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节选)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零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零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录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为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必须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更好地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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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也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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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在毛主席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个现代化与总理的终生夙愿

　　“周恩来对四个现代化的内涵界定也很清晰，1962年他就提出了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本来我们是学习苏联，以重工业为重，可是周恩来调整为符合中国国情的说法，一直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恢复是一切部门的基础，没有饭吃，一切都不存在。后来又把‘重、轻、农’的发展顺序调整为‘农、轻、重’，他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农业发展，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

　　记者◎王恺

　　长沙决策背后的周恩来与邓小平

　　1974年，经历了中美关系改善、邓小平复出等一系列变化的中国巨人在世界的眼光中正在经历微妙的变化，对于中国人而言，那确实是艰难转身的开端年代。

　　1974年底，周恩来在不顾自己频繁治疗、做手术、体质每况愈下的情况下，毅然担当起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这一历史重任。这是一次拖延了10年之久才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0年林彪曾在庐山会议上要求四届人大增设国家主席，而4年后，江青又不择手段地在四届人大召开前阴谋准备“组阁”，四届人大可谓多灾多难，开之不易。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兼周恩来研究组组长刘武生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本刊记者：“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上，周恩来不顾自己的重病缠身，为了制止‘四人帮’把他们选定的势力安插在政府部门，他约邓小平、李先念多次研究商量。”最后决定，关键的教育部不能让，文化、体委方面可以相应妥协，以封住“四人帮”的嘴。

　　12月18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在医院单独会谈，定下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重要方案，至此，筹备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终于就绪。鉴于当时的复杂情况，12月23日，他准备飞往长沙，向正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当面汇报筹备工作。

　　“王洪文和他一起飞长沙，可见斗争的复杂局面。”刘武生说。而就在起飞前，301医务人员发现总理便中带血，应该立即治疗，这时，一直参与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叶剑英经过慎重考虑，代表几位老同志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眼下暂时不提此事，他要求随周恩来前往长沙的医务人员必须尽一切努力控制病情，保证周恩来在往返途中和在长沙的绝对安全。

　　不过即使是叶剑英不表示，周恩来也肯定会做出这种选择，周家鼎在《周恩来忍辱负重的岁月》中回忆，他去看望病中的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说：“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尚存，就得奋斗。”

　　12月23日到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一起，连续进行了4次谈话，刘武生说：“毛泽东在这次被后人称为‘长沙决策’的谈话中，起的重要作用是没有让大权旁落‘四人帮’之手，而是依靠周恩来安排人事，说了‘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的话，邓小平作为第一副总理的局面也被确定下来。”

　　毛泽东再次肯定了邓小平，他说：“他的政治思想强。”当时还用手指指脑袋，“Politics(政治)比他(指王洪文)强。”他用手指向王洪文，“他没有邓小平强。”为了强调，他还拿出笔，在纸上写了一个“强”字，周恩来十分赞同地点头，使在场的王洪文非常尴尬。“毛泽东自1971年后身体不好，可是他心里有数。”刘武生说。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81岁生日，这天，王洪文被毛主席派往韶山“参观”，毛泽东单独和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长谈，从26日夜里一直谈到27日凌晨，“除了周总理后来传达的那些之外，肯定还有些其他的内容，只是现在我们无法得知”。

　　周恩来回来传达的是，他“向毛主席提出了是否可以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主席说可以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主席还在谈话中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对周恩来说，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出来走走，让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对于周恩来而言，这次行程的重要使命已经完成，他以坚定而有策略的斗争为自己和国家赢得了胜利。回京下飞机后，他坚持叫秘书挽着他走去了机组，和所有机组成员握手告别，似乎已经意识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乘坐飞机。此时，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了肠部。半个月后，他和邓小平成为新的国务院领导核心，对于当时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来说，这是最大的好消息。

　　周恩来早就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复出上，刘武生在总结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时，用到了“志相同，心相通”几个字，他说，“他们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典范”。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周恩来一直在邓小平的问题上谨慎发言，几乎没说过什么话，即使是为了应付场面的违心的话也不说。1969年，在邓小平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下放到江西后，周恩来要求地方将邓小平安置在南昌，对住所也有指示，具体到了所住的应该是两层楼房，独立门户，既能自由散步，又能保证安全的地步。

　　1972年，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对张茜说，邓小平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听后十分高兴，就让陈毅的子女想办法把这个意思散布出去，形成舆论。

　　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三研究室主任刘国新告诉本刊记者，“周恩来总理虽然没有让邓小平复出的权力，但是他是善于因势利导的人，加上他对邓小平非常认可，所以听到这消息非常兴奋，他抓住一切机会促成了邓小平在1973年的复出”。

　　抓住这些机会真是要煞费苦心，比如在一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谈到应该让谭震林回来工作的时候，周恩来在向纪登奎等人传达的时候，不忘记加上，“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主席也曾提过几次”。1973年4月12日晚，邓小平终于出现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一次晚宴上，全场震惊，只有前前后后做出无数安排的周恩来一人心中有数。

　　而极少用带感情色彩的语言来描绘对人的看法的邓小平，在1980年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到周恩来的时候说：“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

　　也是在1974年11月，毛泽东要求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即将召开的第四届人大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考虑到周恩来身体的承受能力，他要求报告不便太长，只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当场应诺下来。

　　这也是一份重托，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描绘过，面对着一片被“文革”的飓风横扫的满目疮痍的零落景象，他“当机立断”、“义无反顾地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整顿”。

　　而整顿的开场白，就是在1975年1月13日20时许，在人民大会堂里，周恩来所做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最简短的政府工作报告

　　这份只有5000字左右的《政府工作报告》肯定是建国以来历次“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最为简短的，当时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报告起草者之一吴冷西后来说，邓小平曾向报告起草小组要求：“文字力求简洁，整个文章最后归结到团结起来，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要落到这个上头。”他还说：“小平同志主持这个报告，一是为这次人代会定了个基调。第二，也是为他1975年一系列的调整工作做了一个舆论准备，从3月份开始，一系列的调整工作，就是依据这个报告来的。从这两点看，小平同志主持起草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是带战略性的、很重要的一步棋。”

　　而这步棋，将周恩来一生所追求的“中国崛起的目标”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句话体现出来。刘国新告诉本刊记者，此言一出，用“举国振奋”这句话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尤其是结尾处，再次号召全国人民“为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1975年的中国人民对此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回应和响应。

　　刘国新说：“经历了多年政治斗争的中国人民普遍觉得中国有希望了，其实当时中国的普通百姓也知道国家落后，也知道外面的世界在日新月异地发展。1973年，中国参加在伊朗德黑兰举办的亚运会，纪录片上的德黑兰让中国人意识到自己不仅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即使是与亚洲国家比也有了差距，所以当总理报告说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的时候，人们普遍觉得自己的国家有了奋斗目标。当时的中国人民比较单纯，更多把人生希望寄托在国家发展上，所以也普遍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盼头。”

　　刘武生说，实际上这一号召，总理在10年前，也在同一地方，就提出来了，“四届人大”只不过是重申了这一目标。总理下来进行小组讨论的时候，代表们才发现，在台上神采飞扬的周总理和几年前相比，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极度消瘦，脸上和手上布满了老年斑，动作和声音也很疲惫。当总理和代表们说他已经得了癌症，工作时间不会太长的时候，不少人当场痛哭起来。

　　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最早是和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从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而斗争”。解放初期，把中国建成工业化国家是党的中心任务，建成工业国的概念还被写进党的章程里面。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上就说，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刘武生说，周恩来既参与宏观决策，又是总理，对微观层面的很多东西也有具体了解，是“中国的总管家”，所以对如何实现现代化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就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提出现代化的构想。

　　之所以提到交通运输业，刘国新说，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交通太落后了，而“工业”主要指的是机械工业等等。

　　周恩来的知识结构和视野，使他对现代化的思考不断深入。1957年，他在北戴河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已经说明了工业应该把交通运输业包括在内，从此，交通运输业再也没作为单独的一项被提出，相反，他对科学技术的重视逐渐显现出来，1960年，他在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发言时，将以往的提法“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1963年1月29日，他在上海参加科技工作会议做报告时，已经明确提出了我国要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说法，“而且说，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

　　周恩来已经认识到文化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不属于国民经济范畴，而科学技术是中国实现突飞猛进式的发展的关键点。“他意识到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落后了，加上他是个实在的人，不空谈，所以号召大家向现代科技进军。这之后，邓小平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周恩来对四个现代化的内涵界定也很清晰，1962年他就提出了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本来我们是学习苏联，以重工业为重，可是周恩来调整为符合中国国情的说法，一直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恢复是一切部门的基础，没有饭吃，一切都不存在。后来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把“重、轻、农”的发展顺序调整为“农、轻、重”。他在执行政策过程中，非常注重农业发展，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

　　周恩来认为，国防现代化是保障，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他是按照辩证法的思路去界定四个现代化的内涵的，要求几个方面同时并进，互相促进。”

　　1963年，总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号召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刘武生说：“把‘四个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非常有凝聚力和感召力，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哪个执政党有这样的先例。”1964年，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时，再次完整而明确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部署。

　　在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刘国新觉得，周恩来对现代化的思考最为深入，“他想的不是整个工业体系的现代化，而是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现代化，后来更进一步变成了整个社会，包括科学和教育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的进步。现在分析，非常有闪光点，而且具备了超前性”。

　　“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但是，当时在道路选择中面临重重困难的中国，“三届人大”提出的目标根本没可能按计划付诸实施。刘国新说：“周恩来总理是执著的人，只要一有机会，条件一允许，他就会再次提出这一伟大的目标，尽管1975年他已经病入膏肓，可还是利用“四届人大”的机会再次提出来。”

　　其实在整个“文革”中，周恩来都没有放弃领导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努力，他早在1966年就预感到这场灾难不会很快结束，对人说“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把个人荣辱置之度外。邓小平后来说过：“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些违心的话，做了些违心的事情，但是人民原谅他，因为他要是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刘武生说：“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放了一把火，要不是总理，这把火就会把中国烧光。”

　　“‘文革’中的一件不幸中的大幸，就是党没有分裂，而且保证了基本的生产。”而这生产，正是周恩来总理在各种巨大的压力下，“以惊人的毅力、高超的斗争艺术来完成的”。当时的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余秋里曾回忆，1968年，只剩下5天时间就要到新年了，可是新一年的计划还没有制定出来。各省市军管会代表都不谈计划，只搞大批判，周恩来只能以请大家吃毛主席的寿面为名散会，然后在凌晨3点和他单独制定计划安排。

　　陈云也说：“没有他，‘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只不过总理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工作了，1975年，邓小平以全面整顿为名开始了经济建设。刘武生说：“邓小平的魄力在整顿中已经显露出来。”当时的铁路运输成为中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一年事故有700多起，徐州等大站频频停车。邓小平对各个闹派性斗争的人予以了坚决处理，“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

　　当时就有群众给邓小平写信说，“谁是人民的罪人，谁又是人民的儿子，人民都看清楚了”。不过，邓小平的整顿，在1975年冬就受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而被停止。刘武生说，周恩来此时在病床上，眼看着邓小平的遭遇和他在1972年纠“左”的境遇一样，可是他并没有完全灰心。邓榕记载，周恩来为老战友担心，在一次刚输完血后，他把邓小平找去，问他，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说：永远不会。周恩来从内心感到高兴，说：那我就放心了。这段话十几年后还被邓小平不断回忆起来，讲给儿女听，被视为两人之间正式的“盟誓”。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再次，而且是多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在报告中他强调，“同心同德，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刘武生说，周恩来和邓小平特别一致地把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是因为他们两人志相同，心相通。■

　　(实习记者吴丽玮对本文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