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评辨天下》第三期播出：全球媒体中国会，以下为节目实录

　　董关鹏：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华社《瞭望》周刊和辽宁电视台共同主办的“瞭望评辨天下” 。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是刚刚在北京胜利闭幕的世界媒体峰会。媒体峰会，为什么老百姓在关注？

　　牟宗勇：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为什么？读书看报这是媒体，到今天这种效应更大。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个例子，大家可以分析今天这种现象，现在西方选出来的这些领导人，普遍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年轻，再有就是帅哥，好多领导人都是帅哥，其实帅不帅跟治国能力没有关系。

　　董关鹏：

　　是媒体喜欢的。

　　牟宗勇：

　　是媒体喜欢的，所以这个时代越来越关注媒体对人们的影响，关注它是在关注我们眼前的世界是什么。

　　董关鹏：我非常赞同，观众朋友一定要记住我们这样的忠告，每天看到的事实是媒体告诉你的，当媒体的责任感每天都在很好的执行，你看到的是真实的世界。但一旦出现了问题，恐怕是所有观众的一场灾难。比如我们中国老百姓就想说，外国记者对于中国可能就有成见。

　　林衍：

　　白岩松有一个精彩的例子，他说中国人看美国是拿望远镜看，越看越大，看的都是好的。美国看我们还是那个望远镜，只不过它反着拿的，越看越小，看得都是坏的。

　　董关鹏：

　　在这样一个很多人说有成见组成的环境之下，怎么会开这样的会呢？

　　刘香成：

　　这个我觉得他们不是说一定要有一种企图要来搞中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跟他们的社会人文的价值上有一些区别。《纽约时报》一个专栏作家，也曾经在北京当过分社社长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只报道飞机降落失败的故事，我们不会报道飞机顺利着地的新闻”。要真正的做到包容方面，我觉得西方也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工作要做。

　　董关鹏：

　　我们把很多不同取向、不同立场的，甚至在局部方面对中国不太友好的都请过来的，您是否认为我们中国人已经做出了我们的姿态？

　　刘香成：

　　我觉得我们的姿态不单单是这个峰会已经表现出来，比如从1998年的水灾，到新疆也好，到西藏也好，到汶川的地震，已经做了很多的调整。这个调整也是我们的一种包容的行为。

　　黄燕：

　　这个我认为既有我和我同事的努力，另外一方面，更多的是能够看到中国越来越开放，外界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多了。

　　刘香成：

　　但是你要问我如果这个过程是结束了吗，我不觉得，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国才刚刚开始。

　　牟宗勇：

　　刘先生谈到中国媒体应该进一步开放的问题，当然这段路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可是有一个现象我们应该注意，比如“7.5”事件，我们的开放程度是有很大进步的，我们允许世界媒体第一时间赶到媒体，但是我们很遗憾的看到很多媒体，好像已经没到现场之前就已经把稿子写好了一样。所以，我们可以不抱怨，但是我们是有权利有期待的。

　　刘香成：

　　你说的是很重要，媒体是开发中国软实力的第一步，要达成这个基础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包容性，第一，就是说我们从某一种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脸皮厚一点，就是人家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听。第二，就是我们的改革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我觉得胡主席提出来包容方面，我觉得是这个大会里面最主要的内容。

　　牟宗勇：

　　200年来西方人对中国人是有偏见的，200年前中国人对西方人也有偏见，但是今天世界在变化，在进步。这个峰会，在会前新华社发了一篇通讯，题目讲得非常好，叫“张开双臂拥抱世界”，什么叫张开双臂？我们看武侠电影，说大侠过招儿的时候都要亮一个门户，这个就不是张开双臂，为什么？是防范，是敌对，而我们今天张开双臂，坦诚、友好，我们把你当朋友，欢迎你来。中国有这样的态度，西方有没有？是不是所有的我们今天把握着世界舆论的主导权的这些媒体，他们是不是都有？我觉得是值得探讨的。

　　刘香成：

　　西方对中国的报道里面带有的一种成见，我觉得这个成见是比较普遍性存在的，所以过去他会说你是一个“东亚病夫”，在我这一代里面他说你是美国的“威胁”，这种偏见他们是很难在一代人里面把这个包袱放下来。

　　牟宗勇：

　　为什么会有偏见？我想可以从两方面找原因。第一，是把自己想得太本事，我说得东西一定是对的，所以我才敢讲，才敢什么都讲，是有这样一种心态。第二，就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今天西方很多媒体说起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来，都像道德圣人一样，可是了不得。可实际上这些问题，哪一条是西方没有经历过的？

　　刘香成：

　　他们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他可以把过去这些行为一笔就勾掉了。

　　牟宗勇：

　　刘老师讲的他们现在忘记历史了，他们用多元化来代替自己的不足了。很奇怪，他在国内搞多元化，允许不同的价值观，允许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他不允许，你的做法跟他不一样他就反对，很奇怪，你国内都需要多元，为什么世界不可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按照我们的选择去生活？按照我们需要的节奏跟方式去解决我们的问题？胡主席讲话，我看到有一句话讲得非常非常重要，他说“要热情鼓励发展中国家发展进步”，这话讲得太有意义，这不是站在中国立场上讲的，也不单单是为发展中国家讲的，他是站在人类共同的立场上，我肯定是永不足的，要不然凭什么你叫发达国家，我叫发展中国家。面对这个不足，人类要共同进步，怎么办？不是站在道德圣人的角度上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是要做积极的工作来热情鼓励发展中国家进步。

　　林衍：

　　我看在新华网上有这样一篇文章，上面是各国来峰会的总编辑写的祝语，我看到所有的祝语基本都是激情澎湃，但是我看到有一条祝语，是赞比亚《每日邮报》的总编辑，他很坦诚地说“我十分珍视这次能够与各国同行在一起的机会”，我觉得这句话背后其实有一种我们平时可能太过关注美国的话语，而忽视了这种第三世界的话语权，也正是因为他这种话语权被淹没，才导致现在他是以这样一种很珍惜的心态来参加这次峰会。

　　董关鹏：

　　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它的媒体太强了。

　　牟宗勇：

　　世界上三大通讯社占到了全世界发稿量的五分之四，我们现在看到的国际新闻90%是西方媒体传来的，这其中又有70%是西方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媒体传来的。

　　刘香成：

　　对西方的经济来说，我们对它已经产生了一种约束性，这种约束性，我觉得是良性的约束性，他们对我们也有约束性，我们对他也有一种约束性。但是在新闻上面，我就觉得比较少。

　　董关鹏：

　　这些国际媒体，是新华社很重要的竞争对手，那为什么新华社要在这个时候来发起主办这样一个论坛？

　　黄燕：

　　我觉得新华社勇于加入到这样一个强者云集的游戏当中去，我觉得表明了我们愿意做负责任、有新闻专业主义的新闻集团。

　　牟宗勇：

　　这个大会绝不是“巨头俱乐部”，这不是一个谈判，说我们来谈一谈吧，你要说一点我的好话，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大会有全世界近100个国家，100多家媒体来参加，不仅有大媒体，也有小媒体，所以有人讲，说这次会议是世界媒体的“奥林匹克”。

　　董关鹏：

　　在金融危机、互联网新挑战的双重挑战之下，全球的媒体也需要交上一张满意的答卷。中国的媒体来牵头做这样的事，可以说这也是中国媒体的一种责任所重要的体现。

　　牟宗勇：

　　说到新旧媒体的冲突跟合作，我们就又要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奥林匹克这个概念上。黄老师讲他们来了是为谈合作，肯定是为合作来的，但是前提要看到是因为有极大的对抗。所以我们这次峰会几个主题，合作、应对、共赢、发展都是有极强针对性的。

　　黄燕：

　　你不能够想象前几年还会有Google这样的新闻机构参与主办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

　　林衍：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刚才您有谈到新媒体，我经历Web1.0到2.0，再到3.0，我感觉到媒体的生态环境，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生存环境，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它和每一个个体是休戚相关的。

　　牟宗勇：

　　现在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特别在美国，传统媒体跟新媒体之间的矛盾是将相当尖锐的，本来主战场是在美国的，我们不是主战场，矛盾不是最尖锐的地方，那我们来开这个会议，代表不同利益的各个方面请到一起来，这就突显这个会议的价值，你比如说传统媒体现在讲Google是寄生虫，Google是不是寄生虫？可以肯定地讲Google肯定是寄生虫，但问题是寄生虫不一定是有害的，寄生关系是复杂的，有的可以互利共赢，比如小鸟落在牛的身上，它把牛身上的小虫子、蚊子吃走，它也吃饱了，牛也舒服了，这是一个好事情。如何看待这个寄生关系，如何看待合作共赢的关系？中国联合世界诸多的媒体搭建这样一个平台，为大家共同发展寻求出路，这是中国责任的表现。

　　林衍：

　　我特别想接一句，我个人的一个例子，因为我是一直在纸质媒体实习，我有一种担心，我以前看过美国麦耶教授，他断言2043年，全球最后一张报纸被最后一个人扔进垃圾堆，算那会我好像50多岁，我还没退休呢，可能就要下岗了。

　　牟宗勇：

　　你现在可以看到媒体在冲突当中表现一种极强的情绪化，这个东西是不利于媒体发展的，而我们认识世界是要通过媒体，媒体一旦失去了良好的秩序，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就会发生错乱。所以我们讲奥林匹克，这个动是又愈发说明这个会议的重要，奥林匹克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奥林匹克本身就是从战乱跟动荡当中来的，那么我们也是，有不同的意见，有意识形态的，有技术冲突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胡主席讲的“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不管是哪国人，不管是玩什么的，都希望这个世界好吧？来，我们搭一个台子。

　　董关鹏：

　　黄燕是一直在研究中国形象，研究新华社作为国家新闻社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从国家形象转变的角度，在这一次峰会的两天下来，你有什么收获？

　　黄燕：

　　我认为这个变化非常的大，就是外界对中国始终它是有不了解的地方，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应该多做一些解释性的工作，你比方说前一段时间我的同事写了一篇很漂亮的特稿，叫《饥饿仍然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记忆》，我们一开始这个记者就写了北京有一个很有名的厨师，他能够用一块豆腐做出200多种蔬菜，然后他连豆腐渣都不扔，为什么？其实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处于不是很饱的状态，这个是为我们国庆60周年做的一个特别报道，我们知道，60年很大的一个成就，我觉得谁都不可否认，就是现在的这个政府他能养活13亿人，这个事情我觉得拿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但是你怎么说？这个报道后来被英国的《每日电讯》刊登了，这个实际上是作为介绍中国的情况，我们不是纯粹说好，我们也没有回避当时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事件，这个受到外界极大的关注。

　　董关鹏：

　　我觉得我们双向都要调整，一方面人要了解中国更多的情况，这次《瞭望周刊》的记者在今天录节目之前告诉我，他说董老师，你猜一猜我碰到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董老师，我在大会上碰到，居然有好几位西方媒体的，包括一些周边友国媒体的老总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来北京。我想说这样的话，既然他都没来过北京，他最后的Etcetera Control恐怕会因为一些以往的出版成见的立场观点来左右他。从十年前开始，中国的媒体在寻求一些国际化角度的方式。

　　牟宗勇：

　　应该说中国人做好了进一步开放的准备，同时也准备好了在开放的过程当中面对各种各样的考验和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次大会能够在中国召开，就应该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筹备这个大会，提出这个意念是在奥运会前后，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去年“3.14”刚刚结束，当时其实是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的，现在它正式召开，“7.5”又刚刚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中国媒体人依然可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组织这次大会，去承办这次大会，我觉得说明了我们的某种诉求，说明了我们的担当责任乃至胸怀。

　　刘香成：

　　我相信这个过程是必须走的过程，我相信中国人会好好地把这条路走出去，问题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这些工作是包含着政府官员他们的自信，自信而不骄傲，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一天，我们可以展示多样的平台当中，有多种不同的声音，这个才是真正跟世界发出一个信号，说我们是成熟了。

　　林衍：

　　您是从大处着眼，我是想从细节入手。我们几个同学讨论过这样一个事，我们印象很深刻，我们觉得中国新闻史上应该加一个词，叫“汶川”，就是刚才刘老师谈的政府，我记得5月1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行，5月12号汶川地震，5月24号温总理就站在了废墟上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我觉得这份阳光透明的做法，就是一种本身就是进步的体现，有一句话叫“你如果不会表述自己，你就会被别人表述”。所以我觉得您也谈到国际形象，这是最好的公关，就是透明和公开，面对面肯定比背对背好。

　　董关鹏：

　　事实上从媒体的角度来讲，中国媒体和世界媒体一起努力，应对这样的挑战。对于国内来讲，就是管理方，包括运营方，包括每一个电视机前的也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记者，大家都是任重而道远的。

　　牟宗勇：

　　胡主席在这个讲话里，首先谈到的是对中国媒体自身发展的一系列重要的期望和指标。媒体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和外面如何交流沟通的问题，中国媒体自身也有一个不断发展、服务于中国建设的问题。

　　刘香成：

　　希望中国媒体的从业者应该保持信心跟耐性。我觉得中国的媒体的黄金时代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