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第40-41期合刊特约转载

　　1960：国防过大关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差一点，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就没有升起，后来几十年则难以设想。

　　1960年前后，新生的共和国成立十余年时，正处于最为困难的时期，政策失误，自然灾害，苏援断绝。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历次战争中一路走来，习惯了攻坚克难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此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顶着一股疑虑、沮丧的阴云。

　　在赶超路上一直奋力直追的中国国防，突然在岔道口前顿了一顿。当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在这一年彻底撕毁中苏科技合作协定后，一个尖锐的矛盾在内部凸显出来：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下马”还是“上马”？

　　争论持续到次年夏天的北戴河，在那里召开的国防工业会议上，由聂荣臻元帅领衔的国防科工团队向中央上报了坚决上马的决心和理由，“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得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

　　心中早有方向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趁势”拍板同意。陈毅元帅也表示：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据聂帅在其回忆录中描述，陈帅多次对他风趣地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忆起那个关口时期的波折，国防战线上的干部往往都会提到邓小平1982年会见外宾时的一句名言：“中国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

　　“自力更生为主”

　　“自力更生”素来为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一大信条，早在1945年8月13日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就强调了这一点。在国内国际合作反法西斯取得重大胜利之时，他就清醒地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即使是在中苏蜜月期，中国也没有忘记“自力更生”。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后演变为七机部、航天工业部)成立，时任主管国防科工的副总理聂荣臻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10月17日，毛泽东主席批准这一发展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方针。

　　正是那个时期，聂帅敏锐地发现苏联开始对中国设卡。1956年8月，聂帅等委托访苏的李富春副总理向苏联政府提出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但苏联方面的答复“使我们大失所望”，只限于培养干部，且只接受50名留学生。

　　如果按照这个步骤，估计最少要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才能在我国进行导弹的研究工作。“通过苏方的答复，我们看出了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对我国发展国防尖端武器的态度，总的说来就是不想给。”聂帅在其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中说。

　　为此，聂帅向中央和军委建议，一方面我们自己动手，积极筹备导弹、原子弹、新型歼击机等尖端武器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争取继续与苏联进行谈判，尽量争取得到一些援助。

　　“如果把我们研制尖端武器所走过的道路重新回顾一下，就可以证明中央当时所确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在武器装备方面，把立足点放在外国援助或主要靠购买外国的产品上，那就不但不会这样快取得成就，而且必然造成研制工作的依附性，会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尤其1960年以后，苏联突然断绝援助，我们就会陷入困境。”聂帅强调。

　　“下马”还是“上马”

　　在五院成立的1956年10月，国际形势出现变化，波兰、匈牙利危机爆发，中国介入并发挥积极作用。随后，赫鲁晓夫在新技术援助方面出现松动迹象。1957年9月，经中央批准，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等率团赴苏谈判，历时35天，10月15日，签下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

　　“十月十五日协定”执行时间好景不长。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访华，要求中国答复不久前苏方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的建议”。这一有损中国独立的图谋，遭到中方严正拒绝。苏方亦开始单方面撕毁协定，至1960年8月，在华专家全部撤走，其中，在五院的援华专家全部撤走日期是8月13日。

　　苏援的断绝，再加上“大跃进”的政策失误与自然灾害，使刚刚走上轨道的国防科技事业遭到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而在国防尖端项目“下马”还是“上马”的问题上，决策机关形成了不同看法。有些人认为困难太多、太大，应放慢速度。还有少数人甚至提出应停止搞尖端技术，称花钱太多，影响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主张只搞飞机和常规装备，不搞导弹、原子弹等尖端武器。

　　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6月，他又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离开苏联援助这一前提，这一预期能否实现，成为谁也不敢断然肯定的问题。其时，中国刚刚摆脱“大跃进”的风潮。

　　据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张爱萍上将后来回忆，在“下马”、“上马”之争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派出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到各地的厂矿、科研、生产等单位，考察采矿、冶炼、生产的设备和研究、设计等已经具备的条件与存在的困难。经科技专家、技术人员和各级领导共同研究，认为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和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只要党中央直接领导，设立专门领导机构，集中全国有关各方的力量进行技术攻关、设备制造和材料生产等工作，统一组织，密切协同，便可能在1964年研制成并炸响比美国在广岛投掷的技术更先进、威力更大的原子弹。

　　据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兼国家科委副主任的张劲夫回忆，主张继续搞导弹的陈赓大将去征询后来被称为“导弹之父”的钱学森的意见，钱认为“我们自己能搞”，随后向中央写了一个包括具体实施方案在内的建议。

　　“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一举发射成功，聂帅在发射场的庆祝宴会上豪迈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61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国防工业会议时，尽管争论仍在持续，但方向已逐渐明朗。毛泽东通过秘书从杭州给聂荣臻发来指示，要研究提高工业技术水平的方针。聂荣臻立即召集与会同志，切实分析了当时我国尖端技术的基本状况。

　　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在1958年以前还是一片空白，但短短三年时间，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以导弹为例，已经有了自己的近程地地导弹，正在自行设计中远程地地导弹，并且进行了若干关键部件的研究试验工作。在尖端科技队伍方面，导弹研究院已经拥有大学毕业以上的专业技术干部好几千人。

　　在原子弹方面，当时二机部已有大学毕业以上的专业技术干部好几千人。已经查明的原料储量，可以满足第一套金属铀冶炼设备生产的需要。一些关键技术也已经突破，有的正在攻关。

　　据业内人士回忆，以1958年10月成立统管全军武器装备科研工作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为节点，我国国防工业开始从仿制为主逐步走上自行设计为主的道路。钱学森曾指出，完成“两弹一星”那样千头万绪的工作，首先是因为有一个非常有力而且很有效的领导，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组织指挥大规模军事行为的那套办法、经验，有效地应用到科技工作中来，从而取得了很大成就。

　　在苏联援助断绝后的几年内，中国不但按预定的计划于1964年10月炸响了第一颗原子弹，还先后研制成近程导弹和中程地地核导弹，常规武器的自行研制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

　　聂帅回忆称，“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苏联撤走专家，迫使我们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进入科研攻关新阶段，并获得了良好效果，这是我们科研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为此，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

　　确定“上马”之后，谁先“上马”又成为问题。“两弹”自然是重点，其他的呢？

　　聂帅回忆，当时在研制武器装备方面，确定了一条“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在科研与生产的关系方面，以科研为主；在尖端与常规的关系方面，以尖端为主。“当时我们向各单位提出要照顾这个大局，我向他们打比方说，这好比过河，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经过说服，大家都能顾全大局，为重点让路。这是我们攻关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在具体安排过程中，不无一波三折的故事。

　　据曾任强五飞机总设计师陆孝彭的回忆，1958年8月，航空工业局根据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提议，决定我国自行设计制造一种超音速喷气式强击机，陆孝彭从沈阳第一飞机设计室被“借”到南昌飞机厂任主管设计师。1960年5月，强五原型机开始试制，但到1961年“调整”时，却面临“下马”形势。

　　在这期间，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工人热情很高，经过四百个日日夜夜的奋战，4次大的修改，不仅完成了总体设计，而且发出了全套生产图纸。当上级决定取消试制计划时，“我们心急如焚，到处奔走呼号。”厂党委顺应广大职工的意愿，甘愿冒风险，用“见缝插针”的办法坚持试制。最困难的时候，试制小组虽然只剩下12个人，但“愈干愈欢，所到之处，几乎有求必应”。

　　当第一次静力试验失败的时候，空军与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还调拨两架份附件支持继续试制。时任三机部部长的孙志远也亲临试验现场，并在干部大会上郑重宣布恢复强五飞机的研制计划。

　　1965年6月4日，第一架强五飞机升空试飞，同年年底，国家批准初步设计定型，投入小批试生产。1969年底，强五飞机正式投入生产。10年艰辛的自行研制，揭开了我国自行设计制造超音速喷气式强击机大量装备部队的历史。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核潜艇的研制同样曲折动人。据曾任海军技装部部长陈右铭的回忆，1958年6月，我国第一座实验型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以后，导弹核潜艇的研制随即提上日程。然而一个月后，赫鲁晓夫访华催促“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建议，制造交恶事端。后来，中苏数度交涉，苏方一直对核动力潜艇的技术资料封锁甚严。赫鲁晓夫于1959年9月再次访华时甚至对会见他的周总理、聂帅等人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苏联有了核潜艇，你们就有了；我们可以组织联合舰队。

　　毛泽东闻知后大怒：“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在1961年的“调整”中，核潜艇却没有强击机那么幸运，在困难时期被暂缓。在科研力量和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海军集中力量用来仿制改进几种型号的常规舰艇，核潜艇仅保留少部分力量进行几项技术复杂、周期长的关键项目研究，为恢复研制作准备。陈毅副总理至此还舍不得下马，提出：“我不赞成这方面的缩减，而赞成继续进行钻研，不管要八年、十年或十二年，都应加紧进行。”

　　到1965年，经济形势好转之后，分别主管核能和船舶工业的二机部、六机部党组联合“请战”，核潜艇工程被批准重新展开。憋足了劲的科研、管理人员甩开臂膀，短短五年后，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了。1974年的建军节，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服役。

　　情况报告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元帅那里时，他兴奋异常，于当月19日登艇检阅，看到这个新鲜的“撒手锏”，他高兴得不无疑问：“这艘艇完全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吗？”时任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自豪地回答：这就是我国自力更生制造的核潜艇，艇上所有设备，没有一件是进口的。□

　　(本文根据《回顾与展望——新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聂荣臻回忆录》等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