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心底的语文记忆

　　70后、80后、90后三代人，有分属于自己的语文记忆。

　　30年间，社会变迁、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一一映射于语文课本中

　　文  于靖园  

　　“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朱自清用细腻的笔触所勾勒出的老父伛偻的背影，成了很多人心底磨灭不了的印记。多少年过去，我们大多还会对语文教材中的某一段话、某一首诗记忆犹新。

　　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江苏常州北郊中学的张校长，最喜欢的是中学课文《项链》，读书时他认为那是“挖掘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根源”。可多年后，给80后、90后上课时，他却告诉学生要注重挖掘课文中“关乎人性的东西”——爱美是女人的天性，诚实面对灾难也是种勇气。生于1970年代的北京八中的孙老师，读书时最喜欢的作家是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了刻在他心底的经典。不过，他的90后学生们则一致认为余秋雨的《道士塔》，最能唤起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

　　张校长、孙老师和他们的80后、90后学生，有着分属于不同年代的课本记忆，语文教材，也因此成了反映时代变迁的重要载体。

　　我的禁忌，与你无关

　　同样是那篇《项链》，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的杜晓波老师有着和张校长类似的记忆。杜老师回忆：“我上中学时，老师告诉我们的是，要分析出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马蒂尔的虚荣。现在重读，却发现了马蒂尔是一种回归，她找到了她的位置，通过劳动获取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在杜老师看来，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二十几年前分析文章往往容易走阶级路线，跟政治联系得比较紧密。而现在，“更加关注人生，关注生命，关注命运，关注个人的痛苦与幸福了。”

　　从做学生到做教师，杜晓波和语文教材打了二十几年交道。她说很羡慕自己的学生，“当年，我们只能在报刊上追着读的文章，很多都出现在了后来的教材中，比如汪曾祺的《胡同文化》，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不过，和父辈们相比，70后已经算是幸运的一批人。“我们读书时，教材选编者的思想更为解放，因此像《项链》、《警察与赞美诗》、《装在套子里的人》等外国文学才有机会入选，它们拓宽了整整一代人的阅读视野。”

　　作为近三十年来语文教改的亲历者，杜老师觉得语文课本最突出的变化，是一次次对“爱情禁忌”的打破。比如舒婷的《致橡树》，当年收入课本后，被许多情窦初开的80后女生奉为爱情启蒙宝典，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能琅琅背诵，“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至于《边城》中曾经删减，如今又复原的男女山歌对唱描写，则是90后眼中的“唯美爱情范本”。“那动听的、能为一个人唱三年六个月的山歌，那梦里月光下的虎耳草。它打动了翠翠，同样也会打动十五六岁的高中生，”杜老师说，“在课本中感受纯洁朦胧的爱情之美，在我读书的年代，是想也不敢想的。”

　　谈起教科书中的“禁忌”话题，正在暨南大学读书的周淘还记得，“几年前，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荷塘月色》，说文中‘刚出浴的美人’在老版教材中是没有的，直到2000年才开始复原。”但是，同学们对此嗤之以鼻，纷纷表示不解那六个字有何不妥。“出浴的美人，多么妙的修辞，甚至让读者有种圣洁的感觉，为何会引起争议？”周淘笑说，“或许真是时代不同了，年轻一代的学生都很开放。”

　　相对于得到“平反”的《边城》、《荷塘月色》，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直到现在，学生们也无法在教材中看到其未删改前的样子。“我是在大学图书馆借书的时候发现，美丽活泼、爱说爱笑、开朗大方的华连卡的‘女神’，形象描写都被删除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06级的赵亿说道：“比如，她长得也高，身体匀称，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她不是姑娘，而是蜜饯水果，那么活泼，那么爱热闹；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歌，老是笑。她动不动就发出响亮的笑声：哈哈哈！”——类似这些人物细节描写都在教材中被一刀砍断。“契科夫的作品本来就难懂，删掉这些就更难把握主题。”赵亿为此感到有些无奈。

　　“你爱金庸，我爱你”

　　除了对“爱情禁忌”的打破，在杜老师眼中，这些年语文教材在一次次修改中，越来越注重对学生心灵的启迪与震撼。比如，1999年中学语文课改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大胆引入了美国诗人狄金森的作品。狄金森从25岁就弃绝社交，由于她对诗歌的传统规范表现出不驯的叛逆姿态，直到她离开人世后那些经典作品才被学界认可。那次选入教材的是她的代表作《篱笆那边》——“有草莓一颗，我知道，如果我愿，我可以爬过，草莓，真甜！可是，脏了围裙，上帝一定要骂我！哦，亲爱的，我猜，如果他也是个孩子，他也会爬过去，如果，他能爬过。”短短几句诗，就让学生们分享了狄金森深刻的思想：关于死亡、永恒、自然、爱与哲学。

　　还在上高三的90后杨静表示，最能与她心灵产生共鸣的，是粤教版课本里筱敏的《捕蝶者》——“你倒宁愿谈谈。你想谈谈美，谈谈你全身心的珍爱，谈谈你的贡献和牺牲，这是你的宗教，你坚信这是世上惟一的宗教，绝然的美和绝然的虔诚。什么是生命的意义？成为一个珍稀标本名扬世界，还是默默耗损掉美丽终老山林？”文中唯美的语句让杨静读时，“会情不自禁地思考，到底美丽是怎样的？是逝去时，被全世界赞叹，还是默默消损于山林？”

　　近些年，一些具有时代感的应用性文章和一些注重科技精神培养的文章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90后的课本中。比如《飞上太空的航程》、《别了，不列颠尼亚》和《包身工》一起组成了教材中的“新闻和报告文学单元”；《宇宙的边疆》、《动物游戏之谜》和《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共同构成“科学文艺作品单元”。

　　然而，最让90后们兴奋的，是在他们所使用的语文教材中，出现了70后、80后只能躲在课桌下偷偷传阅的武侠小说。2005年，人教版高中语文读本加入武侠作品《卧虎藏龙》和《天龙八部》。语文教师们大多持支持态度，就像北京八中孙老师所说，“动作的描写，情节的紧凑，从艺术角度来看是很好的，另外从情感上来讲，讲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真诚，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坏处，也符合学生的审美情趣。”随着“武侠入课本”，自2005年起，90后中忽然流行起一个新口号——“你爱金庸，我爱你。”

　　一场与时俱进的实验

　　在新的文章逐渐被收录进教材的同时，一些相对老旧的篇目也慢慢退出了课本。最近，鲁迅作品《药》、《为了忘却的纪念》淡出了最新版人教社语文教材。鲁迅生前其实也曾说过：“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其实，尽管《药》、《为了忘却的纪念》两篇文章被移除，鲁迅作品依旧是教材中出现率最高的。可即便如此，“鲁迅淡出”消息一出，还是引出争议一片。

　　鲁迅研究专家魏韶华的说法，或许会被很多“反对删减者”赞同。在魏韶华看来，每个国家都该有自己的“国家作家”，“自19世纪以来，鲁迅就是我们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国家作家’。他的作品不仅让我们体会到文学之美，更重要的是给我们高远的眼界。”

　　然而，许多专家和老师对这次删减却持支持态度：“我们不一定非要让孩子学习那些生涩难懂的文章。”深圳外国语学校的王敏成老师就曾表示，“在一个多元价值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都需要了解和学习，不能只把一些名家的价值绝对化，排斥别的精神路向。”王敏成举例，近几年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陆续增选了巴金的《小狗包弟》、孙德宏的《寻找时传祥》、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正是这些作品，让学生懂得宽容的重要、美的重要。”

　　处在争议漩涡的中心，人教社语文课本编委顾之川说过这样一句话：“身处时代的进程中，不断探索，发展的，除了学生外，也包括我们编者本身。”或许，语文教材的一次次修改，如同所有人共同参与的探索实验，就像《离骚》选段，90年代进行过删减，在21世纪又回复到了80年代最初的原样。决定这些变化的，是时代的更迭，以及人们与时俱进的价值观。

　　语文教材有多少版本？

　　2000年，国家进行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放开了教材的编纂，使语文教材从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统天下”发展为各地版本教材“群雄并举”，甚至有的城市在不同区域，也选择使用不同的版本。

　　在这次课改风潮中，各地语文课本都增加了反映地方个性特点的篇目，比如刘翔奥运夺冠被写入上海市小学五年级的语文教材，而辽宁籍航天英雄杨利伟的通讯则被节选收入辽宁省高中语文课本中。2004年，广东编写的语文教材中特设了“走近经济”单元，收录了经济学家王则柯的《钱》、茅于轼的《市场经济中新的道德和法治》等文章。

　　从今年秋季起，北京市九个区县开始使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材，替换原有的人教社教材。新教材中增加了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贾平凹的《秦腔》、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卡夫卡的《变形记》等，金庸的《雪山飞狐》进入教学参考书部分。在这套教材的推荐选修课部分，还收入了一篇《新鲜的网络语言》。

　　课文选文中曾被删减的片段

　　“酷爱男风，不喜女色”(《红楼梦》——《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刚出浴的美人”“荡着小船，唱着艳歌”(《荷塘月色》)

　　“摇其夫语猥亵事，……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口技》)

　　“世上漂亮动人的女子，每每像是由于命运的差错似的，……她们的美，她们的丰韵和她们的诱惑力就是供她们做出身和家世用的”(莫泊桑《项链》)

　　“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最后的演讲》)

　　“当你向孩子嘴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谁是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