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节选)

　　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

　　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这种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中国人不是低能的，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干得好。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干得好的。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

　　到一九九七年还有十三年，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与“一国两制”

　　“1984年，邓小平说，我做了两件事，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祖国统一是邓小平1977年7月份复出后反复思考的中心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的刘金田研究员告诉本刊记者。

　　记者◎蒲实

　　统一的议程

　　“一国两制”是从台湾问题提出来的，刘金田说。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上台后，认为美国要对抗苏联的挑战，美中关系正常化符合美国的利益。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不到一个月，卡特就派国务卿万斯来北京，探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自然，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中最主要的障碍。邓小平对万斯说，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1978年下半年在中美建交的谈判过程中，邓小平多次说到，我们将尊重台湾问题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在中美谈判恢复建交的过程中，邓小平从整个全球格局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敌对力量之间和平相处的希望，也看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机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曾借调至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部工作，他告诉本刊记者，从1978年到1979年，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提出“考虑台湾特殊情况”，“尊重台湾的现实”，“保持某些制度不变”。

　　“这时候，香港回归还没有作为紧迫问题被提上政府中心工作的议事日程来。”强世功说。1978年，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也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在会见香港出版界参观团的时候，曾表明了当时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说：“香港的现状，看来要维持相当长的时间。香港问题，将来可以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绝不是短期内的事。”那时，香港是内地获得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的国际通道。

　　然而，中英两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很快由于香港总督麦里浩1979年访华而变得迫切起来。根据1898年中英两国的条约，新界99年的租期1997年6月30日届满。强世功说，英国人有一种“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点”的末日感。英国政府与当时香港总督做出的结论是：“若不设法采取步骤减少1997年这个期限所带来的不明朗情况，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便会开始出现信心迅速崩溃的现象。”英国政府由此决定，在1979年3月麦理浩访华时，以土地契约可否续签过“九七”的间接询问方式，非正式地试探中国政府对香港前途的态度。

　　麦理浩来到中国时，怀揣着英国人的一个幻想。3月29日，邓小平会见麦理浩。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麦理浩准备以商务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的方式提出新界土地租约问题，询问新界土地的批租契约能否改为“在英国统治着地方的时间内有效”。然而，未待麦理浩进一步说明，“邓小平抢先表态，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前提，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刘金田说，“麦理浩随即建议把新界租借契约上的有效期1997年去掉，改为‘只要新界仍在英国管治之下，契约依然有效’。邓小平很警觉英国的意图，当即明确表示：‘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中国还没有具体决定将于何时重新对香港行使主权……然而，做出决定的应该是中国。’他提醒英国方面重视中国政府解决台湾、澳门问题制度不变的新思维，他讲：‘我可以明确地说，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他们(香港人)的投资利益，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的相当长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麦理浩访华后，廖承志组织了若干香港问题调研小组，这些小组内存在两种不同意见，即“维持香港现状”和“1997年收回香港”。这一年的9月30日，叶剑英发表被称为“叶九条”的谈话，“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正式出台。然而，这9条建议并未被台湾当局所接受。强世功说：“预期作为统一大业突破口的台湾问题时机还不成熟，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效，香港问题被提上日程。邓小平于是将针对台湾的‘一国两制’政策转移到香港问题上，把香港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示范。”

　　与英国的较量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与邓小平就香港前途举行会谈。“她带着被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胜利所鼓舞的自信与傲慢，来到中国。”强世功说，“和马岛一样，英国人在香港问题上也有一张政治牌。香港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形成，香港一些精英阶层认同英国的统治。但香港不同于马岛，虽然多数港人当时对回归心存疑虑，但要公然主张继续做殖民地还是有相当的困难。无论他们怎样认同西方价值，其心灵最深的地方，香港人的根依然是中国文明，因此英国根本就不打算使用民族自决论。他们更明白，中国不是阿根廷。”

　　在9月24日的会谈中，“撒切尔夫人提出香港繁荣问题，认为香港繁荣系于香港人对前途的信心，而繁荣和信心系于英国的继续统治，中英双方只有在香港未来治权上达成协议，才能讨论主权问题”。强世功说，“当时英国人手中最大的砝码，是经济牌。他们假定英国人一旦撤离，香港人会因为对内地缺乏信心而撤资，导致香港经济萧条，不利于内地改革开放所急需的投资。这后面隐含着法理牌，即三个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英国人合法拥有对香港的主权。而且假定经过谈判将香港的主权交给中国，中国为了香港保持繁荣，也应该让英国人继续拥有治权”。

　　“但是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强世功解读说，“邓小平用一个全新的框架重新定义了撒切尔夫人提出的香港繁荣问题，回应了她假定的三个条约有效论。在邓小平看来，香港问题的实质是主权归属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明确香港主权者是谁，这个主权者才有资格考虑如何维护香港繁荣。如果香港主权属于中国，香港的经济繁荣就是中国政府需要考虑的，与英国人毫无关系，英国人应当关心的是如何过渡，这才是中英谈判的实质。”

　　刘金田说：“这是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访华所开启的中英两国外交谈判所定下的基调。邓小平在主权问题上立场很强硬，不让步。邓小平在与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这样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强世功解释：“当时可能造成香港波动的不稳定因素主要有两方面：经济领域，是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导致的撤资和金融风波。政治上，可能会有人为的混乱。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和风波中，内地都有人移居香港。但更重要的是英国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必然会制造各种事端。为此，邓小平让国务院算笔账，看看香港每年给国家争取到多少外汇，如果香港出问题，对国家的经济究竟会产生多大影响。”

　　刘金田说：“邓小平预感到过渡时期会出些问题。1984年7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再一次表达了对香港过渡时期的关注。邓小平说了5点：希望不会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同意批出1997年后50年土地契约，同意港英动用卖地收入，但要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做行政开支；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额，以免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负担；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人士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他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对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

　　对撒切尔夫人提出的香港繁荣问题，邓小平回应道：“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制度要保持。”

　　“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人们还议论香港外资撤走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邓小平这些话在15年后得到了应验。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从提出‘一国两制’以来，内地经济一直在发展，从未停止过增长。回归前，香港每年有5万到6万移民，而现在，每年移民的不到1万人，比1982年前途谈判前的自然移民数量还少。不信的人走了，有信心的留下来，而且有信心的人越来越多。回归前，很多香港人到深圳的罗湖区、珠三角、上海买房子，很多的工厂也去了内地。在我看来，‘一国两制’是对症下药。但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大环境的配合，这就是改革开放和内地经济的不断增长。”

　　这次谈话后，中英双方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商谈。“实质性问题，是在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间的第二阶段谈的。开始英国一直坚持1997年后管治香港，会谈在第四轮后陷入僵局。1983年9月，英国前首相希思访华，他是邓小平的老朋友。邓小平对希思说，英国想用主权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如果英国不改变态度，中国将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邓小平的强硬立场，促使英方不得不在第五、六轮谈判中放弃管治权。”

　　“要相信我们中国人”

　　1984年6月，正值第二轮谈判进行之时，邓小平会见了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作了题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谈话。强世功说：“钟士元是当时香港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在谈判过程中，香港方面怀疑中央的诚意，提出一个‘三脚凳’思路，要求中央政府、英国和代表香港意愿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三方共同参与谈判。中央坚决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将香港类似等同于了主权国家，而香港立法局并非民选的代议政府，而是由港督委任，不代表香港人民。邓小平由此不同意钟士元以两局议员的身份访京，因此，这次会谈，钟士元只是以个人身份来的。同行的还有邓连茹等，她后来定居在英国。”

　　“邓小平对钟士元等人从英国过来很反感。”刘金田说。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在撒切尔夫人1982年访华前，香港总督尤德就带着钟士元和邓连茹等人到伦敦拜访撒切尔夫人，希望她能在访华期间切实反映港人诉求。此后，邓连茹等曾多次前往伦敦，希望港人可以参与谈判。强世功说：“中英谈判一开始，钟士元和邓连茹等人就不断去英国，希望英国不要放弃香港，其中最重要的是寻求英国给香港公民权的保护。英国人在明确香港将回归中国后，马上就在英国本土修改了《公民法》。根据新的英国《公民法》，到1997年，香港人就不再具有英国的海外公民身份，意味着香港人不再能到英国去定居。钟士元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然而当他作为两局议员到英国时，却没有从英国政府那里获得任何支持。”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谈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讲的。“这一次讲话，与邓小平在接见撒切尔夫人时的谈话完全不一样。”强世功说，“与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是代表两个主权国家的谈话，邓小平强调的是主权问题不可谈。而这一次，邓小平面对的是有特殊身份的中国人，他们受过西方教育，是亲港英政府的人，又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谈话中，邓小平着重谈的是爱国和港人治港的问题。说到底，在‘一国两制’的问题上，香港人的核心问题是，是不是爱国，是不是相信中央政府贯彻‘一国两制’的诚意，是不是相信中国能够把香港治理好。”

　　因此，邓小平说：“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别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邓小平还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这种民族自豪感的。”

　　“当时一些香港工商界人士和中产阶级人士不相信中央政府治理下能够有资本主义的繁荣香港，‘主权换治权’在他们中有很大市场。”强世功说。为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中国人不是低能的，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干得好。”

　　“港人治港”自然就涉及什么样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邓小平说：“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强世功评价说，邓小平当时对“爱国者”宽泛的定义，“是为了尽最大可能包容香港的主流，即工商界与中产阶级人士。正如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所说的，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左派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曾这样说：“香港公开表明不尊重自己的民族的，只有几个人。反对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的，也是极少数。政治上中间的人，爱国情怀也许就并不那么强烈，但不要紧，只要他们有本事管理好香港，不妨请他们出山。”这样，香港就几乎没有不符合爱国标准的人。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政府制定过这么开明的政策。

　　这次谈话结束不久以后，《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作为国际条约一签署，香港社会、港英政府和英国政府都相信了中国政府履行‘一国两制’的诚意。此后，香港问题的进展就特别顺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