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不是普世价值

　　——专访中国前APEC高官、前驻尼日利亚大使王嵎生

　　本刊记者 赵灵敏 发自北京

　　“不怕鬼，不信邪”

　　《南风窗》：您中学毕业后投身外交工作，先后在志愿军开城联络处，外交部礼宾司、亚洲司、新闻司，中国驻斯里兰卡、科威特、尼日利亚、哥伦比亚等使馆工作，并从1993年到1998年一直任中国APEC(亚太经合组织)高官，外交经历十分丰富。在长期的外交生涯里，您印象最深刻的事件和感受是什么？

　　王嵎生：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件事：中美1979年建交后，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里根上台后，分歧进一步发展，1982年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美国政界的各路诸侯和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意见和评论，献计献策。我国政府十分关注这方面的动向。当时，美国一家有影响的周刊发表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无法不吞下这颗苦果》，说中国现在主要敌人是苏联，担心苏联威胁，有求于美国；美国继续卖武器给台湾并不存在风险；中国政府可能大嚷大叫，进行抗议，但到头来还是没办法，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

　　我当时正在新闻司工作，负责国际形势动向的分析研究。凭着职业的敏感性，一看便知这篇文章的分量及其代表性，立即组织力量，翻译编写了一期《新情况简报》，迅速报送外交部领导和中央参考，并且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国果真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吗？》。邓小平同志当天即批示： 要中国吞下这颗“苦果”，没门！并指示章文晋副部长，次日在北京机场为美国国务卿罗杰斯送行时，一定要把这一点明确告诉他。

　　我们听到这一指示后，都十分兴奋。一是感到极大鼓舞，觉得我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及时向中央领导送去了他们当时最关心、最担心、做决策时需要查明的参考材料。二是感到痛快：邓小平同志真有气魄，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他毫不含糊，坚决果断，绝不吞下美国人给的“苦果”。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特别是在牵涉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 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怕鬼，不信邪”。

　　中国不缺软实力

　　《南风窗》：近几年，很多人在谈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认为中国一直很缺少软实力，现在需要大力建设。在外交领域，这个问题同样存在吗？

　　王嵎生：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后，国内很多人把它当宝贝，到处宣传，成了“追星族”。实际上，在外交实践中软实力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在历史上就存在，运用很普遍，中国就是运用得比较好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外交上并不缺乏软实力。我们提出的“和为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都是新中国外交软实力的运用，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周恩来和印度、缅甸领导人共同提出的。

　　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是摆脱殖民统治后取得独立的亚洲和非洲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有关亚非人民切身利益问题的大规模国际会议。当时一些亚非国家紧跟美国攻击中国，形势对中国很不利。到周恩来发言时，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一下子缓和了气氛，周恩来发言中贯彻始终的中心思想——求同存异，实际上为与会国提供了互相合作的基本准则，而这也是后来被称为“万隆精神”的主干。这也是中国外交软实力的运用。

　　时代发展了，中国外交的软实力也在发展。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来处理和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新世纪，提出了“和谐世界”的主张，这一主张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是对软实力更好的运用。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乌托邦，实现不了，是不了解其中的战略意图。“和谐世界”一时没有实现，并不能说它就没有意义和价值。人需要奋斗目标，国家、国际社会也是如此，反对霸权主义，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这是中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动员各种力量去实现它。

　　《南风窗》：金融危机以来，关于中国模式的影响和作用的评论很多，您怎么看待中国模式？先经济发展后政治改革的“中国模式”有无普遍意义？它有可能被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借鉴和采纳吗？

　　王嵎生：和中国模式对应的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当华盛顿共识逐渐走向失败，有人提出了与此相对的北京共识。我认为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都是不合适的，中国不认可中国模式，更谈不上推广它。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每个国家按照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参考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和美国的经验。这个世界是多样的，没有什么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所有普世价值都是相对的，世界都学习美国行不通，都学习中国也会出问题，强加于人更是要倒霉的。我不赞成把中国模式看成是普世价值，因为世界不可能接受单一中心，这种想法能成功一时，不可能长久。

　　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中国和世界的接轨不是无条件的，应该有所变化。现存的国际秩序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制定的，很多方面对中国很不利，中国不可能全盘接受。

　　《南风窗》：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利，国内有人提议中国应该“带剑经商”，用武力来打破旧秩序，您怎么看？

　　王嵎生：“带剑经商”在具体问题上有道理，各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在面对海盗等的威胁时用武器自卫，这是符合国际法的。但“带剑经商”的思想要不得，它有和国际社会摊牌、领导世界的意味。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上升，我们应该感到扬眉吐气，以后要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但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虽然经济实力有所增强，但还远没有做到藏富于民，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头脑清醒，千万不能得意忘形。有人说“韬光养晦”过时了，甚至说什么“中国就是要领导世界”，这纯属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们要切忌妄自菲薄、无所作为，但也要避免这种可能引火烧身的浮躁心态。对国际秩序的改变要循序渐进，不做过头的事，不说过头的话。

　　中非矛盾是个别现象

　　《南风窗》：APEC 倡导“大家庭精神”，那么在遇到利益冲突时怎么办？APEC是一个官方经济论坛，也有人质疑它是一个清谈俱乐部，您怎样看待APEC的作用？

　　王嵎生：当年美国最早提出来是要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也就是把现在的APEC的C，(cooperation，合作)改成Community，还是APEC，但名字就是亚太经济共同体了。由于共同体是具有约束性质的组织，性质的改变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对于这一提议APEC成员普遍不能接受。在仔细考虑了这些意见之后，美国方面做出了让步，决定把大写的C改成小写C，改动虽小，但意思却变了很多，新的基于合作协商的定义也顺利地获得了成员体的通过。

　　APEC承认多样性，承认国家在发展水平、阶段、文化、历史、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异，运行具有灵活性和渐进性，遵循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集体制定战略目标，这是APEC的灵魂，也是其生命力所在。有人认为APEC是一个清谈馆，这就牵涉APEC的性质和定位问题，APEC是一个官方经济论坛，起着引导方向的作用，它定下目标，大家努力去做，但不可能一刀切。它是磋商的场所，不是谈判的地方。

　　《南风窗》：近些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接连受挫，这是相关国家的经济保护主义在作祟，还是中国企业的目标和策略有问题？

　　王嵎生：海外并购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但怎么“走出去”中国没经验，准备不足，难免会有失误，这是中国企业自身应该完善的地方。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对正常的企业行为人为赋予了政治色彩，进行阻挠。

　　《南风窗》：近些年，中国企业大量进入非洲进行能源开发，引发了一些反感和非议，有人认为中国和过去的殖民者并无不同，您怎么看？中国用市场经济规律和第三世界国家打交道，会否损害中国在历史上形成的“老大哥”形象？

　　王嵎生：中国历来和非洲是很友好的，中国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离不开非洲国家的支持，中国也曾经给予非洲大量无偿援助，援建了很多公共设施。近些年中国企业大量进入非洲，有些企业的做法不能令人满意，甚至和当地人发生冲突，但这只是个别现象，影响是局部的、有限的，不影响中非友好的大局，不能夸大。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仍然很友好，到今天还是有很多无偿援助和低息贷款的。

　　《南风窗》：您曾经在哥伦比亚和尼日利亚任大使，并在驻斯里兰卡、科威特使馆工作过，在您看来，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有怎样的期待？中国应该如何回应？

　　王嵎生：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有期待，希望中国更好地发挥作用，甚至希望中国做第三世界的头来和美国对抗。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没有忘记曾经在WTO、人权等重大问题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立场也没有改变，但时代变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深广，需要考虑到前前后后、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我们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不搞对抗、不当头。

　　《南风窗》：以“金砖四国”和“远景五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成为当今世界一大亮点，这意味着世界已经进入了多极化的时代吗？中国一直倡导和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那么，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对中国有何利弊？

　　王嵎生：现在，世界正在向多极化迅速靠近，发展中国家大面积兴起，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这是对西方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打击。中国一直倡导国际格局多极化，不赞成“国强必霸”、瓜分势力范围的旧逻辑。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