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徐小平留学到美国，在美国的天空上，他声称见到了“唐朝的月亮”。10年后，有出国热忱的中国人都知道，要出国找徐小平。2009年，徐的儿子徐超到美国念大学，他已经不需要来自父亲的留学教育了

　　本刊记者/孙春艳

　　当徐小平1996年年初从加拿大回国踏上新东方创业路途的时候，也许他没有想到他会在轰轰烈烈的“留学潮”中影响数以十万计的人。10多年过去了，他回首与无数留学生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怒的跌宕日子，感慨道，“我的心情从未‘平和’过，我只是一直激动着……”

　　在美国见到“唐朝的月亮”

　　世事弄人，而时代造人。

　　徐小平从上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到上世纪90年代回国帮助新东方学生出国留学，其个人命运的变化正暗合了当时中国留学热从兴起到狂热的过程。正如大家所熟知的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从上世纪80年代搞培训为了出国，而后放弃出国一心做大新东方一样。

　　1981年，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徐小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大学任团委文化部部长。刚开始想走“仕途”的徐小平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出国，那时的梦想是做“中国的文化部长”，“做得好没准能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上世纪80年代国内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提出，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1980年深圳特区建设正式启动，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开始启动，改革的重心由农村逐渐转移到城市。而自1978年邓小平批示同意教育部关于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指示，徐小平身边的同事公派留学的人开始增多了。

　　“出国回来就能解决‘8大件’(当时指冰箱、电视、洗衣机等8种家用电器)。”徐小平艳羡不已，而当时在北京大学一年的工资，也买不起一台冰箱。这种公派出国带来的财富效应在北京大学这样的知识领域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尤其在1986年前后一股出国留学的热潮开始逐渐蔓延，出国几乎一时成了身价的标志，成功的风向标。

　　刚刚结婚不久的徐小平在1987年留学到美国，边打工边工作的日子很清苦，但他至今没有忘记第一次看到“美国月亮”时的激动心情，他想到了唐朝诗人王昌龄的诗

　　“一片冰心在玉壶”。声称见到“唐朝的月亮”的徐小平感慨于美国文化带给他的震撼。但迫于经济的窘迫，他又想办法申请到了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全额奖学金，在加拿大继续攻读音乐硕士学位。

　　而此时，在北京大学当英语教师的俞敏洪按捺不住了。他的同事，同时也是好朋友的徐小平留学加拿大了，跟他同在英语系的王强也去了美国，他北京大学同一寝室的哥们包凡一也去加拿大读了MBA。为了赚够出国的学费，俞敏洪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办托福班，挣出国的学费。

　　但纪律严明的北京大学没有容忍俞敏洪的做法。1990年秋天，北大三角地的高音喇叭广播了对俞敏洪记大过处分，大意是俞敏洪打着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云云。

　　“北大踹了我一脚，我当时充满怨恨，现在却充满感激……”俞敏洪说。1991年，他毅然砸碎了“铁饭碗”，开始了新东方的创业之旅——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夜里大街小巷地刷糨糊贴广告，在垃圾桶上作免费演讲，点着蜡烛给学生上课……

　　但这个时候，在国外的徐小平正经历着人生最痛苦的时段。1994年，徐小平回到中国，原本打算和朋友合开一家音乐公司，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当时两个儿子，一个3岁，一个5岁。要养活老婆孩子、快进入40岁的他，想过去做驾驶教练。自恃“多才多艺”的他，回忆当时不无感慨：“就愁没机会！”

　　在加拿大听说了俞敏洪创业的事情，徐小平感到机会来了。他主动联系了俞敏洪。1995年，感到创业孤单的俞敏洪分别到美国去看望王强，到加拿大去看望徐小平和包凡一。那时候王强在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年薪是6万美元，但让王强震惊的是俞敏洪在留学生中的威望。在参观普林斯顿大学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认识“俞老师”，他们都在新东方上过课。

　　当俞敏洪谈到“新东方的一些学生虽然考过了GRE(雅思)、TOEFL(托福)，却申请不到奖学金；拿到全额奖学金却也经常被拒签时，”徐小平主动申请回到新东方创业，看着犹豫的俞敏洪，他说“我可以提供出国咨询指导”。

　　“机会并没有邀请我，是我攫取了机会。”徐小平反复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1996年年初，徐小平、王强站在了新东方的讲台上。1997年，包凡一也从加拿大赶回来加盟了新东方。徐小平结合自身经历成立了新东方出国留学、移民咨询处，王强提出了“美语思维”概念，包凡一成立了新东方写作中心。“三驾马车”的到来，使新东方告别了个体户经营的时代，而进入团队创业的黄金发展阶段。

　　不出国，人生就是问题的一切

　　徐小平至今忘不了当时第一次看到新东方办公地点的感触，那是一个在北京大学旁边租来的两层违章建筑，工作人员都是上了岁数的下岗女工(后来都成了百万富翁)，办公室更是个“烂地方”。对于任何“海归”看了都会失望的地方，徐小平却感到了“无限欢乐”，“地越荒，越能体现垦荒者的价值和能力”。

　　新东方加拿大移民、美国签证咨询、美国留学咨询——广告贴出去之后，办公电话就早早晚晚响个不断，来咨询的学生呼呼啦啦来了一大群。一对一讲解、开小讲座、大讲座……徐小平每天几乎都工作到晚上12点以后，他第一次感觉自己被别人如此需要，兴奋的他投入到一种疯狂的如痴如醉的留学咨询工作之中。仅几个月的时间，徐小平在新东方声名鹊起，学生们知道要出国找徐小平。

　　1996年2月，刚到新东方几周的徐小平迎来了一个女子的造访。此女名叫沙玫(化名)，30多岁，为出国已经奋斗了很多年。

　　徐小平说：“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她说：“最好明天就走！”

　　徐小平说：“我理解，你想去哪一国？”

　　她说；“除了中国不去，哪里都去！”

　　徐小平说：“你多大？”

　　她咬咬牙，视死如归地说：“刚刚过了三十点五岁的生日。”

　　憋足了劲回到国内的徐小平，一回来就遇上了憋足了劲要挤出国门的沙玫，而沙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典型的为了出国什么都不要的女人：出国，就能解决一切人生的问题。不出国，人生就是问题的一切。

　　而正因为抱定出国目的，她把国内生活视为短视行为，导致她的人生走到了十字路口。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英语大专的她，在北京一个电脑皮包公司做秘书，只因为清闲有更多的时间复习英语。一个60岁、枯瘦矮小又没钱的美国老华侨，经过别人的介绍，正在追求她并提出要和她结婚带她去美国过苦日子。这正是沙玫来新东方咨询处找徐小平的原因。

　　在打消了沙玫企图利用不平等跨国婚姻解决自己出路的愚蠢想法后，徐小平趁热打铁开导她放弃“最好明天就走”“除了中国不去，哪里都去”的出国浮躁心理，鼓励她“选择一个具体行业的舞台，从国内跳到国外，再从国外跳到国内”。因为徐小平看到了太多“那种因为在国内混得不好因而要急迫出国的朋友，往往到头来既出不了国，也回不了国”的例子。

　　当时的1996年，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脚步正在悄悄加快，留学生回国创业的潮头也开始涌动。徐小平鼓励沙玫辞掉稳定却学不到知识的工作，到正准备进军北京的美国通用能源集团的新闻发布会上“打杂”——仅一周时间。

　　沙玫迎来了生命转折点。在通用公司这一周的工作，沙玫通过她那热情洋溢的工作态度和面面俱到的细致精神，博得大家的喜爱。工作结束，通用能源公司老板已经决定聘请她做办公室助理。

　　她从一个无所事事、默默无闻的皮包公司秘书，变成了在中国急剧扩展的跨国公司的白领丽人，这是典型的中国机会。而这一新职业成为她申请美国留学的转折点。在世界500强的大公司工作，使她的工作背景和入学资格获得了一个崭新的阶层和档次。当她申请美国各大学的商学院时，她只要告诉对方自己在通用能源集团工作，没有一家商学院会对她的入学资格和素质表示怀疑。

　　1998年夏天，沙玫被美国芝加哥一所不错的大学的MBA录取了。当沙玫去使馆签证，她故意把她通用能源集团的公文包往签证窗口一放，同时，把别着通用公司标志的前胸，也高高地挺起来。签证官抬头一看，说：“Oh, you work for GE company？(你在通用公司工作？)”沙玫热情洋溢地说：“Yes, Sir, Do you use our company's products？(是的，先生，你使用我们公司的产品吗？)”获得了谈话的主动权的沙玫，自然得到了签证。

　　但沙玫没有3万美元的出国费用，最终她争得父母同意卖掉了父母内蒙古的房子，她用这笔钱，成功地读完了MBA课程，两年后，在美国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份工作。

　　4月，对于准备出国留学的人，是个残忍的季节，因为这是学生签证的旺季每年这个时候，美国签证处窗口总是哀鸿遍野。新东方咨询处则成为学生们发泄对签证官仇恨的地方。

　　1999年夏天，又是一个美国签证的旺季。徐小平开设了“美国签证哲学辅导班”，报名者甚众。面对学生被拒签的失望情绪，徐小平只能一遍遍地为他们鼓励、打气、指导。当时有一个脸色苍白的男生站起来，说自己去美国读MBA签证申请刚刚被拒了，他反反复复地强调被拒签是冤枉的，明明他有足够的钱但还是以资金不足和移民倾向把他给拒了。

　　3年后的一天，在北京的街头，徐小平再次邂逅了这个男学生。他已经从美国那所商学院毕业，在华尔街工作了一年之后，被美国公司派回中国——一家美国华尔街的主流公司与中国一家大型国有金融公司合资后的最佳总裁人选。

　　他的脸上看不到3年前的疯狂暴戾，洋溢的是对于未来金融事业展望与个人锦绣前程的豪情与自信。

　　“国家与国家间的相互学习，是通过像这样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出国留学的方式展现的。”徐小平感慨于教育如何改变人类，留学如何再造中国。

　　从出国到回国

　　经历过世纪之交“出国热”的中国，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很多领域已经从“不开放”“半开放”，走向开放。从前“出国”“留学”所代表的一切人生追求，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有了可以替代的目标。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说过一句话：“送出去十个留学生，回来一个就是成功。”而多年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留学生已经迎来了“回国潮”。

　　2000年5月，徐小平和俞敏洪应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邀请，分别到这两所大学发表演讲。这一次他们代表新东方正式提出“留学生归国彩虹计划”。他们鼓励留学生，与其学有所成后在美国辛辛苦苦寻找美元和机会，不如及时回国，在国内的众多机会中勇敢地拼搏一次，为中华振兴出力。

　　回首徐小平所经历的“留学热”，他深深感到那场疯狂的出国热，实际包含着理性含义，就是表明人们对贫穷落后的扬弃，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涤荡在中国大地的出国热风起云涌，而且越来越热，中国出国人数一直稳步增长，今后继续增长10年至20年没问题。”徐小平预测。而他的自我评价是，“我是留学羊群里的一个牧羊犬，负责把他们赶进屋里去，给他们引领方向。”

　　不久前，徐小平刚把大儿子徐超送到美国念大学。徐超在上海国际学校上的初中，在美国读的高中。到了徐超这一辈，他已经不需要来自父亲的留学教育了。  ★

　　◗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1950年向东欧国家派出25名留学生。1951年375名学生留学苏联。1954年前往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学生增加到1500多人。这时期留学生多是从优秀高中毕业生，部分大学生和老师中挑选的。文革前，中国向29个国家派遣了10000多名留学生。

　　文革开始后一度停止派遣留学生，从1972年恢复派遣留学生到1976年，整个文革期间国家派遣留学生总数1629人。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1980年代，“出国热”席卷中国大陆。1986年12月，国家教委出台《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规范出国留学。90年代以后，出国大潮更加势不可挡。1995年全年出国学生为2万人，2000年接近4万人，2008年一年达17.98万人。

　　1978～2008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经达到14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