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节选)

　　我唾弃那种中国人

　　我有一位姓王的朋友，在北京某高校任教。这位朋友最大的也是最持久的乐趣便是与来到北京的各类外国人打交道，他总有机会也总有能耐跟老外们混得倍儿熟——然后，再找机会把各个国家的以及他那些外国朋友的各种奇闻轶事叙述给我们听。他有一位英国朋友叫马克，据说他跟马克的交情已有多年。我们经常听到他这样大声嚷嚷：“马克这小子昨天夜里3点打电话把我吵醒了，一问，他在哥本哈根喝多了酒，说要劫持架飞机过来看我。哈哈哈哈哈。”诸如此类的消息特别多：“马克在日本跟一个尼姑好上了。”“ 瞧见身上这件T 恤吧，是马克寄过来的，这个图案是牛津大学的标志。”

　　…………

　　不是说他吹牛，我知道那个马克。有次正好我去王先生家找一本书时，马克来电话了。王先生拿起话筒后一下子激动非凡，满脸的青春痘都熠熠发光，他一叠声高叫：“哦马克，哦马克……”然后用一种显然装饰过的(装饰得更有牛津味)英语热烈交谈起来——为了避免他接完电话后再宣布消息，我悄悄地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打了个寒噤，我的这些同胞怎么啦？……

　　不能否认，在中国人中间，确实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他们恨不得能换掉自己的血，恨不能从来就不懂汉语；他们也是种族主义的拥护者，只不过他们歧视的正是自己。我们还记得多年前的费翔热。当这位三流歌星来到上海时，不知多少女青年赶往万体馆想一睹这位有西方血统的歌手的丰姿。我记得当时有一家报纸还刊登了这样的花絮：两个女青年站在印有费翔照片的演出海报下，对费翔的眼睛到底是灰色的还是蓝色的争执不下。

　　这是一种可怕的、致命的症结。这是另一类的中国人。这种病有两大症状：一、在洋人面前，他们表现得唯唯诺诺，像宋强所说的那样，极想变成奴隶，并且如果变成之后还欣喜若狂；二、在自己的同胞面前，他们又出现了某种臆想，他们暂时变成了洋人，汉语变得不流利了，有些关键的词必须要借助其他语种的词语才能使整个句子连贯起来。

　　今年3月7日，我去建国门外的国贸大厦与×国汽车公司北京代表处商谈一笔广告业务。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国雇员，这位看上去不足30岁的小伙子在我落座以后居然用英语和我交谈——这使我大为惊讶——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建议，问他能否使用汉语，这样我们可以谈得更到位一些。他说：“在公司内部必须用英语，这是老板的要求——而且我们也习惯了。”话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很宽容，同意用母语与我谈判。只是在整个过程中他不断地插入英语词汇。比如他转身吩咐一位下属(名片上他的头衔是副主管)：“请递给我一张paper(纸)。”

　　我们的四大发明之一快要失去它原来的名称了。

　　“对美国说‘不’，首先是对自己说‘不’”

　　《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有一个现在看来有些粗陋的封面，几位作者之前都名不见经传，没有学界背景。但是不到一个月，这本书吸引了全世界100多家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先后被译成8种文字，书中对“冷战”后中美关系和民族主义的观点引发了大讨论。

　　12年后，此书作者与本刊记者谈及出版前后，仍表示，彼时彼地他们只是发出民间的声音。“对国际政治和中国政治的现实有几种思考方式，不存在非此即彼，在共同的知识背景和社会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路径。”张小波说。现在他是一个成功的职业出版人。

　　记者◎曾焱

　　90年代中国

　　张小波(笔名张藏藏)现在的回忆是，从1989到1995年，他感觉到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些年轻人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心理发生了微妙变化。“他们开始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应该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关心我们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我们的国民生活。这些都是能从情感上、直觉上感受到的东西。”

　　那些让大家“心理发生微妙变化”的原因，《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以下简称《中国可以说不》)出版时在书尾用90页的“附录”做了部分呈现。“附录”里有十几页是他们请人摘录整理的《中美关系大事记(1989～1996)》，可以看到一些在国际关系领域曾让普通中国人不免产生强烈挫折感的新闻事件：

　　1989年以后，中美双方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多次较大规模的谈判。1991、1994、1996年，美国贸易代表多次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知识产权报告中将中国列入侵犯知识产权的“重点国家”名单，并进行贸易制裁；

　　1993年7月23日发生备受国内外媒体关注的“银河号”事件。美国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将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并威胁要对中国进行制裁。“银河号”货轮被迫在达曼港接受检查。中国、沙特代表及美国顾问在9月4日签署检查报告，确认“银河号”没有违禁化学品；

　　1993年9月24日，中国“申奥”失败，北京以两票之差败给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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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氛围下，政论性读物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张小波提到《山坳上的中国》，作者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何博传。还有1994年的《第三只眼看中国》——署名“(德)洛伊宁格尔/译者王山”，《日本可以说不》在中国也有了盗版。此书1988年由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合作撰写，书中认为日本应该在包括经济和外交的各个领域提高相对美国的自主地位。《日本可以说不》后来被认为直接启发了《中国可以说不》，但张小波对本刊记者否认了这种说法。

　　1992年是90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张小波和宋强也都在这一年改变了命运。“1992年邓小平南行，鼓励胆子再大一点，社会开始比较活跃。”宋强回忆，那一年他考进了当时重庆最火的经济广播电台，而之前几年则一直“被否定得很厉害”：1987年大学毕业后被分回老家重庆，在一个军工厂子弟中学教语文和历史；两年后从学校辞职，应聘到一家杂志社做广告业务。

　　1992年，张小波这个昔日的“城市诗派”主将也彻底丢掉“铁饭碗”，从镇江到北京做了书商。策划《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张小波已经在这个地界滚打了4年多。张小波回忆他刚入行时，“二渠道”充斥了很多文盲、半文盲，1992、1993年，这一行集中进入了一批诗人，他的一帮诗友，像李亚伟、野夫、马松等人都成了书商，还有后来策划出《黑镜头》系列的万夏。“也许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的进入给‘二渠道’图书选题带去了活力和提升。”张小波说。

　　5个撰稿人

　　用宋强的话说，他和张小波之间是诗的渊源。两人都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张小波高三届。“80年代校园里社团很活跃。华东师大有个夏雨诗社，在诗界有些名气，小波和我先后做过那里的社长。”宋强告诉本刊记者，毕业后他和张小波一直保持联系。1995年，他到北京找张小波玩，在出租车上张小波告诉他想做一本书，就叫《中国可以说不》。刚好宋强在电台的部门主任不久前也布置了一个采访任务，让他关注重庆满大街的夜总会和广告牌为什么都起洋名。这是很小的层面，但让宋强对美国文化渗透到中国人日常生活有了最细节的感受。张小波跟他一提《中国可以说不》，他就首先有冲动，想对那些广告牌说“不”。

　　作为策划人，张小波说他考虑比较多的是这本书以什么样的姿态发言，“我决定用最平庸化、最年轻的姿态，这样可能最能够反映中国社会思潮本身的状态”。职业书商的直觉告诉他，这本书如果找国际问题方面的学者来写，语言是“死”的，很难和中国社会现实发生关系，“我们当然要有冲击力，包括文本的粗鄙性，我不希望它太精致，太面面俱到。那时候的图书和现在不一样，选题为王，内容不是特别重要”。

　　5个撰稿人——宋强、张小波、乔边、古清生、汤镇宇，分别是记者、诗人和自由撰稿人，后面3个跟张小波熟悉，但加入写书前和宋强不认识。“乔边”是笔名，写诗还有一个笔名叫“莫非”，在北京市园林局工作。古清生刚到北京两年，以自由撰稿谋生。汤镇宇当时是《中华工商时报》的记者。宋强认为，张小波选他们来写是经过认真观察的：“他认可我的文字有激情，觉得古清生写中日关系可能有独到见解，汤镇宇是中国媒体中比较深入采访过WTO谈判的记者，而乔边有特别的心理轨迹，1993年中国‘申奥’失败后，乔边说：我本来是个世界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现在看到了国家利益博弈的真相，而且这个真相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天真。”

　　但是张小波告诉本刊记者说，他当时没想这么多。“找人比较随意，那段时间我和他们几个来往比较密，平时看问题观点相近，都认为应该有本书出来，发出底层的、小人物的声音，而不总是高高在上的人说话。”据张小波说，写书过程非常松散，没有分配任务，谁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比如宋强自己选了写美国部分。

　　5个部分，字数各在3万左右。张小波自己用了一个月来写；北京其他3个作者也差不多，“一个多月后都交稿给我了”。宋强说他那部分大约4万字，真正写只用了9天时间。没有电脑，都是手写，也没有特别的资料来源，阅读积累主要来自他自己看过的一些杂书，比如《日本可以说不》、《戴高乐传》、《卡扎菲传》、《阿萨德传》、密特朗等人的书信集。在他记忆中印象深的还有《山坳上的中国》，“我读得非常仔细，越看越绝望、痛苦，觉得这个国家像被世界抛弃了”。还有一件事不能说和他写作时所表达的情绪完全没有关系。“1995年我老婆想出国，托福考了重庆前几名。我看了电影《大撒把》就跟她说：你出去了我们只有一条路，离婚。她有几个好朋友在美国，老给她打电话，说美国怎么怎么好，我就说你们都出去吧，留我们这些人在国内搞改革——都是模仿王朔的语言风格，说了以后自己也觉得无聊。”

　　“我出生于1964年，70年代末思想解放的年代我开始学会关注世界，80年代我在上海念大学，那时候讨论的空气十分浓厚，任何一种价值都可以得到认同。很难想象许多和我一样有着自由思想特征的中国青年不会对美国产生浓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上的根深蒂固是真实的，它不一定以十分狂热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深沉的、持久的甚至是温馨的状态，左右着我们认识现实的尺度，影响着我们的追求。”这是宋强撰稿部分的开头，也是《中国可以说不》全书的起篇，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他们几个作者粗线条的早期自画像——对西方价值观不加鉴别的吸纳者，正统秩序的反抗者。就是这样一代来自80年代叛逆校园的年轻学生，现在却要开口对美国说“不”了。“如果我们变成物质和精神上的亡国奴，那结局肯定是通过我们不懈追求‘美国梦’得到的。因此我们对美国说‘不’，首先是对自己说‘不’。”宋强说。

　　轰动和批评

　　“1996年发生了什么大事？‘台海危机’，这么巧碰上了。但外界却认为这本书是赶着‘台海危机’出版的。”张小波说，《中国可以说不》付印后，他是通过常用渠道发行出去的，没有刻意筹划什么。之前他已经做过一些销路很好的书，但对这本书他心里没底。“没有想我需要发多少，因为也不可能去估量。后面产生的效应确实是远远出乎意料的。”发完书十几天后，张小波回江苏南通休假，接到电话让他回北京，说《亚洲周刊》要采访他。见面后发现彼此是认识的，对方不知道“张藏藏”原来是他。然后《华尔街邮报》来了，再后来就是美国一些主流报纸，包括欧洲的通讯社。这时离该书发售不到20天。据张小波透露，《中国可以说不》的正版最终发了400万册左右，盗版恐怕还超过这个数字。

　　张小波知道书出来后一定会招致批评，做好了准备，因为里面表达的观点毕竟和80年代一些在他看来属于“狂欢式的向西方膜拜”有差距。他阅读各种媒体的报道和争论，自己也参加辩论。大约一个多月后，他开始感觉到批评中有比较浓烈的火药味。书里一些语句被赞同的人津津乐道，比如“美国谁也领导不了，它只能领导它自己；日本谁也领导不了，它有时连自己也无法领导；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而一些激烈的表述则令批评者不安，《纽约时报》记者帕特里克·艾·泰勒的报道标题是——《昔日的中国造反者找到了新理由》。

　　宋强更没预见到这本书在1996年为他带来的高知名度。1996年4月书还没付印，他从重庆经济广播电台辞职，加入张小波的共和联动出版公司。“我有时睡在办公室，不断接到电话让赶紧加印，说断版了。我那时还不懂做书，跟张小波说赶快印啊，这书能卖50万本。张小波冷笑一下，说你知道什么，这书卖了200万都不止。”

　　在我们的谈话中，宋强几次用到“草莽知识分子”这个词来指称自己。他说1996年前跟学界没有交往，也一个作家都不认识，基本上写的都是自己感性的东西。在一些学者眼里，《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还是被视为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即民族主义真正谋求到独立的话语权并让人们切实感受它的力量。而宋强说，他们只是表达了自己所认为的正确和不正确，当时写作的情绪是非常真实的。

　　张小波回忆：“1996年我们被人问了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你们去过美国吗？为什么你们可以这样讲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去过美国，但每个人，哪怕一个农民都置身于中美关系之中，因为中美关系会有一个后果发散到每个人。你对它的接受和认知，要么是荒谬的表达，要么是智慧的表达，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此申明自己的态度。”

　　“说不”之后

　　张小波至今不觉得《中国可以说不》是不可替代的，1996年在他个人经历中也并不具备特殊意义。“如果没有我们这本书，会有同样或者相似的东西出现，我认为是呼之欲出。可以这么说：这本书一定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它带来那么多人参与辩论、那么大的行销量，我个人觉得它就是读物，可能无法归类。”

　　宋强重读了《中国可以说不》“两三回”，他认为书里表达的观点没有过时，但感觉表述方式上可以再到位一些。宋强说自己记忆力好，引用资料时很少去查证，所以出现了一些错误，比如汤因比的那段话就引错了。“语言上的粗糙和俗是存在的。我对时代感没有这么敏感的嗅觉，我没有想过‘中国可以说不’成为1996年标志性的话语。”

　　在《中国可以说不》之后，张小波、宋强他们身上有了几个标签：草莽知识分子、愤青、新左派、民族主义者。张小波说，这些标签放在他身上全不对，“别人给你贴标签，把你钉住以后就可以来描述你，但是它钉不住我”。

　　《中国可以说不》的5个作者之后都回到各自的生活中。“乔边应该还在北京市园林局吧，很久没联系了。汤镇宇好像继续主编他的证券版。古清生什么文章都写，已经出了几本关于美食文化的书。”宋强说，他自己现在做出版和电视策划，张小波呢，始终是市场嗅觉敏锐的职业出版商，多本畅销书的幕后推手。张小波说，对他而言，《中国可以说不》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是一个先行者——民间中国也可以站出来论述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无论观点正确与否，至少它提供了另一种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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