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来转型良机

　　中国体育的转型，是袁伟民在任及卸任后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需要金牌，而我们也已经做到了，北京奥运会已经名列金牌榜首，已向世界证明中国是金牌大户，现在我们应该在保证优势项目和抓好重点基础项目的前提下，花大力气发展群众体育。”袁伟民告诉记者，他在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的赛事后，用更加冷静、客观的心态看待和思索他非常熟悉的中国体育。“现在已经到了中国体育转型的最佳时机。”

　　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体制是精英体制，中国的体育体制也同样如此，虽然中国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的实力确实很强大，但一个普通的体育爱好者想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参加奥运会实在是太难了……说到底，中国能在奥运会上夺金牌第一，举国体制的功劳可以说非常之大，一个运动员在被选入国家队之后就不必操心任何其他的事情，吃有食堂，住有宿舍，每个月有津贴，而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训练，争取在国际赛场上取得好成绩。这样的举国体制给中国体育带来了很多荣誉。但这种夺金主要是精英教育的产物，不是建立在全民体育的基础上的。

　　相反在欧美其他国家，体育是一个全民参与的锻炼方式，任何人只要喜欢运动，都可以在很多比赛中报名参加，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立陶宛一次国内篮球比赛可以有2000多支参赛队伍，很多国家的奥运会选手都不是专业运动员，大学的校队运动员，甚至餐厅的厨师、普通的职员、公司的CEO，都可以获得参加奥运会的机会，而且有些运动的成绩还在中国队之上。

　　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袁伟民提出了衡量“世界体育强国”的三个标准：体育人口的多少，体育产业的强弱，体育成绩的好坏。他认为，不仅要将体育作为一种兴趣，而且要把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体育观念很强、经常参加比较正式的体育运动、经常进行体育消费，才能被称为体育人口。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金牌的数量的确是荣誉的体现，但是想要变成一个体育强国，向普通民众敞开大门就显得非常必要，体育运动在大众中的普及和提高更是基础和根本。中国虽然称得上是“金牌大国”，但中国的优势项目多是世界上普及程度不高、市场效益不佳的“小众”项目，而需要广泛群众基础的田径、游泳、集体球类项目则基础还比较薄弱。

　　另外拿赛艇为例，这项运动在中国是个大冷门。在中国的湖面、河道上几乎看不到赛艇的踪迹，很多人甚至连赛艇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在欧美国家，赛艇的普及程度超乎想象。在那里，公开水域、宽广的河面常常点缀着各色赛艇，许多大学的体育馆里甚至有专门的室内赛艇练习场，喜爱和参与赛艇运动的人随处可见。沙排项目也是如此，在中国，男女沙排队员加一起也就100多人，很多省市都没有沙排队伍。但是在美国，虽然他们的水平有高有低，但打得人太多了。美国国内一般的比赛，经常就有200多对运动员参赛，有这样的群众基础，美国队能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两枚沙排金牌也就不奇怪了。其他的运动项目也是如此，国外有专门的拳击俱乐部，花样游泳的普及程度也相当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关于审计风波

　　袁伟民在新书中披露：2004年6月23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条重大新闻：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关于200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其中指出，1999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其中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小区1.09亿元，国家体育总局作为41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和专项资金的典型例子被突出曝了光，成为这条新闻的焦点。一夜之间，突如其来的审计风暴，把国家体育总局送到了风口浪尖上。

　　袁伟民说：问题出在审计署公布的报告中，把我们建房动用的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积余的钱，误定性为动用了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其实，我们的问题就是没有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开会决定动用这笔资金，这是一个体制造成的财务管理程序不妥的问题。审计署将我们财务管理中出现的一个程序不妥的问题，错误定性到“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和其他专项用途”的类别中去，是不妥的。

　　中国奥委会没有专项资金，体育总局没有动用“专项资金”。可是，这场审计风波还被炒向了全国、甚至是全世界。整整两周，海内外媒体和网络上关于此事的报道可谓是铺天盖地。法新社、美联社、英国《金融时报》等海内外媒体毫不客气以各种严厉的措辞批评国家体育总局“贪污了纳税人的钱”、“社会各界的捐款”等等……由此也激怒了人民群众和海外华人，发出了“我们再也不给奥运会捐赠了”的怨言。

　　记者告诉了袁伟民当年去北京采访听到的许多关于这场影响极大的审计风波的传闻。传闻一，某体操主教练没有分到房子告到了中组部；传闻二，总局主要领导被“双规”；传闻三，负责工程的有关人员贪污了几千万……甚至连出租车进入龙潭湖小区和总局新建的大院时，一些司机也会随口就说：“这是‘贪官楼’、‘腐败楼’……”

　　后来，体育总局向国务院提出的申诉起了作用，由监察部牵头组成联合调查组，重新调查真相。2004年7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头条刊登了题为“体育总局有关人士答本报问”的报道，这篇报道除了对一些误解和谣传做了一些解释外，也表示了总局感谢审计署的审计，欢迎媒体和人们问责，《人民日报》海外版还专门为这篇报道配了一篇短评，题为“都是为了国家利益”，指出：“审计署秉公审计，不顾面子，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但是有些媒体由于不了解情况出现了一些失实的报道，“为了避免对雅典奥运会、筹备2008年奥运会的负面影响，体育总局有关人士做了实事求是的解答”，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袁伟民说：“事过5年，现在再读这篇短评，我仍觉得很有水平，据说是时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写的，我们非常感谢，也不会忘记《人民日报》海外版这位正直的总编辑，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所给予中国体育的支持。”说到这里，这位硬汉子的眼里隐约闪烁着泪光。记者想不到当年袁伟民会背负如此沉重的压力。

　　离任后的生活

　　5年前，袁伟民在离任之际说过：“47年的体育工作，充满了紧张、激烈、挑战和艰苦。离任之后，我会参加到全民健身的行列中去，锻炼身体、享受人生。”

　　袁伟民说到做到。采访中，袁伟民告诉记者，学生时代他就是一个业余足球运动员，高中毕业以后才开始打排球，很快就成为江苏队的主力二传手，几年后入选国家队……这样的经历，使得今年71岁的他将参加体育锻炼作为人生的一大乐事，尤其是网球和高尔夫。作为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席，袁伟民认为“高尔夫进入奥运会后，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它以球会友，讲究技巧，是一项超越自我的运动，让人可以拥抱大自然，有益于身心健康。”袁伟民说。和袁伟民打高尔夫球的，是他以往在工作中结识的朋友和他往日的弟子。一些各界名流也会请他参加一些“高球派对”——不是那种比赛性质，而是属于联谊休闲性质。当年的老女排队员们都知道袁指导的这个爱好，所以会经常招呼“袁头儿”出来打球吃饭，在阳光下草地上享受家庭聚会般的日子。

　　“现在我就和一些老朋友一起打球，一个礼拜三次，每次一个多小时，打完球回家洗澡，几个球友再一起吃饭，有时候把夫人(郑沪英)也带着。”袁伟民说。对他来说，膝关节有伤，开过四次刀，唯一的小烦恼是每次都得带着自己的网球鞋，因为他的脚有46码，“如果找不到鞋，打球时我就得‘穿小鞋’了，”他开着玩笑。袁伟民至今还会经常去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网球馆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