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春，我住纽约，在林肯中心看了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的话剧《乌托邦彼岸》。它展开了19世纪一批俄国知识分子，包括巴枯宁、赫尔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机遇与命运，时间跨度从1833直到1868年；舞台在莫斯科、巴黎、伦敦、日内瓦等欧洲城市之间转动。正是由于一小撮俄国知识分子（最多一二十个人）的奋斗与献身，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从而彻底改变了俄国文化风貌与精神品质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看完话剧后，我和李陀、刘禾、西川等朋友在纽约有过一系列讨论。话题散漫，但焦点集中：中国是否有可能像俄国知识分子那样，在不远的将来掀起一场文化复兴运动，砥砺激发，交相辉映，以非凡而持久的创造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此时此地，即2009年10月3日在香港——回首与展望，让我深感焦虑：中国这一百年的进步（如果可借用这个词的话）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资源与环境的代价、教育的代价、公民权的代价，等等，对我来说，最大的还是创造力的代价。纵观百年，尤其近半个世纪以来，志士仁人关于民族复兴的梦想实现了吗？我们在文化上、在文学艺术上有多少值得骄傲的成就呢？尤其在中华文明遗产和世界文化高峰的反衬下更加触目惊心。

　　更确切地说，中华民族走到今天反而迷失了——失去了自我身份，失去了理想和方向感，失去了反省能力与创造性。

　　如果说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开篇的“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是一种政治理想的话，其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是一种中国式理想的文化情怀。回首历史，朝代更迭与经济兴衰如过眼烟云，最终留下薪火相传的文化创造力，才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立身之本。

　　2049年距今还有40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质。

　　而文学艺术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关键，包括对汉语现代转型的推动作用，使之达到古汉语的完美境界。实现这一梦想有几个基本条件：

　　一、对中华文明遗产的梳理与重新定位，包括对“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矫正，让诸神复活，成为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新动力。

　　二、以推动汉语的现代转型为目的，修订中小学语文课本，让汉语基础写作成为大学必修课。同时成立非官方的最高权威机构——汉语文学院，重写文学史，编纂相关辞典及各种文类的推荐选本等。

　　三、废除由政府供养作家的体制，创办多种形式的国家与民间基金会，支持严肃文学写作，并拓展民间文学刊物的生存空间。

　　四、扩大以民间为主的国际文化交流，为汉语作家提供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的机会，甚至提供在国外短期居住与创作的可能。

　　五、为了让翻译文学当成汉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和私人基金会的支持下，建立专业的文学翻译队伍，提高翻译稿酬，并在出版前对翻译质量严格把关。

　　六、建立独立的文学艺术批评机制（与民间文学刊物相配合），批评与鼓励兼收并蓄，划清严肃写作与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写作的界限。

　　以上六点只是基本条件，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条往往都不可预测。但我相信钟摆走到头将反向而行——青年一代最终会厌倦或摒弃以物质主义为代表的时代潮流，集体反抗将为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带来新的转机。

　　从此时此地到2049年的中国，隔着四十年的不测风云。谈论未来就是梦想，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正是人类做梦的能力，“彼岸”正是梦的边界，而因为有了这种能力和边界，人类才有了方向和目标，才不会迷失在黑暗中。

　　如果说在纽约的讨论是前奏的话，那么大幕正在拉开，舞台徐徐转动，那些为民族文化复兴做梦的人开始行动。

　　北岛 1949年出生，本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

　　北岛当过建筑工人，做过翻译，并短期在《新观察》杂志做过编辑。1970年开始写作，1978年与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1989年开始，先后旅居瑞典等多个国家进行创作。

　　2007年，北岛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当年8月，正式搬到香港与其家人团聚，结束其近20年的欧美漂泊。

　　北岛的作品已被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代表作包括作于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期间的《回答》，其中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已经成为中国新诗名句。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是当今影响最大、最受国际承认的中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