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所谓一个年代的定义，似乎都是那个年代的休止，而非开始。经历了数十年所谓的后现代化，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预测至今影响深远——20年前，这位日裔美籍学者的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说，历史已经走到终结，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经战胜了所有的对手，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将最终统治整个世界。“福山主义”最念念不忘的，是把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巨人，纳入西方世界的版图。

　　但走过20年，“休克疗法”后的俄罗斯，似乎变得更加专制独裁；实施渐进改革，坚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正慢慢确立其独有的“中国模式”。从本世纪初“中国模式”概念兴起以来，学界的讨论此起彼伏、著述汗牛充栋。在金融危机的阴影笼罩下，新一波“中国模式”的讨论也更为引人瞩目。就此，本期对话栏目邀请黄靖教授发表自己的看法。

　　黄靖教授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去年加盟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黄靖教授祖籍山东，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目前，他也担任新华社资深国际经济分析师以及中国国际与战略基金会的顾问。

　　“中国模式”的未来

　　— 专访黄靖教授

　　叶 蕴

　　中国模式受到根本性挑战

　　《南风窗》：经历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似乎相比起其他国家，其损失来得要小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靖：中国模式的存在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现实。但在当今困局下断定中国模式的优势，似乎为时太早。而认为中国这次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比较小，也是不确切的。

　　首先，中国的发展模式目前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直白来说，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其实是借鉴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或者称东亚模式——通过对外开放，靠吸引外部投资、扩大对外出口来拉动经济高速发展。因此，源源不断的外资投入和开放繁荣的外部市场，是东亚发展模式得以成功的两个必要的外部条件。就中国而言，对外出口虽然占GDP比例不大，但外资的不断涌入和与外贸相关产业的发展，却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今这两个外部条件都受到很大打击。外资投入锐减，而各国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的核心，就是要保护和刺激本国的经济发展。即便经济复苏也未必能解决目前保护主义兴起的趋势。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现在看来还是成功的。但是否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现在还很难判断。所以，中国目前所面对的挑战依然是十分严峻的。

　　第二，中国累积了很多外汇储备。原本几十年发展经济而积累的财富，如今却变成别人绑架自己的工具。这导致中国整体经济危险度很高，更容易受到自己很难掌控的外部变化的威胁，这也是一种极大的潜在损失。

　　第三，目前的经济危机延缓了中国必须进行的经济结构性改革及其配套措施。比如，中国的金融体系还很落后，经济结构也不合理，投资推动所占GDP的比例过大，而且一直不断提高。2001年，这个比例突破35%，2007年是 55.6%，去年高达57.3%。

　　投资比例过大至少造成两个严重问题。首先产能过剩，其次是就业市场和就业层次长期停滞不前。虽然年均增长率高达9%，但中国的“实质就业市场”(Meaningful Job Market)发展十分缓慢，有社会保障和发展前途的就业机会增长不到1%，实际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千百万农民工进城就业，另一方面大学生学非所用、“低质量”就业十分普遍。更重要的是，相当一代人的就业生涯不会有提高，可能从17岁到47岁都是做同样的低技能工作，工作技能没有提高，更谈不上更新换代。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

　　并且，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到经济发达阶段的根本衡量指标是第三产业、即高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后的20多年里，都不同程度地将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提高到45%~50%以上。中国经过30年，比例现在才勉强达到40%。而中国第二产业一直比重过大，目前仍然高达50%。两高一低(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状况一直没有根本的改善。

　　因此，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它不仅给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而且充分暴露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弱点和硬伤。

　　《南风窗》：按照您的说法，中国模式实际上是很脆弱的，那何来人们一直议论这个模式的优越性呢？

　　黄靖：虽然中国模式的弱点和硬伤都很明显，但整个中国经济实体还是很强大的。其实这次金融危机也给中国提供了巨大机会。实体经济的抗压性比较大，恢复的基础强、速度快。

　　在经济危机中，中国最关键的优势，恰恰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强而有力，这是其他西方国家所没有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家保留对这些产业的垄断和控制，是一种发展的阻碍和桎梏。但到了经济危机的时候，反而变成了控制局面的优势。

　　《南风窗》：危机过去，这个优势会不会又是桎梏，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即使在应对危机方面，人们对这个优势也不是没有疑虑，比如说对民生和就业重视不够，中小企业生存艰难。

　　黄靖：是的。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颇符合目前部分人士的一些主张。如维持社会公平正义；加大国家对分配的干预，保证弱势群体不被过分剥夺；保证强势团体不对资源作过多掠夺等等。这种主张类似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但是，欧洲的各种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力并不强。他们通常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时期得势，经济一旦转衰则通常是保守党上台。

　　如果说，国家干预对目前的民生和就业等问题并没有显著效果，其实这反映的是一个根本的原理：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仅仅靠国家行政干预来保证正义、公平和正当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国家干预本身的正当性就很难保证。新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国家对经济的大力干预，但过于理想化的建议执行起来容易走火入魔，往往形成灾难。这是有深刻历史教训的。

　　因此，经历金融危机后，对于是否要保持甚至加大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我本人持否定的观点。现在要做的，恰恰是要抓住危机带来的机遇，进一步深化改革。否则，危机过后，强力的国家干预将成为经济长期发展的不利因素，将造成致命影响。我们知道，推动经济的两个动力是竞争和创新。竞争的公平、合理、透明，是激励发明创新的基础。然而，垄断经营不仅大大破坏了这两个动力，而且必然导致分配不公平、以至社会的不公平。最近民众对中石油用低廉的价格团购房屋反应强烈，表明垄断经营不仅导致了巨额利润，而且已经开始造成了社会的不公。

　　实际上，中国国有企业的垄断现象已经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十分负面的影响。例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民营企业今年来解决了近70%的就业问题，而这与他们获得国家银行贷款的比例是极其不匹配的。

　　“中国模式”的瓶颈

　　《南风窗》：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您对“北京共识”有何看法？

　　黄靖：我们要和其他模式相比才能得出结论。与“华盛顿共识”比较，“北京共识”的三个基本点是：第一，集体、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也就是说，为了整体利益可以损害甚至牺牲个人权利，所谓主权高于人权，就是这个道理；第二，是在这个理念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有经济的自由，但国家有垄断经营的权力；第三，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共产党的一党领导。

　　从社会发展的的角度看，中国发展模式简单来说是先经济后政治。人类社会有两个终极追求目标：繁荣与自由，能同时取得两种目标当然很棒。但问题是，如果不能同时达到两个，只能取其一，我们如何选择？有东亚与拉美两种不同模式。现在证明首先发展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拉美模式基本是不成功的。我认为，如果一个政治模式不能带给人类社会繁荣，就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到底能否从经济繁荣走向民主自由？我对此持乐观态度。这个基本的态度和所谓东方、西方文明的区别无关——所谓“亚洲价值”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实现经济现代化是最基本的人权，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现代化给人带来了两个前所未有的、同时也是不可逆转的好处。

　　首先，是个人的经济独立性。在工业化之前，人的经济独立性很差，只能依赖集体和大家庭才能生活下去，中外概莫能外。但经济现代化后，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过一份自己的日子，获得了经济的独立性。

　　第二，给了人最大的社会能动性。经济现代化把人类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从脚下(土地)转移到了头上(大脑)。一个人只要学到知识技能，就能移动，从而摆脱了对土地的依附。个人的经济独立性和经济资源的可携带性，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人们不愿意再将自己的权利和意志依附于所谓集体利益和权力，而是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和参与。所以，经济的现代化必定导致政治的现代化。

　　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走向民主政治制度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中国的大城市，政治自由度、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是逐渐增加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会有反复甚至倒退。但大的发展方向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中国的政治转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是，这个转变应该是渐进的，改良的，而不应该是“革命”性质的。这就是为什么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参与至关重要。如果一个社会的主体都是无产阶级，那就如马克思所说，“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但当社会主体是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首要目的是要保住自己的资产不受侵犯，比如一座房子两台车；然后是平等的权利和发展机会，其政治参与就大不一样。尽管很坚决，但绝不激进，而是渐进的、改良的。因为在最终意义上，中产阶级和执政者的利益是一致的，都希望安定团结。有些东西争取不到也不会硬拼，因为他们懂得完全剥夺别人的权利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不被剥夺的权利。在长期的讨价还价状态下，最终就达到目的。这就是成熟民主制度几百年来的变迁过程。中国也不会例外，实际也正在变。

　　《南风窗》：一个改良的社会是不立不破，而非不破不立。那么，具体来说，中国模式需要“立”的最重要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扩大民主？

　　黄靖：首先要看到的是，中国发展模式目前面临的瓶颈是分配问题。从邓小平到江泽民，首要目标是创造财富——“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了这一代领导人，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他们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是分配问题，以此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分配不均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公平，进而导致不公正和不正义，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比如现在富人开车把普通老百姓撞死，会导致如此之大的社会不满。原因并不是老百姓仇富，而是人们对分配不均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中国的发展模式到了临界点，如果不突破，未来的路会很难走。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制度改革完成民主转型，维持中国的持续发展。

　　因为，创造财富往往不需要新的政治制度，但分配财富必定需要新的政治制度。古今中外，所有革命都是为了解决分配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说，中国目前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瓶颈阶段。因为现在迫切要解决的是分配问题，因此必定要触及并改动制度，这一代和下一代领导人的担子要重得多。

　　那么，怎样才能解决问题，实现民主转型呢？学界在这方面有很多讨论。但我认为必须先把其中的具体条件厘清。真正的、理性的问题应该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国能够完成民主转型？比如，增加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公民社会的发展，减少政府对经济、舆论、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行政控制，等等。只要具体地谈，就会发现，有些事情已经在发生，而且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始的，有些还十分糟糕。如果只谈如何达到这个目的，而不谈条件，要么是无答案，要么就是革命的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比起上世纪80和90年代，当今中国的各种政治行动包括局部的“骚乱”的主要驱动力，已经不是诸如“民主、自由”之类的理想，而更多的是现实的利益。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这是相当大的进步。我们要分清楚，到底要把民主当成是一种理念和价值观谈，还是一种政治制度谈。作为政治制度，民主就是在制度上为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政治事务中，提供一个制度化的妥协机制。

　　当人们为理想而参与政治时，革命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为某个主义和理想而奋斗，追求的是完美，这必然产生超强的排他性，特别容易走极端，互相之间的斗争也必然是你死我活。

　　而当人们懂得为利益而要求参与政治之时，便是民主制度发端之日。追求利益者，决不放弃，但也懂得妥协的必要。中产阶级都是过去所说的革命的“骑墙派”甚至是“两面派”，但它们却是通过渐进改良推进民主制度转型的社会基础。

　　执政者其实可以衡量，若不让人们为利益而参与政治，其实便是迫使人民为理想而奋斗。到底要选择哪一个，答案其实很清楚。现在《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等电视剧大行其道，其实表现的都是社会中人们对理想憧憬和追求开始上升。这实际上很可能是中国目前的安定团结局面下所隐藏的真正政治危机。

　　《南风窗》：具体来说，从哪些方面实现突破呢？

　　黄靖：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其定义是程序决定民主，这是政治学的基本理念，所谓“控制程序者是独裁”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主制度的要义是妥协制度化。在法制的保证下，每一个人都有参与政治程序的权利。

　　目前世界上起码有五种类型的成熟的民主制度——美、英、法/德、日以及西北欧各国。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点，就是政治程序的高度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具体来说，是在三个关键政治领域的“制度化”，以此奠定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

　　第一是权力制度化。即权力的非人格化，权力由职位而设定，而不是因人而定。最高权力属于宪法。权力的合法性，是由制度来界定的。第二是政策制定的制度化。任何政策的制定，从政策建议到具体政策的形成，都要经过一个固定的、不可擅自更改的程序。固定的“游戏规则”也必然导致所谓“制衡(checks and balance)”机制的产生和巩固。第三是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这是实现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步。

　　中国在权力制度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领导人一旦退休，其权力也随之移交。这都是权力制度化的结果，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制度上最实质性的进步。而中国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刚刚开始。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方面，中国则非常薄弱，人民的声音依然处于一种无序的表达，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要么不得其门而入，要么引发激进的行动。

　　目前来看，一味压制只能造成更大规模的对抗。与其筑坝，不如开渠。发展并加强政治程序的制度化，尤其是政策制定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是向民主制度和平转型的必要保证。

　　走出“鸟笼悖论”

　　《南风窗》：那您如何评价2003年以来中国在改进分配政治方面的努力？

　　黄靖：实事求是来讲，胡锦涛、温家宝等现任领导人一开始就意识到公平是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因此提出了两个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

　　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分配的公平。政治学上有一个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政治要求，因此，收入差距过大的群体之间，政治要求绝对有天壤之别。分配差距过大，很难保持政治稳定。和谐社会观点的提出，使得社会对民生问题越发重视。而科学发展观则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强调经济结构平衡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农业的投资等等。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坦率而言，这两个观点虽然点出了中国发展问题所在，但要取得更好的实施效果需要进一步努力。根源在于中国的经济已经被许多强势团体所挟持。其结果，所谓的国家干预不仅效果有限，而且公正性也大受影响。

　　我认为，中国在政治层面面临两大矛盾：

　　一个是垄断经营与和谐社会的矛盾。既得利益群体、垄断行业对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两个观点有根本的抵触，这是因为有关政策损害了他们的根本利益。而对执政党来说，对主干产业的控制又不能放弃，这是一个僵局。

　　另一个是分权与集权的矛盾。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搞活经济、促进发展最重要的是分权，简单而言是分权让利：经济决定权应赋予各级产业经理，而非国家官员——这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改革开放30年，就是经济分权让利的30年，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都因此获得很大的经济权力，从而造就了经济的繁荣。但中国政府为了保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有效性，却必须集权。经济发展要分权，政策制定和实施要集权，在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下，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根本矛盾。

　　其结果之一，是普遍存在的政策扭曲现象。由于各地区之间的的巨大差距，任何一个政策都不可能在各个地区得到一致认可和支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土政策”泛滥成灾。这是中国政策目前比较混乱的根本原因。

　　《南风窗》：这两个挑战无疑是巨大的。怎么解决呢？

　　黄靖：对于执政党来说，有两个历史教训是值得参考的。一个是，中国历朝历代，王朝垮台的根本原因往往并不在于外在威胁和内在的虚弱，而是朝廷管不住自己的官员。例如，明朝的典章制度应该是最完善、最严格的，但明末对官员的控制却日趋式微，最后皇帝不得不依靠东厂和锦衣卫对官员采取监控与震慑作用——尽管有效，但却加剧了各级官员和朝廷的离心离德。

　　另一个来自前苏联。其垮台之前，各国学者们认为最想脱离苏联的是中亚的各加盟共和国，因为他们与俄罗斯的种族、历史、文化、宗教渊源最浅。但导致苏联解体的，反而是欧洲的各加盟共和国，尽管它们的俄化程度最深，也是苏联经济政策最大的得益者。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对中央政策最抵触的往往是经济发展最好的省份。

　　所以，我认为，现在领导人的纲领性政策非常有远见，重点就是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我把它归结为一种“鸟笼悖论”。现在的政治体制犹如一个鸟笼，纵向的结构非常好，捉住上端的提手，整个鸟笼便在掌控之中。所谓纲举目张，稳定性很好。但存在两个缺点。第一，横向结构很差，稳定性只建立在纵向结构。第二，鸟笼创造了空间，却解决不了空间的局限性问题。

　　这个悖论有两层含义。第一，过去30年的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已经产生出很多能飞的鸟，成为活跃的市场经济主体。它们需要自由飞翔的空间，要突破鸟笼。但是，如果没有鸟笼，不但目前的政权会失去对经济的掌控，而且整个体制也可能垮掉。第二，鸟笼的横向联系性很差，即政策的横向协调很难。

　　我认为，革命的方式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它能砸烂鸟笼。最终要解决这个悖论而又保持持续发展和稳定，还是要从上面谈到的“制度化”入手，从而使中国从改良和渐进的方向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