么拼命？那么一个粗粗拉拉的大工业，细到相当细的程度，真是一丝不苟。如果艺术作品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么它就不能让人深切感受到英雄人物立得住，能感染人，其实还是真实性的问题。”■

　　(实习生童亮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