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李强：他所理解的“中国模式”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大家都在研究社会，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中的经济行为、经济现象。社会学呢，你要理解，它是一个更大的概念。”李强说：“我跟共和国一块长大的，50年出生。我觉得自己的命运真的跟共和国的命运是同命相连。”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说：“其实呢，我们后来对共和国的认识，包括我们对政治的剖析，经济的剖析，对于各方面的分析，起源于我们对共和国基层的认识，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自己曾经上山下乡到了黑龙江边境上的一个小村落，离当时发生那场争宝岛战争也就几十里地的一个村落里面。”

　　李强说：“曾经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这一代人，我觉得应该说是，你去问所有人，他至少都告诉你，感触很深，收获极大。”

　　李强说：“我在北京长大的，如果我不是在黑龙江边境上的小村子待九年，我也不可能了解中国的农村。我后来对中国的很多认识都是起源于我那九年的经验。”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在采访中说：“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呢，至今呢，我们的六成人口，就是说大概56%的人，还是农村户籍，如果你对这56%的人都不认识的话你怎么认识中国？”

　　1978年，李强参加高考，进入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研究生毕业后从事社会学研究。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在采访中说：“改革以后，我自己深切的体会到，经济走的每一个步伐，我们都是跟着国家这个步伐在走的。过去那个时候呢，就连吃这件事情都曾经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李强说：“王府井百货大楼，你们可能都没有太多印象了，那个时候是中国的商业的第一的重要销售点。成千上万的人挤在大门门口等着开门，然后到了点以后，刚一开门，潮水一样的人群，哇，涌到不同柜台，这时候才开始排队，你明白吧？所以一开始的那个动作是十分迅速的，哇，一下进去，今天想起来中国人都不可想象。”“那时候哪有超市，那时候中国人不可想象，你到一个商店里可以随便拿，那怎么可能？”在采访中李强说：“肯定是你在柜台，求服务员说，服务员你给我拿这个我看看，拿那个看看，怎么自己拿这个东西看一看呢？”

　　“我觉得基本到了93、94年以后，中国开始度过了商品短缺时代，”李强说：“所以今天更多的是商家发愁，怎么能把这东西卖出去，所以现在应该说，变化是非常巨大的。”

　　李强说：“中国人过去家里一般绝大部分人不可能有电话，只有一些很特殊的一些干部家里是有电话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就是用公共电话，你还记得电视上，说谁谁，你的媳妇给你来电话了。”“96年，当时我在北京市做了一个电话的调查。那时候呢，很少人买得起移动电话，多数人是买一个叫BB机的东西。绝大部分中国人说，我不会去买那个东西。我如果有固定电话就够了，如果我有BB机就够了。”李强说：“我觉得谁也没有想到，手机居然普及了。”

　　从1978年参加高考到今天，30年中国改革开放和巨大的经济发展，让李强开始对教育有了特殊的理解。

　　李强说：“有一个概念叫教育收益率，就是当我们讲收入的时候，什么叫公平，谁多拿，谁少拿。教育收益率是各国来测教育它究竟对于收入的影响的一个指标，那么也就是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多上一年学，将来他在收入中究竟是多还是少。”“一般国家呢，认一个东西，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的知识水平高，技术水平高，能力强，贡献大，他应该多拿一些。”李强说：“世界各国一般在市场经济国家，都还是超过10%的，像美国教育收益率一般是12、13%的教育收益率。”

　　80年代的时候，中国出现一个现象叫脑体倒挂。现在人都不太能理解，当时呢，叫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原子弹的步入卖茶叶蛋的；就是现在人觉得奇怪。李强说：“国营医院，就算你是脑外科医生，你敢动脑子手术的，你晚上动了三个脑子大手术了，那应该多累了，第二天早晨加班费2毛5加班费。所以就可见当时，我觉得这个收入体制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还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这个现象到90年代以后，就彻底的变化了。”“我们每年用一种方法，叫密斯特(音)方式的方法来测教育收益率，测完以后我们就惊讶的发现。在大概93、94年的时候，居然从负收益变成正收益了。”李强：“呦，居然有2%的收益率了，就是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多上一年学，他的收入会多2%。然后3%、4%、5%、6%，最近测已经超过10%了，觉得这个变化非常巨大啊。”

　　李强说：“30年经济腾飞，为什么？从经济理论上来说，究竟有什么理论上的创新？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全体的中国人特别是学者们要深思，就是应该总结出中国模式。”“我认为最核心的一点叫做制度的灵活性，恐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改革初期，小平提过一句话叫做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就必然给制度留出很多灵活性，也就是说你得让它有活力，有这个活动的幅度。否则的话，你要一个僵化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制度灵活性呢。”李强说：“再过4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百年什么样子，说实在的，谁也不是神仙，谁也很难预测说一百年。但是呢，有一个东西我认为是可以预测的。”“改革初期的时候，中国所谓第一产业就是70%都是种地的农民。我们测算，到了2038年的中国，在全部中国的从业人口中，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大概也就是9%的样子。所以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中国真的是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种地的人，再过30年，再过40年，他们可能，比如说在办公室里当白领了。就是说通过几代人的变迁，它发生这个变化了。如果构成这个社会的人群发生了变化，那你想想，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不变化的呢？”

　　六、韩俊：让贫困成为记忆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农村经济研究的韩俊，出生在鲁西北地区的农村，他说他从不避讳自己出身于农民家庭，贫困给他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记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说：“在我们那个地区，从记事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上大学，只有过年才能够吃上小麦蒸的馒头，基本上就吃红薯，山东人叫地瓜干，比如我上高中的时候，5块钱的学费，那交不起的，很多人都交不起，现在这个算什么，5块钱，我父亲是小学民办老师，他的工资只有6块钱。

　　贫困让韩俊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情，他和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韩俊16岁进入农学院的大门，26岁从农业大学毕业，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以后的二十年一直从事农村政策方面的研究。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从1961年到2008年，中国的谷物产量从0.89亿吨增加到3.94亿吨，增长了3.4倍，中国用仅占世界十分之一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一个有目共睹的奇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说：“那么过去六十年，实际上农民最满意的是三件大事。第一个是土改，土改就圆了农民“耕者有其田”这个梦。第二一个大事就是七十年代末，农村搞大包干，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农民真正穿上了一双合脚的鞋，那么现在中央提出这个土地承包关系，要长久不变，真正给农民吃下了一颗长效定心丸。第三件大事就是取消农业税，这个使9亿农民直接受益也可以说是过去三十年，农民受益最大的一项改革。”

　　现在，韩俊家里除了母亲还是农村户口，其他都已经从农村走出来，韩俊对农村感触最深变化就是人口的流动，过去三十年，有两亿农民告别了土地，进入各种企业，进入城镇，这是农民收入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动力源。韩俊说：“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最大的变化，农村最大的变化就是农民的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强，农民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农民有越来越多的渠道，来分享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

　　韩俊说，母亲在村里分了两亩地，因为是滩地，不是基本农田，全种了树。韩俊说：“她前不久，还回村去种树。为什么种树呢，因为最近几年我参加6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去年参加了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那么回到家老太太就问，我也给她讲一些农村政策，当她听到说这个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她就问，什么叫长久不变，我说就是再也不变了。”

　　在韩俊的一本书中，他写到了自己的孩子，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女儿他对三农的理解。韩俊说：“她只有7岁，她对农村她有了很多，她自己的一些看法。她就发现这个农村跟城市不一样，她知道农业农村有多重要，因为民以食为天。那么她知道这个研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很有意思的。”

　　韩俊说，自己儿时的梦想和现在有很大差异，儿时想的更多是自己身边的事，现在想的可能更多更多。他说：“我们最大的一个梦想，就是城乡的差距，能够逐步地缩小，最终农民能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而且，将来任何一个农民，他不会因为自己是从事农业，而感到地位不如别人高，也就是说将来无论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大家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我们的制度，城乡是统一的。最终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能够从根本上被破除，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期待。”

　　七、巴曙松：感悟金融业

　　记者在巴曙松家里看到，儿童玩具摆满了房间的各个角落，巴曙松说，玩具是父女沟通最好的方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说：“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只有到小学正规的学校里边，才有的黑板。很不错了，现在我给小孩自己正好画画，给小孩讲讲，自己喜欢在这涂鸦，比如对着这个书上的画，自己画的好玩，它这个跟我们那个时候的玩具，差异，我自己的感觉。”记者：“您当时玩什么玩具？”巴曙松：“跟全国人民少年儿童玩的一样，打弹珠这些，非常简单。”

　　从小小的玩具开始，巴曙松跟我们谈开了中国经济的60年变迁，先后两次去香港工作的经历，给他的感触是最深的。1997年，他第一次去香港，在中银香港工作，参与重组和海外上市项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巴曙松说：“第一次在香港工作呢，正好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时期，所以我们既看到了香港回归之后的喜悦，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对香港发展的猜疑，以及经历金融危机之后，所做出的一些积极地应对，那么在那个时期，我们对应着国内的这些金融界的看法，国际上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的银行业技术上破产，风雨飘摇，那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定时炸弹，所以基本上是一个负面的，怀疑的。”

　　巴曙松的第二次香港之行是十年之后，2007年，他来到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任经济部副部长。近三年中，他在香港看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同，这一次，他感受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提升。巴曙松说：“在1997、1998年的时候，在香港资本市场上，来自于内地的，或者是以内地作为主要业务收入来源的上市公司，几乎无足轻重，不重要。十年下来，在香港资本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中流砥柱地位的这些上市公司。绝大部分要么是内地的大型的优秀企业，要么是香港的企业，但是它以内地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地之一。来自于中国内地的这些优秀的企业，它占香港股票的市值超过50%，60%。”

　　截至2008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62.4万亿，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的市值在全球银行业市值排名前三位；按一级资本排名，也进入全球最大15家银行的行列。2009年上半年末，外汇储备资产达到21316亿美元。巴曙松说：“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对中国的经济各种参数，指数的变化，其实关注的这个机构和人群并不多的，很有限的一些研究的小众人群，到了今天，海内外关注每个月，中国经济的统计数据，CPI、PPI、GDP增长、工业增加值、PMI指标，信贷投放指标，全球的机构投资者，很多中小投资者都关注，甚至成为影响短期市场波动的很重要的指标。”

　　巴曙松说，最近几年，通过参加一些国际活动，他感受到中国经济学家越来越被重视，中国经济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巴曙松说：“中国经济，我们说，它从趋势上来看，它的崛起已经事成必然，它必然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金融来支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