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中的袁伟民

　　自2004年12月9日在体育总局一楼大厅向机关干部做了千字“告别演说”后，袁伟民定了“不要，不问，不说”三不规矩，彻底从公众眼前销声匿迹。卸任后的5年时光，用前中国女排运动员、现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的陈招娣的话说，“他一直在默默地思考，冷静地总结。我们了解袁指导，他干任何事情总是后发制人。不想细，不想明白，他是不会轻易出手的”。现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出版，袁伟民说，著书立说不是他的目的，“这本书所要做的是让历史尽可能接近事实”。

　　记者◎李翊

　　为人与为官

　　采访袁伟民，已经是10月10日晚上23点。70岁高龄的袁伟民以不变应万变：思维敏捷，记忆准确，言语谨慎含蓄。只是在最后结束采访时，因坐得太久，膝有老伤的他费了半天劲才站了起来，膝盖久久不能伸直。这个时刻，他是一位老人。

　　三联生活周刊：卸任后，你定了一个规矩，“不要，不问，不说”，为什么现在会出这本书？而且书里还涉及了具体个人，没有考虑过吗？

　　袁伟民：我曾经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很多材料都汇总到我这里。说真话必然要涉及具体人、事、部门。但说这些并非为了批评谁、指责谁。我是参加决策的人，我知道真实的事实。我想通过这些事，留给后人更多启迪。跨入新世纪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新旧体制的变革中，多向的思维模式，多头的利益冲突，多方碰撞是必然的。关键是，面对这些碰撞，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立场。在重大问题上，个人、集体、国家位置该怎么摆，利益怎么处理，高级干部应该有基本的原则——以国家利益为重。出版这本书之前，我和出版社有“约法三章”：这本书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这本书只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出，不能出书在前……

　　三联生活周刊：在书里你提到，“我人生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青少年时代宽松的家庭氛围，严谨治学的学校教育”。这种人生观是一种怎样的人生观，怎么形成的？

　　袁伟民：我的家庭，是纯粹的菜农，我父母亲不识字。我是老六，最小，兄弟姐妹都很照顾我喜欢我，给我的束缚很少，我的自由天地多。我从小上学功课好，从小学开始当学生会主席，玩得也很痛快。我不理解，现在的学校为什么搞得学生负担那么重。我的家庭氛围比较宽松，个性放松，可以发展自己的空间。我学习的学校，小学到初中、高中都是好学校。我家在苏州近郊，附近就是苏州大学(前东吴大学)，既不是喧闹的城市，又不是闭塞的农村，接受新鲜事物很快。

　　在我记忆中，高中3年，留下烙印最深的是：一定要做品学兼优的人。“人为本，德为先”，“业精于勤”，“学而优则仕”这些中学里就背过的话，至今还记得很牢。我当时的理解，只有学习优秀了才能干成事，为国家人民服务。好像老师也是这么解释的。家里也是这么要求的，要做老实人，有本事，说老实话，从小就是这么教育。这种东西慢慢到学校毕业，1959年准备第一届全运会，分配我去打排球。当时好多项目要我，我身体素质好啊，田径水平可以，苏州市中学运动会拿过5项全能亚军，脑子还可以。其实我打球时年龄大，已经很晚了，18岁，但是4年后就到了国家队。我对在江苏队时的印象很深，教练很多是部队下来的，这一茬年龄比我大，又是军区的，把我们新的老的队员集合在一起，半军事化训练。原来我的教练张然，以前老国家队，八一队出来的，也是军人，也比较好学。从小在这种环境熏陶下，对我形成这些好的东西有很大好处。我整个东西还是比较正统。

　　人生的几个转换点，就是这一根导线。不断转换角色，实际上我的一辈子，半个世纪的体育人生就过去了，47年。

　　三联生活周刊：从一个教练员突然转换为行政官员，而且是从副处级破格提拔为副部级干部，当时很罕见吧？

　　袁伟民：当时邓小平、胡耀邦同志提出“干部队伍年轻化”，1984年我正好赶上了这一批。不去不行啊，命运不掌握在我手上，那时是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像我高中毕业，本来报了哈军工，后来服从组织分配搞排球，4年后到北京，在国家队待了13年，“文革”浪费了最好的时光，只能寄希望于女排。破格提拔，去还是不去，我很犹豫。去，能证明运动员出身的人也能当领导干部，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是不去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当时我那支队伍的状态正处在最好的时候，我还想一个个世界冠军拿下去呢。

　　三联生活周刊：走上仕途后，你理想中的官员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袁伟民：我做事细，很认真，要办的事一定要做到，这是常年磨炼出来的。但是我也知道，你干什么事，一个人是不行的，你必须调动大家，不管怎样，要善于沟通。外面的人看我很凶，不好接近，但那帮队员，球场上怕我，下来我们相处很好，很随便。但外面人不知道，他们光看到我拉着脸的一面，没看到我随意的一面。我跟队员相处了8年半，很融洽，那段时光很有意思。我连自己孩子都管不了，但她们的脾气我很清楚。我天天在琢磨她们，她们也琢磨我。搞一个队开始这么弄，后来转换角色后，慢慢也上了道。不断处于一个学习再学习，提高再提高，适应再适应的过程。不断在变化。这也是工作需要。不适应不行啊，不适应就会被淘汰，而且我那个位置放在那里，大家都看着呢。

　　三联生活周刊：从袁指导到袁主任，这两种角色有什么不同？

　　袁伟民：从我来说，只是角色转换了，但我知道我的责任、对象不一样了。对象变了，责任重了，都是成年老人，干部，有水平，有社会经验。队员单纯好管，而且他们也理解我。这茬人有的比我大得多，但我该管还得管，因为我要承担责任的，该商量也得商量。所以我去了没花多长时间，工作也就接上了。对我来说，不断换角色，要去适应它，实际是对我不断增加难度，给我提了新的要求，要不断进行新的学习。这点也是很苦的事。好的方面在于，女排是个集体项目，有一个怎么平衡主力队员之间关系，充分调动人员积极性的问题，而这决定了1＋1＞2还是1＋1＜2。拿冠军我已经经过了这个折腾。实际在机关做人的工作与带女排很相似。后来当一把手，当局长，责任更不一样了。原来当二把手，副主任，上面有班长管，当一把手就不一样。我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长，当局长前干了16年半，副部长当了16年半，方方面面什么都管过，连分房都管过。我了解整个体育，不只是竞技体育，人事、财务、后勤、外事，什么都管过，很受锻炼。后来，我的队员也当到副司长了，当年我就跟她们说过：“现在你们是世界冠军，两年后人家不看你世界冠军了，看你的工作能力。吃老本，人家会说，你看，她只会打球。”

　　兴奋剂事件

　　三联生活周刊：兴奋剂事件，好像是当局长后碰到的第一件大事？

　　袁伟民：刚上任就碰到的。我是4月18日上任，七八月份就要参加悉尼奥运会，给我当头一棒。

　　三联生活周刊：你之前也是中国女排教练，对当时的体坛现状不了解？

　　袁伟民：现状都知道，这个事情就摆在那，不光中国，国外也一样。兴奋剂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但是事情发生了，怎么处理？而且你面临着什么任务？

　　三联生活周刊：是因为悉尼奥运会临近了吗？

　　袁伟民：奥运会临近了，所以更加重视。因为从这届开始要查血检。过去不查，这是新技术，谁都认为查不出来，现在澳大利亚在EPO检测方法上随时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能查了。而且我们自己也在查。但是澳大利亚比我们水平高，而且我们作为它的替补，它数量太大，我们帮它查，作为它的合作单位。但反过来说，澳大利亚对我们攻击最厉害，对中国是双重标准。所以你不用人家都攻击你，如果查出来人家更要攻击你。攻击你，不是攻击你一个人，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这是个原则问题，是政治问题，我不得不重视，因为出事就出大事。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国家体委是什么态度？

　　袁伟民：90年代初，国家体委有明文规定，三严方针：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那是伍绍祖在的时候，反兴奋剂态度非常坚决。但这是很复杂的事。

　　三联生活周刊：复杂在哪？

　　袁伟民：这次查出来了，上了黑榜了，这种兴奋剂不能用了，他又发明新的，新的分支出来了。科技在发展，有钱人、科技发达国家永远走在前面，有些人跟他学，你一用，他就查出来了，但是他用什么，你不知道。等你知道用了，他又发明新的了，你还查不出来。在反兴奋剂的斗争中，对立双方是一种“警察抓小偷，猫和老鼠”的关系。随着国际上反兴奋剂斗争的深入，一批药物被列入兴奋剂名单后，总会有一批新药被研制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在80年代兴奋剂这种舶来品进入中国后，在90年代越演越烈？

　　袁伟民：这是利益驱使，政绩观作祟。吃这个有用，万一查不出来呢？你用，我怎么能不用？利益驱使，总有人会铤而走险。就像贩毒、吸毒。怎么禁，总有人走这条路，有侥幸心理。但你这是非法的，不是公平竞赛了，是搞邪门歪道，搞假冒伪劣了。而且这本身对运动员的身心有摧残，有的不就猝死了吗？国际上也不允许。但国际上永远存在，美国、加拿大、德国都有这种现象，这是一个艰苦、长期的斗争。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态度坚决地反兴奋剂，那与地方的关系怎么处理呢？

　　袁伟民：有些地方躲着你嘛，有些地方有地方的利益。政绩观，虚假的荣誉观。体育要竞争，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是公平、公开、公正正常架构下的和谐的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是应该有的。金牌要，锦标也要，但不能提倡唯金牌论、锦标主义。那就搞歪门邪道了。体育的本质是要竞争，但不能恶性竞争。恶性竞争就走到歪路上了，在错误的政绩观指导下，下面就搞歪门邪道。这和市场上搞假冒伪劣产品一个道理，那是害民了，昧良心了。这就要反对，不允许，要用法律的手段来制裁。奥林匹克精神要保持纯洁，竞争要靠真本事。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体育界也存在争议，好像还有“真反”、“假反”一说？

　　袁伟民：没有人可以公开站出来说我不反，谁都说反，他敢说我不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但他是挂羊头，卖狗肉，下面搞邪门歪道。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呢？

　　袁伟民：当时我要统一思想，我必须要做好工作，让他们自觉配合。把他们请来，都是领导，做工作。利害关系说清楚，讲各种道理，面临什么情况，出了这个问题怎么对待。绝大多数都贯彻得很好，但有的人就做工作，通过关系给我施加压力。在这个社会上这很正常。这带来很多问题，我不能退啊，一退就反弹，这种做法他可以，别人也可以，就退回去了，说话就没权威了。

　　而且北京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国际奥委会的那些委员跟我们说，你们不能出这个事，出这个事，我们就不能投你一票了。那时的压力真大啊！因为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出了兴奋剂问题是我的责任，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老百姓不满意，领导不满意，西方还会攻击你，“你看，一不用，成绩就下来了。说明你以前都用，你靠这个”。然后这是第二次申办了，中国人民盼了100年，如果因为兴奋剂问题影响了北京“申奥”，我还得多一条罪名。再加上那么多领导找我，我也没听，我当时心想：大不了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当时还有个顾虑。一公布，不等于给西方炮弹吗？最后还是要公布，让他们知道，我就是要办一个干净的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去悉尼是要夺干净的金牌。没想到结果很好，最后还让外国人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这是180度的转变，之前谁都没想到的，而且最后成绩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