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从和平共处到和谐世界

　　“互利共赢”、“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我国树立富有建设性、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外交指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基础；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与时代主题作出科学判断，调整了外交战略和对外关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并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冷战结束后，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与时俱进，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大战略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外交研究室研究员王红续这样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

　　回顾中国外交的60年，就是：形势大变化，政策大调整，外交大发展。中国前驻法大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如是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高祖贵认为，纵观新中国60年外交，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和把握日益全面、深化，维护国家利益日趋理性与自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王逸舟将中国这些年的外交思想理论总结为：相辅相成的三大保障目标，低调温和、不搞对抗的外交姿态，有理、有节的国际改造观，层次多样、优势互补的复合外交形态，细密结合的外交“四条线”，内在一致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念，不断充实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形成中的“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思想，既有连续性，又具代际创新特点的指导方针，渐进、有序的伟大外交转型。

　　经过60年的努力，中国的外交理念已形成一个体系。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俞邃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说，基石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杠杆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旗帜是和平、发展、合作，远景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道路是和平发展，办法是互利共赢。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国遵循的外交方针是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国外是宣传革命和战争的理念。1978年之后的30年，中国遵循的是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提出的“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和谐世界”的理念。

　　独立自主：从未牺牲的原则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所一贯倡导的外交政策原则。外交学院副院长郑启荣认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从来没有牺牲过自己的独立自主原则。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高祖贵也指出，60年来，中国始终把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视为核心国家利益，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至上。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原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方针。从新中国建立到5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在当时形势下采取了“一边倒”的方针政策，后来，中苏关系出现逆转，中苏同盟破裂，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不能容忍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也正是依靠独立自主原则，中国在五六十年代顶住了美国和西方反华势力的封锁和压力。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论是处理与敌对国家的关系，或是与兄弟国家发展关系，都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利益放在第一位，坚定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反对任何力量损害中国的独立、主权、安全和尊严。

　　8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外交思想，根据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国际形势的新特点，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内涵更加丰富和完整。在原有基础上，赋予独立自主以新的内容，并突出维护和平，强调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坚持不同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永远不谋求霸权。

　　1986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第一次把中国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分十个方面阐述了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进入21世纪，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的复杂形势，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郑启荣认为，中国外交60年的实践证明，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中国外交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极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为中国赢得了普遍声誉。

　　和平发展：时代潮流和自身利益的战略抉择

　　和平发展，就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在安全、稳定的条件下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就是要本着崇高的以人为本的和平目的，造福于中华民族，造福于全人类；就是要采取和平的方式并经过和平的途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避免来自内外的冲突和对抗；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发展与进步，亦即我国几代领导人所倡导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俞邃认为，中国之所以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是由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决定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也是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决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的基石。中国领导人正是在传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务实创新。

　　王红续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从新中国的外交实践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成功地运用到处理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去，其次又成功地运用到处理与印度、缅甸、印尼等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去，最后还运用到处理与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去。

　　国际关系史长期以来充满弱肉强食现象。经受了百年屈辱的中国正是国际强权行为的受害者。新中国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在利益关系上国际强权的极端不合理状况，坚决反对以强凌弱、侵犯别国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的强权政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规定了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三大价值取向和标尺：第一，以和平为最高目标；第二，以平等为基本准则；第三，以互利为基本要求。这五项原则为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规定了性质。

　　20世纪60年代，带有严重“左”倾色彩的外交战略偏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给中国外交造成了极大被动。“一条线”战略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表明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开始摆脱“左”倾错误的束缚，努力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回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王红续认为，邓小平根据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冷静观察，适时调整了外交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他还把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提上日程。“发展是硬道理”是邓小平外交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发展”是时代两大主题的核心，更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中心。解决一切内政外交问题，特别是维护世界和平，都要靠“发展”。这一核心外交理念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最大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更加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指导意义。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还把和平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强调“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还大力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形势剧烈动荡。邓小平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著名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和“决不当头”的战略方针。其中“有所作为”，是指中国在“不当头”和做好“自己的事”的前提下，“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关于时代和国际形势的战略判断，以及有关“发展是硬道理”、“对外开放”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外交理念，为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所继承，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充实和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公开、坦诚地向国际社会阐明自己的战略取向。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强调：“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郑重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