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60年了。

　　60年风雨，60年发展，60年辉煌！

　　60年来，我们伟大的党，领导伟大的人民，创造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富起来”，也正逐步“强大起来”。

　　一座座丰碑，记录着老一辈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新中国建设者的奋斗历程、新时期改革者的惊世之举……我们将永远铭记！

　　俯视脚下的热土，我们还会发现，60年来，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着令人惊喜的变化。

　　1956年，新中国第一辆出租车上路；1958年，第一台国产电视机出厂；1980年，第一家个体饭店开张； 1981年，第一个商品房小区迎来住户；1986年，第一辆私家轿车落户普通家庭；1988年，第一家卡拉ok厅对公众开放；2002年，第一个博客在互联网上蹿红……

　　从吃穿住行，到娱乐休闲；从家庭理财，到文化教育，各行各业都涌现出各自的“第一人”。在他们的引领和影响下，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这些“第一人”，都是离我们的生活最近的人。我们精选其中的60位作为代表，追踪他们的足迹，挖掘其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从一个侧面感受历史的脉动，使我们更加珍惜和热爱今天的生活。

　　“中国第一家个体饭馆”老板

　　刘桂仙 开饭馆只因穷怕了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罗旻

　　9月12日上午10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程赶到北京昌平区阿苏卫村，采访刘桂仙。这位现年77岁的老太太，因29年前开了被称为“中国第一家个体饭馆”，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都是穷怕了，折腾出来的，呵呵。”老人笑着回忆起那段往事。刘桂仙和老伴郭培基膝下有5个子女，这样的家庭在那个年代很普遍。但孩子一多，家里的经济就凸显拮据。“那时候，最头疼的就是孩子们围着我喊‘妈，我饿。’”

　　刘桂仙曾有多年的厨师经历，丈夫也在工厂当炊事员，两个人都能烧一手好菜，然而两个“厨师”却为自家孩子的吃饭问题犯愁。于是，刘桂仙最先有了凭自己的手艺开个饭馆的想法。

　　1980年夏天，刘桂仙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郭培基，他也很支持。“我是一个急性子，”刘桂仙笑呵呵地说，“开店也不是干什么坏事，所以我就开始跑工商。”她找到北京市东城区工商局，但当她说明来意，工作人员都犯了难：“你想办个体饭店的营业执照，可是我们这里没有政策，没有文件，也没有先例，我们没法给您办，也不敢开这个头。”但刘桂仙认为事情既然起步，哪有轻易放弃的理！她就“天天往工商局跑，软磨硬泡，同样的话不知说了多少遍，为的就是一定要把营业执照给跑下来！”

　　就在双方都为难之时，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一天，刘桂仙的丈夫郭培基刚下班，一个胖胖的男子走过来与他寒暄：“老哥，听说你们想开一家饭馆？我也有这种想法，咱俩聊聊行吗？”郭培基一听是同行，便把自己和爱人的想法，还有申办营业许可证难等苦衷，一股脑儿地告诉了这位陌生人。

　　郭培基夫妇万万没有想到，与他聊天的男子是一名记者。第二天一早，他跟“胖子”说的话全都上了广播，还上了《北京日报》，此事的影响也迅速扩大。

　　过了几天，工商局的人告诉刘桂仙：“经过局里研究，同意他们先将饭馆开起来，随后就给办营业执照”。有了“尚方宝剑”，其他的难题也都迎刃而解：粮食局的一位工作人员送来了粮票和油票；郭培基原单位卖了一大车各种建材给他们，只象征性地收了10元钱；一家商场的经理特批了一个冰箱，把原价1000多元的新冰箱以400多元的低价卖给了他们……

　　1980年9月30日，在北京东城区翠花胡同，刘桂仙夫妇的“悦宾饭馆”开始试营业。第二天，此事见诸报端，《北京晚报》的标题就是《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开张》。消息在京城炸开了锅。一个美国记者说，3天之内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开了一家个体饭店。

　　饭馆开业后的营业情况很不错，刘桂仙觉得自己算是找对了路子。但就在饭馆走上坡路的时候，她也遇到了一些外界风言风语的压力。有人说刘桂仙在“走资本主义路线”，有人说她接待外国人“给帝国主义泄露情报”等等，这着实让她很难过。但刘桂仙和郭培基始终抱定一个观念：自己一不做亏心的事，二不做有害国家的事，就没什么好害怕的，无论如何也要咬牙把饭馆撑下去。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1981年春节，大年初一，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国务院副总理一同来到刘桂仙的悦宾饭馆。刘桂仙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姚依林和陈慕华在饭馆里坐了很长时间，他们先是把小餐馆细细看了一遍，边看边询问饭馆经营的情况，并鼓励刘桂仙好好干下去。姚依林还建议她别只做热菜，还要弄一些可以下酒的凉菜，这样既可以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又可以多赚钱。两位领导人走后，深受鼓舞的刘桂仙难掩心中的激动，让家人足足放了两麻袋的鞭炮。就在这一年，刘桂仙还在悦宾饭馆不远处又开了一家更大的饭馆——悦仙餐馆。

　　29年过去了，两个饭馆在刘桂仙的掌管下经营得红红火火，宾客盈门。

　　第一代房地产开发商

　　骆锦星 “港商出钱我出地”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钟园

　　9月10日，记者拨通了骆锦星老先生的电话。这位盖起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创造中国房地产界多个“第一”的传奇人物，几十年来一直住在深圳政府20年前分给他的房子里。

　　1979年3月，一直在广东惠阳地区邮电局工作的骆锦星踌躇满志地来到刚刚建市的深圳，原以为按照省里的安排，他将继续负责邮电局的工作，哪知道，领导给他安排的竟然是房管局副局长的职位。

　　“领导说来了这么多干部，深圳没有那么多房子，建房子的重任就交给你了，过段时间再调整……谁知道就这样，我下半辈子都在盖房子了。”回忆起当年“入行”的经历，年逾古稀的骆锦星哈哈大笑。

　　骆锦星回忆说：“当时的深圳，真是又穷又乱。苍蝇蚊子臭水沟，到处是棚户区，几代人同居一室。” 1980年，骆锦星受命组建深圳第一家房地产公司——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后来的深房集团。这个房地产公司共有6个人，4辆旧自行车。作为总经理，骆锦星的任务就是给深圳建房，但建房的钱从哪里来，却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香港人启发了我们，香港财政收益的三成以上都来自土地拍卖。于是我们就想到了租地的方法，用土地换资金。”带着这个想法，骆锦星开始与香港妙丽集团进行谈判。“最后商定由我们出地，港商那边出资，利润按深房85%、妙丽15%的比率进行分配的建房方案。”一年后，骆锦星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首次推出的108套房一次性售罄。

　　用骆锦星的话说，这个小区是一个“起点”：住房商品化的起点、按揭贷款的起点、物业管理等等的起点。1981年东湖丽苑小区正式竣工入住，并按照香港的模式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物业管理公司。在这之后，与外资合作建房在深圳获得默许，深圳方面定下规则，多层建筑二八分成——深圳方面得80%利润，高层建筑三七分成——深圳方面得70%利润。

　　如今，骆锦星已经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元老”级人物。安享退休生活的骆老形容自己“和普通的老人没什么区别。不过，我对房地产业仍然保持着热情与关心”。

　　第一批民航飞行员：不识英文仪表全凭死记硬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