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

　　勒进你的肩膊

　　——祖国啊！

　　我是贫困

　　我是悲哀

　　我是你祖祖辈辈

　　痛苦的希望啊

　　是“飞天”袖间

　　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

　　——祖国啊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

　　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绯红的黎明

　　正在喷薄

　　——祖国啊

　　我是你十亿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当时是思想解冻和破冰期，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还是相当保守的，诗歌首当其冲处在思想启蒙的位置，敏锐的触觉加上诗人本身的血性，比较容易呐喊和倾吐，它可以用比较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正好和思想解放的喷口吻合。”

　　记者◎钟和晏

　　如果用色彩来描述，1979年大概是灰色的年份，带些明亮的色调。看到几张那个年代的照片，人们密密麻麻地站在西单南侧一道灰色矮墙前，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墙上的一张张大字报上，是拥挤但安静有序的感觉，也许还有几分压抑不住的蠢蠢欲动。

　　他们还是“文革”年代的打扮，穿布衣布裤、背军挎包，男的大多戴鸭舌帽。有一张照片是1979年12月拍的，那时候“西单民主墙”已经被移到月坛公园，仍然是一长段灰墙。有个穿灰色罩衫、戴帽子的小孩侧着身站在一张大字报前，也许是因为北京风沙大，他的脑袋被一整块暗红色的纱巾整个包裹着。冬天的阳光映照下来，透过纱巾还是清楚地看到他幼稚的、微笑的脸庞。

　　看到北岛讲述第一次如何和陆焕兴、芒克一起四处张贴《今天》创刊号，却有几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氛。1978年12月23日一整天，他们骑着自行车带着糨糊桶去了民主墙、中南海、天安门广场、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诗刊》和《人民文学》杂志社等，第二天又去了北大、清华、人大、师大这些大学校园。出于谨慎，他们还用白色水粉笔更改了原来的自行车牌号码。

　　也就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发布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在中国共产党1979年大事记中，“平反”这个词反复出现——为彭真平反，为陆定一平反，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平反，为所谓“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等等。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我们要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作为年度风云人物，他的头像出现在1979年1月1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

　　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是“思想解放”的起点，也许，民间的觉醒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地下文学就已经开始。1978年下半年起，中国的政局明显变得宽松，政治路线的变化和民间的思想启蒙力量平行启动。一些非官方的报纸刊物开始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影响逐渐扩展到全国主要城市。到了1981年初，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清理民刊的9号文件。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据统计，1968年至1978年间，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776万人，这是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几乎涉及了全国所有的城市家庭。

　　“1970年初，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3月注销户口，4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1971年，我在当年红军盘踞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陈丹青在回忆70年代的文章中说。

　　1968年12月10日下午4点零8分，北京市25中67届高中毕业生郭路生在北京站写下《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以“食指”为笔名的诗歌开始被广为传抄。农村物质条件的艰难和青春的苦闷，书本和写作变成贫乏精神生活的唯一出路。

　　在阳光普照的大墙后，有窄门通向北京离经叛道的地下世界，那儿有各式各样的沙龙，就像陈丹青说过的，“1978年上学后发现，原来京城‘文革’期间竟有诗人团伙、地下艺术家以及少年匹夫，他们在70年代流传的书单，江南闻所未闻，首都文艺高干子弟可能是这个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他们和父辈一样，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分”。

　　1979年的时候，27岁的龚舒婷是鼓浪屿灯泡厂的锡工，日班夜班轮流交替。1969年，她带着普希金的诗集到闽西太拔公社插队，1972年回到厦门，先做纺织工人，三班倒，每天过海，上班要比别人多花半个多小时等待渡轮。从1974年开始，她周围的文学青年来往多了起来，被翻烂的世界名著、30年代手抄集、50年代《诗刊》年度合订本等在朋友之间被反复传阅。

　　那年3月26日，一名《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迈克尔·帕克斯在他们的报纸上写了一篇关于上海的报道，题目是《上海重新出现旧风气和颓废现象》。他写道，上海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成双结对地走向照相馆，脱下“毛式”服装，换上西方传统的结婚礼服拍摄结婚照。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电影每天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莎士比亚的戏剧电影《无事生非》和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门票被抢购一空。年轻人积极学习外语，以期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找到工资高的职业。

　　那年9月27日，“星星美展”正式在中国美术馆东侧展出，然后经历了一个被禁止、上街游行抗议干涉和再到北海公园画舫斋继续展览的过程。美展前言说：“过去的阴影和未来的光明交叠在一起，构成我们今天多重的生活状况，坚定地活下去，并且记住每一个教训，这是我们的责任。”

　　那一年，香港商人霍英东在广州投资了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首都机场出现一幅裸体傣家少女的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霍英东说过，“因为怕政策突变，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2002年8月，舒婷和陈村有过一次对谈，后来出现在《收获》杂志上：“七九年大概六月份，我写了一首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那时已经在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写，在厂里焊灯泡，焊得烫了很多泡。写完以后就寄给蔡其矫。蔡其矫就帮我誊清，他觉得我的字不好看，他誊清了。提议给我改两个字，一个是‘风车’改成‘水车’，我改了。还有一个是，‘纺着疲惫的歌’，他要改成‘唱着’。我不同意，我坚持我的意见。”

　　“我觉得‘纺’比较好。那时候他们老一辈还是比较严谨，纺是不对的，风车怎么能纺歌，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用‘纺’。我没有同意，还是原来我的话。蔡老师寄到广东的《作品》，遭到退稿。退稿里面说：这首诗晦涩低沉，不符合一个青年女工的感受。”

　　“我不服气，就把这首诗重抄一遍，把《这也是一切》、《黄昏》一共四首诗，一起寄给邵燕祥。邵燕祥就发在七月号《诗刊》，他留了《这也是一切》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诗刊》1957年创刊，1965年停刊，1976年1月复刊，当时全国只有《解放军文艺》、《诗刊》、《人民文学》这几本文学杂志。按照《诗刊》编辑的讲述，“那段时间顾城、食指、裘小龙等人都开始在《诗刊》上发表诗作，整个诗歌界异常活跃。当时《诗刊》发行量最高时达到54万份，因为《诗刊》，他们由普通工人变成名满天下的诗人”。

　　邵燕祥1978年11月进入《诗刊》，先后任编辑部主任和副主编。他曾经回忆说：“当时我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我到《诗刊》来就干两件事：一是敦请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受打击的老诗人，让他们都能重新拿起笔歌唱；二是扶持年轻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解放思想的旗帜刚刚举起来，加上当时三位主编对我都是信任的，我几乎没有什么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当时是思想解冻和破冰期，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还是相当保守的，诗歌首当其冲处在思想启蒙的位置，敏锐的触觉加上诗人本身的血性，比较容易呐喊和倾吐，它可以用比较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正好和思想解放的喷口吻合。”现代诗研究学者陈仲义分析说，“从诗歌本身来说，十七年诗歌基本延续了赞歌、颂歌的模式形成时代的主旋律，整个‘今天诗’是带有抗衡性的、社会承诺的诗歌写作，除此之外还有美学上的开拓。”

　　邵燕祥1978年进入《诗刊》的时候，处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夕，《诗刊》在群情激奋的高潮中扮演了一个反映民间舆论的角色。艾青在新疆石河子劳动多年，1975年请假回北京治病，1978年5月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红旗》，算是复出以后的第一首诗。《诗刊》组织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型诗歌朗诵会约他为朗诵会采访写诗，“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第二天，他就写下了一首长诗《在浪尖上》。

　　在舒婷早期的写作经历中，蔡其矫是一个多次出现的名字，在精神脊梁经常被打断的一代中国当代文人中，他被“今天”文学团体视为其中的异数。他1918年12月12日生于福建晋江园坂村，1938年离开印尼辗转抵达延安，1941年开始发表诗作，后来当随军记者。他与舒婷1975年结识，《橡树》这首诗就是他转抄给艾青的。艾青大为赞赏，又推荐给北岛。

　　1978年深秋的《今天》创刊号上，蔡其矫的3首诗《风景画》、《给——》和《思念》排在首位，接下来是舒婷的《致橡树》和《啊，母亲》，根据上下文，北岛把原来《橡树》的题目改为《致橡树》。1979年新年前后，邵燕祥在《今天》上读到《回答》和《致橡树》之后，先后把它们发表在《诗刊》1979年3月和4月号上。

　　北岛在对蔡其矫的回忆文章中说：“舒婷加入《今天》文学团体，始作俑者是蔡其矫。在他的催促下，1979年秋舒婷第一次来到北京，与《今天》同仁聚首。某日，天高气爽，蔡其矫、艾未未和我陪舒婷游长城。那天蔡老兴致格外好，端着照相机冲锋陷阵；舒婷胆大艺高，爬到城垛上徘徊远眺；我晕高，看不得这壮举，把头转开；艾未未还是个大男孩儿，一开口脸就红……”

　　“那时候，赞美祖国、颂扬祖国的诗歌太多了，祖国是一个被圣化的意象。圣词当然要排除很多东西，和伟大光荣正确联系在一起，怎么能和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破旧的老水车、疲惫的歌、熏黑的矿灯等等联系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舒婷的诗是在翻腾、漂移、变化的心理状态和情感世界中提炼出的诗歌，另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在出现。”作家出版社编审唐晓渡评价说，他曾经在《诗刊》任职16年。

　　唐晓渡是1968届的初中生，14岁下乡插队，3年之后进入南京和扬州之间的县城仪征修船厂，1978年2月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50年代早期出生的人，经历几乎大同小异。下乡插队，然后返城进工厂，进入大学读书或者像舒婷、北岛那样直接在社会上成名。那一代诗人基本上都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就赶上风云际会了。

　　唐晓渡记得北岛《太阳城札记》中最后一首也叫《祖国》——“她被铸在青铜的盾牌上，靠着博物馆发黑的板墙”。江河也写过一首《祖国啊，祖国》的长诗。“北岛写得锋利节制，江河有思考的力量，而舒婷比较温柔，有种情感的抚慰在里面。她也有不满，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感受不到这一点了，当时《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带有犯忌的成分。它有歧义性，既指过去的旧中国，也指‘文革’刚结束时对中国的感受。不过，后面又出现‘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这样非常光明的意象，这种平衡和温和让大家对这首诗都能接受。”

　　当舒婷被陈村问到读以前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什么感受时，她说：“这不能读，受不了受不了，自己也受不了。这是我的年轻时代，不但是年轻，文学在中国是那样的状况。写的诗又不是要发表的，纯粹是给自己看的，那样的话也没什么觉得害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