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与英家四代

　　英若诚自传《水流云在》在他逝世五年后出版，英氏家族——这个文化家族的传奇仍在继续

　　■本刊记者/余锎

　　颐和园西北10公里，英若诚家昔日的温泉山庄里，有一块巨石刻着其祖父英敛之四个大字——“水流云在”，下面注着：“英敛之携小儿千里游此，偶取杜句寄意，时宣统退位之次年正月也。”快一百年后，英若诚的自传正是以杜甫诗中的这四字为名。

　　父亲和儿子

　　离去五年后，英若诚现在经常被称为“英达的父亲”，但是在自传最开头英达所作的序中，英达却说自己曾感觉“生活在他老人家的阴影下。”

　　英若诚一生近于传奇。他蹲过三年大牢，做过三年的文化部副部长。他是北京人艺黄金时代的台柱之一，也是翻译阿瑟·米勒等人戏剧作品的翻译家。他在人艺的第一个角色是《龙须沟》的刘掌柜；在他晚年，他主演了关于布鲁克林小市民的《推销员之死》。

　　他演过贝托鲁奇《末代皇帝》中的监狱所长，《小活佛》中的老活佛。而在他儿子英达导演的情景戏剧《我爱我家》中，他要演现代家庭的琐碎与幽默的浮生。

　　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研究中国戏剧史的杜克大学教授康开丽用了三年时间与重病在床的他进行交谈，由他口述人生经历，康开丽整理了41盘带子，谈话的时间长达100多个小时。康开丽最终用7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两人合著的自传。

　　这本原文为英文的自传由南京的张放女士译成中文，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在国内出版。“想来父亲若天上有知，一生译著等身的他看到自己的最后作品竟要由别人来翻译，一定是件十分有趣的事。”英达说。

　　狱中生活

　　“我对那种从头写到尾的自传有点看烦了，所以决定我的专辑从我人生的中段开始。我一生中最离奇的是1968年被捕蹲了三年大狱。”英若诚从这里开始回忆。

　　“小时候我老觉得父亲口中的监狱是个很好玩的地方，我觉得他就是在监狱里玩了四年。”英若诚这样描述自己对父亲英千里被日本人关监狱的认识。

　　在狱中，英若诚“对秘制手工艺品上了瘾”，开始用一切可用的资源制作日常所需的勺子、毛笔和墨水，并用密密麻麻的字记录豆瓣酱、烧羊肉、黄油、奶酪各种食物的制作方法。

　　他对着毛主席照片画像，临摹毛主席的书法抄写诗词，就连其中毛主席原作中写错圈掉的地方，他也临摹进去。这些笔记成了英家的传家宝，也是研究文革的独特史料，英达最后决定将这些笔记捐给美国的图书馆。

　　“与其他成为一家人的回忆，最多是个好玩，给儿孙辈做做教育，还不如让它成为人类共同的遗产。这样的东西对于全人类都是有意义的。”英达告诉《新世纪周刊》。

　　英达承认父亲在对文革的讲述和回忆里有很多地方“为曾经维护的信仰，说假话”，很多残酷的经历都已略去不言。

　　“比如父亲挨打，他说没怎么挨打过，但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包括上颈铐、背铐，这些上刑一下就上一个月，吃饭、上厕所都成了大问题；还有牢头、打手这样的事情，他都从来不承认，我都是从他的狱友那听说的。”

　　在自传的最后，康开丽撰写的后记记录了英若诚重病时的一个梦：他梦回故宫午门，在那里有个手拿话筒的人，召集他们这群“显要的满人”开会，要求他们参与一场保卫祖国、抗击俄国人入侵的战争。

　　康开丽对此的阐释“象征着英若诚一生经历的政治事件”，心理学专业出身的英达并不赞同，他认为父亲当时脑子已经不清醒，这个梦没有太大的价值。

　　从囚犯到副部长

　　英若诚从来就是个与政治不太相关的人物，却一辈子都有政治纠葛和起落。从狱中出来之后，英若诚经历了一年的下放，最后回到了人艺。

　　“只要江青压着，中国的戏剧就完全没有希望。她成了中国大陆的超级总导演。”英若诚因此还决定，离开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英若诚成了一名记者， 一年后“四人帮”倒台，他又再次回到人艺。1986年，英若诚接到任命，成为了文化部副部长，同时就任文化部长的是作家王蒙。此前英若诚相当于股级干部。

　　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后，他尽其所能地反对政治主导戏剧的思想，此时他最想翻译和导演的是萧伯纳的《芭巴拉少校》。剧中的父亲发现儿子什么也干不成，就对儿子说“搞政治也许是你的唯一出路。”英若诚说这样一句话“萧伯纳最确切地表达了我的感受。”从文化部副部长的位退下来以后，他马上大胆地选排了这场戏。

　　传奇般的英氏家族

　　英氏家族际遇奇特，英若诚的祖父英敛之幼年贫寒，娶了满洲破落贵族家的小姐后放弃了老姓赫舍里，改姓“英”，随后皈依了天主教。在清朝末年，英敛之成了记者，参加了维新组织，抵制科举，并创立了《大公报》和辅仁大学。

　　英敛之之子英千里，从欧洲留学归来后，就承袭了父亲在辅仁大学的教育事业。抗日战争中两次被日本人抓进了监狱，日本人投降，英千里成了教育系统的抗日英雄。

　　1949年英千里去了台湾，此时的英若诚刚在清华大学读大二，从此父子再没见面。1993年，在英千里去世20年之后，英若诚在最终在父亲的墓碑前与其相见。

　　第四代是英达、英壮兄弟，都在从事文化业。

　　“我记得父亲跟我说过，成功是很难的，就像一堵光溜溜的墙，谁也爬不上去。但是如果这边有一堵墙，那边也有一堵墙，扶着不同的墙，你就能很容易爬上去。”英达说，“我们家族有一个走向成功的共同点，就是学习，学英语，学语言。”

　　英达同样深受父亲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如说是一种家族的链条，我们每个人都像是这个链条上的一环。”英达的代表作品情景戏剧《我爱我家》“就是一个舶来品，同样是从对外的语言、文化学习中出现的”。

　　另一个家族传统是幽默和豁达。如今，当英达回忆起父亲入狱，自己无人照顾，最后流落街头的几年经历时，他仍然带着英家的幽默：“当时敢于长期收留我的人很少。因为我都到惨这种地步了，还并不可怜巴巴，而且不停作恶，别人看到我就头疼，塞给我一馒头就得了。父亲年轻的时候，三次被开除，他也是个相当顽劣的人，这可以说是我们英家的传统。”

　　濮存昕这样回忆英若诚，“他有知识分子的真诚，也有他自己的冷静。英若诚从来没有被扭曲，无论何时，他都能让自己保持这种冷静。”“我能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是在他重病的1997年，他参加了‘千古绝唱，名家名篇’的诗朗诵节目，当时他全身不停颤抖，但是一句‘长亭外，古道边？?’20秒的静止，你能感觉到一个艺术家的那种气场。他眼睛看到的是终点线，就像是站得很高，回头一望。”

　　在英若诚诞辰80周年之际，汉学家、史学家史景迁评论道：“英若诚是满族人、天主教徒、演员、翻译、政治犯、文化部副部长。同时他又很机智、敏感、有分寸。这本自传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中国。”

　　英若诚当年则这样总结：“回想我的一生，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偶然，我也并不希望历史是另外一个样子。我希望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人，代表了我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