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他刚凭借一部讲述地震的纪录片，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奖，并因此吸引关注。而在他看来，这只是他对“人”的关注的一次坚持。他不善言辞，却喜欢用镜头讲自己看到的故事。但在平时，他不得不拍商业广告来谋生计，对他来说，拍纪录片只是个成本颇高的爱好——

　　9月12日中午，正在威尼斯参加电影节的杜海滨接到通知，下午3点去参加地平线单元的颁奖典礼，“还要穿正装”。根据威尼斯电影节的传统，他知道，这意味着自己要得奖了。

　　3个小时后，评委组宣布，杜海滨以四川地震为主题的纪录片《1428》，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纪录片奖。在威尼斯电影节里，地平线单元是与主竞赛单元共同进行的展映环节，重点鼓励电影的实验和创新。

　　从接过证书、发表简短的获奖感言，到接下来的媒体访问、酒会和庆功宴，杜海滨都在持续地“装酷”，只有在酒会中，几位评委走到他身边，说他的作品“真诚而不煽情”，他才像遇到知音一样兴奋了起来。

　　“我很幸运，你们都能够理解我。”杜海滨向一位评委说。这位评委笑着回答：“你展示得很清楚，我们都看到了。”

　　这个把地震时间“14点28分”作为片名的作品，没有聚焦于血淋淋的创伤、撕心裂肺的悲痛，而把镜头转向了震区“荒诞的真实”。杜海滨希望，由此引发人们对震区每一个“个体”生存的关注。

　　在这部长度为122分钟的纪录片里，记载了这样一些故事：一位老人煞有介事地表示，现在地震停下来，是因为他画了一幅画，“里面的二郎神把鳌鱼的头叉住了”；另一位老太太看到镜头就凑过来，想向媒体反映一下，昨天政府发的电热毯自己还没领到；还有一个中年人，站在北川的观景台上，向游客介绍对面被封锁的老城里“埋了几万人”，就是为了挣一些导游费。

　　表现这些小人物的生活，正是杜海滨一直以来关心和擅长的。

　　这个陕西人执著于艺术，前后参加了6次高考，报考过几次美术学院，最终在1996年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台湾导演侯孝贤的电影《冬冬的假期》。

　　“电影可以讲你原来认为特别不重要的生活。”他感叹道。

　　于是，尽管自己的专业是图片摄影，他却迷上了拍摄纪录片。2000年春节，在宝鸡火车站的一个垃圾台上，杜海滨看到，几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正在那里煮面，有一个人还拿着枪。

　　他好奇地走过去交谈，发现这些年轻人或因为打工被骗，或因为父母离异，只能流落街头，靠卖废品或是偷东西维持生计。这立刻引起了他的兴趣，很快，杜海滨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开始拿着一台简陋的“掌中宝”，拍摄这群“被抛弃了的人”。

　　“这是一次毫无准备又充满刺激的拍摄工作。”杜海滨说。一年后，这部名为《铁路沿线》的片子，获得了中国首届独立映像展最佳纪录片和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特别奖。虽然没有公映，但在纪录片的圈子里，杜海滨开始小有名气。

　　在此之后，他不断把目光投向自己身边的“人”。他拍过高档写字楼的保安，拍过酒吧的变性表演者，以及在北京郊区开采石头的农民工。

　　到后来，他的关注视野越来越大，比如，“商品化浪潮冲击下的农业社会”，以及“地震”，但拍摄的主体依然是“人”。

　　在“5·12”地震发生后第3天，杜海滨来到四川。当时，他还没打算拍片子，只是单纯地希望能做一名志愿者，另外，也“作为一个当事人，体验这场大灾难”。

　　结果，他很快犯起了“职业病”。看到废墟上的麻将牌，他忍不住猜测：“如果没有地震，这里的人们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而到了第10天，他发现，自己实在忍不住要拍点什么了。

　　在什邡市红白镇，一名男子在废墟下被埋了100多个小时，救援人员最后不得不决定，对他进行截肢。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男子的女儿在旁边，一直接受着媒体“轮番轰炸”，当女儿最后一次走上废墟，在同意截肢的单据上签字后，这个女孩转过身，面对下面迎接她的媒体，就像一个凯旋的战士一样，嘴角竟然露出一丝微笑。

　　“太荒诞了！”时隔一年，杜海滨还是不断地感慨。他不能接受媒体拍摄的那种“纪录片”，因此，他跑了无数家音像店、电视台，最后通过自己的一位朋友，借到了一台摄像机，记录“真实的情况”。

　　一开始，他的计划是拍摄“废墟”。但拍着拍着，他又被一个个“人”的故事吸引了过去。

　　面对摄像机，一位男子坚持，是对面那个胖胖的煤矿老板没有及时行动，才导致自己的哥哥在地震中被埋在了矿井下。而站在一旁的人则对杜海滨说，这个人“只不过是想多要些钱罢了”。

　　一位道士表示，会发生地震，是因为大家都不供奉土地爷。

　　……

　　“我不是冷酷。”杜海滨说。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刻意寻找这些荒诞的部分，但它是现实的一部分，“如果你面对现实的话，就无法回避”。

　　“我是已经热血过了，想真正做一些事情，更全面地去展现我看到的现实。”杜海滨说。

　　在他的镜头里，也有这样悲恸的画面：在北川中学，一对父母带着小儿子来找大儿子的遗物，当他们一间一间宿舍找过去，最后找到儿子的床铺时，一滴眼泪从父亲满是皱纹的脸上滑落。他很快捂住了眼睛，擦了擦，带上了宿舍的房门。透过没有完全关闭的门缝，杜海滨拍了几秒钟，就把镜头转向了走道，只录下了一家人哭泣的声音。

　　“这是我能够承受的极限。”杜海滨说，“我不太想直接地、残酷地去展现那些事情。”

　　他还记录了一对新人的结婚过程。两个人来到女方的“娘家”，发现屋里没有人，门打不开，着急的新郎就两脚踹开了门，招呼客人们坐了进去……

　　先后两次来到震区，每次都拍摄近一个月的时间，杜海滨收集到了大量的素材。而在这些镜头中，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北川观景台上，一位穿着皮衣，梳着“贝克汉姆头”的男青年。他一边用音箱放音乐，一边唱着歌，在这个游客最密集的地方卖磁带、光盘，和周围祭奠的气氛格格不入。有过路的人指责他：“都是灾民，何必呢？”这个男青年却扭过头，大声地说：“我也有亲人朋友被埋在北川县城里，我也难过，但那又怎么样？人要活得现实一点！”

　　一句话，让杜海滨觉得自己好像“被带到了另一个空间”。“我们希望他们能尽快从灾难中走出来，但事实是，走出来的人，一样会受到批判。”

　　这个讲话声音低沉的中年男子，带着“处女座的细腻”。他爱思考，讲话的前几个字常常是“我觉得”、“我相信”、“我想”。他愿意抛出问题，却不爱解答。他希望自己的纪录片能够把事实呈现在观众面前，并且引发他们的思考。

　　他常被同事们开玩笑“不善言辞”。两年前，他第一次带着自己《伞……》的片花来申请CNEX的资助。作报告的时候，因为电脑出了故障，他只好关掉电脑“干讲”，结果，尽管报告的内容很吸引人，最终也赢得了资金，但CNEX的营运长陈玲珍至今还记得，当时杜海滨的言语表达让自己几乎“听昏了头”。

　　好在他“拍得比说得好”。拍完没多久，《伞……》就被威尼斯电影节的选片人看中，参加了2007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的展映。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两年后，凭借《1428》再次来到威尼斯的杜海滨非常平静。他甚至算好了，自己的生日会在威尼斯度过，为了避免大家破费买蛋糕，杜海滨从北京提了一盒月饼出国，计划到时候请大家吃月饼过生日。

　　获奖之后，杜海滨没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变化，除了“采访多了点”。在过去的10年里，他曾经拍过7部纪录片，其中不乏获奖的作品，却一直没有赚到钱。他不认为自己的片子能够广泛传播，即使能够公映，他对票房也没有什么预期，因为“导演就不应该说票房的事儿”。

　　因为没有人看过《1428》，他不得不为采访的记者先播放影片。采访开始后，还没等记者问出几个问题，他自己先忍不住了：“我能先采访一下你吗？你觉得这个片子怎么样？”

　　在得到“无法用言语形容，五味杂陈”的回答后，他满意地点了点头：“对，就是这种感觉。”

　　不过，一部在国外获奖的纪录片，总是无法免除质疑，比如“为得奖而拍”，或者“迎合外国人口味”。杜海滨很不喜欢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对于他的作品，曾经有人评价说，乍一看，像是“暴露丑陋中国”的片子，但仔细看下去就会发现，他关注的仅仅是“人”而已。“我不懂迎合，我只是老老实实地做一件事。”杜海滨说。

　　在他的心目中，纪录片拍摄并不是自己的主业，甚至连“兼职”也算不上。平常的日子里，杜海滨会拍一些企业宣传片，还有一些广告来赚钱，他管这不叫“妥协”，叫“生存”。

　　至于纪录片，则是一种“耗费了很多精力的兴趣爱好”。“就像一个人喜欢航模一样。”说完，杜海滨就笑了起来。付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