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中国全方位外交
地缘篇
问：中美有发生战争的可能吗？
受访者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王在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美之间尚看不到任何足以使美国动用战争手段来解决的矛盾或冲突。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中国正一心一意从事和平建设，不想挑战美国的国际地位，更不愿同美国打仗。即使在美国极度敌视中国的年代，周恩来总理也明确表示过：“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
问题在美国方面。美国不愿看到中国崛起，也一直担忧中国崛起后会同它争夺霸权。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会极力牵制、遏制其他大国的崛起，包括中国。美国甚至会暗中支持一些小国给中国捣乱，美国更乐见一些小国同中国打仗，影响中国的发展，但它自己不会亲自出马。
中美两国虽然存在分歧和矛盾，美国国内也确实有一些坚持冷战思维的反华势力，但双方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对美国的价值和意义更大，更重要。对中国开战，并不符合美国的现实和长远战略意义。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利益联系更加紧密。中美经贸合作领域之广、数量之大、关系之密已到了“一损俱损”的程度，恐怕没有任何美国企业家愿意看到美中交战而使自己的利益蒙受巨大损失。再说，还有一个制约中美之战的因素是核武器。核战争会改变战争形势，使得战争没有胜利者，战争的结果是共同毁灭。
如果美国某些战争狂想对华挑起战争，那后果会异常惨痛。可以肯定地说，美国胆敢对中国发动战争之日，就是其超级大国地位走向彻底崩溃之时。因此，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问：中国是否会重视与美国发展关系而忽视欧洲？
受访者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中国的外交不是单向的，不是非此即彼式的，而是全方位的。重视中美关系并不意味着就会轻视中欧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更重视搞均衡外交，即同世界所有重要力量都发展关系，同步前进。
从对美关系来看，中国会确保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而中欧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是重要前提。
中欧之间没有根本战略利益的冲突，不存在历史遗留的严重问题，对世界的看法有更多共识，经济上具有很大互补性。中国对欧政策不会变，也不会厚美薄欧，亲美疏欧。
问题是，欧洲有些人习惯于把自己看得过于优秀，总喜欢对中国的事评头论足，甚至指手画脚。面对中国快速发展以至超过欧洲主要国家的现实，他们觉得难以接受，心态发生了变异，开始对中国疑神疑鬼。有的人甚至试图以对中国态度强硬来显示自己的“尊严”，公然伤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并美其名曰“不向中国叩头”。也有的人想走“联美抗华”的老路。这尽管是少数人和部分媒体的言论和作为，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欧友好合作的氛围。
中国对欧的积极态度从未改变，现在需要的是，欧洲那些人真正放下身段，面对现实，扩大和深化与中国互利共赢合作。
问：中日会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历史、领土争端吗？
受访者
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如果说中日之战还存在一点可能性的话，那就是日本首先发动对中国的进攻，就像历史上的多次中日战争那样。然而，随着中国崛起，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趋向于零。
亚洲之大，世界之广，为中国、日本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一山不容两虎”的思想违背世界发展潮流。坦率地说，世道变了，中国已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贫穷弱国，日本也不再拥有对华发动战争的条件。世界大势，人民意愿，共同利益，都是“中日不再战”的决定性因素。
所谓的历史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即历史认识问题(历史观)和历史遗留问题。在未来60年内，政治性的历史问题将逐渐减少，学术性的历史问题会依然存在，但社会影响力比较小，难以成为民族主义的较大根源，因此产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小。
领土纠纷方面，主要问题在于中日两国缺乏互信基础，另外还有美国因素参与进来，因而在未来60年内解决的可能性不大，稍有不慎也会引发局部武装冲突。但随着两国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此基础上共同推动地区一体化的进展，两国人民之间的认可度逐渐提高，适应对方的发展与变化，领土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影响将大大减弱，中日两国有可能达成共同开发及共同利用有争议地区的协议。
问：中国会和俄罗斯结盟吗？
受访者
王郦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中国的外交战略是十分明确的，不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结盟，不依附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不支持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反对另一国或集团。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战略”，“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但“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是建筑在两国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关系，是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也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关系。
西方有些人的想象力特别丰富，但这些想象多是出于主观臆断，而缺乏甚至没有可靠的依据。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目的是加强成员国所在地区的安全，西方就有人耸人听闻地散布上合组织将成为东方的“北约”。真怀疑这些人是否读过上合组织有关文件。认为中国与俄罗斯会结盟，同样是一种居心叵测的臆造。
中国会继续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不结盟”是中国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而确立的，是一个战略选择。如果中国结盟，会束缚自己的手脚，会得罪许多国家，特别是同盟友有利害冲突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此外，结盟还有可能影响本国的独立自主性，而中国外交一直坚持独立自主。
问：中印必有一战吗？
受访者
王在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马加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不大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有可能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与摩擦。
总体上中印两国的关系会继续发展，这种发展应该是比较健康和稳定的，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制约着中印关系的快速发展。
第一是中印两国一直没有划定边界，两国对于边界问题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第二个问题是西藏问题。现在达赖流亡政府就设在印度土地上。尽管印度政府的官方立场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达赖集团利用印度领土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但是事实上，达赖集团经常在印度领土上进行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比如在印度进行示威游行，通过印度和尼泊尔向中国渗透等等。第三个问题是两国关系涉及第三方因素，比如和美国的关系等等。
这些问题可能会逐步得到解决，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建立政治信任，战略信任，以及军事信任。
再一个方面，就是中印两国应该加强在地区关系和全球事务上的合作，这也有助于增强双方的互信，因为中印两国在主张国际新秩序，主张多极化，主张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制度上是有共同利益的。
问：周边国家会不会成为中国的附庸？
受访者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周边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富邻和安邻”是中国对周边的长远的根本大策。
周边国家大小、强弱不同，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各异，但中国坚决遵循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尊重周边各国的国情和选择，决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坚持在“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加强友好合作，推动建设和谐的周边关系。
中国曾受尽列强的欺凌，有过惨痛的历史遭遇。因此中国明确地表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一直遵循这一古训，历来把周边国家视为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平等合作伙伴，而从来没有迫使周边国家成为自己附庸的意图。散布周边国家成为中国附庸的言论，实质是企图挑拨离间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
今天的中国不需要附庸。历史已经证明，附庸是累赘。
问：中国会把新兴国家当成中国商品的倾销地吗？
受访者
张燕生(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新兴市场不会成为中国商品的倾销地，而会成为中国与新兴国家共享发展的合作地。
对于中国而言，全球视野和大国责任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核心能力。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曾指出，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区别背后的一个关键事实是，市场没有祖国，政府却有。要解决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中国就要在积极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进全球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完善。
实际上，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予人们许多重要的启示和思考。其中之一，正是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进程。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过于强调贸易、投资、金融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却忽视了全球无序开放和竞争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发展环境的不断恶化，进而扩大而不是缩小全球贫富差距；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进一步增强了华尔街、伦敦金融城等全球金融中心配置全球金融资产的能力，同时却造成了全球系统性风险上升，进而增大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和遭受外部冲击的风险；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钱大量流向发达国家的事实，造成了穷国为富国实现居者有其屋和改善福利进行融资的同时，却进一步恶化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环境，最终使作为金融危机策源地的美国所遭受到的伤害，远小于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伤害。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应该更加强调经济全球化的另几个侧面，其中包括以发展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与合作，以有利于发展为目标的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开放和改革，以关注发展问题为新视野的低碳社会建设、新能源开发和节能减排等。
问：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加工厂？
受访者
何茂春(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王文明(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理事)
经济的发展、产业的升级必然会导致产业发生转移。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产业转移到周边国家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转移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为那里的生产制造成本未必低于世界其他地方。此外，把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放在一起来看也不太科学，因为每一个具体国家的比较优势并不一样。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产业转移最好的选择是非洲国家。非洲许多国家的官员、企业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他们希望中国把适合非洲需要的技术与设备转移到非洲去。因为这些技术和设备虽然在中国面临着转移，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旧的设备，也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合适的技术。相反，大量的技术、设备都是新的，是非常好的，是特别适合非洲的需要的。
但是因此说，未来几十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会成为中国的工厂，那是不正确的。就目前来看，在这一地区，中国企业比美国企业要少得多，比欧洲企业、日本企业也少得多。
让下一个经济奇迹在非洲再现不是没有可能的，它的发生需要世界的合力。如果非洲要尽快发展的话，它就要成为全世界的先进国家积极参与建设的一个大工厂，其中会有中国的身影，但中国不会是唯一的。
问：中国会掠夺非洲资源吗？
受访者
何茂春(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王文明(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理事)
国际上一些媒体炒作的所谓“中国在掠夺非洲资源”的说法并不公平。中国有资源进口需求，而矿产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有将本国资源输出、转换为资本的需求，所以这是自愿、互惠的市场行为。
从理论上来讲，每个国家的资源都会逐渐因使用而枯竭，而最先枯竭的肯定不会是非洲，这是非洲目前最大的比较优势。但是如果非洲不把资源拿出来开发的话，它要改变落后的面貌也不可能。非洲需要把资源的优势变成发展的优势，它迫切需要开发资源，建立工业体系，解决人们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而中国恰好可以充当合作伙伴的角色。
非洲国家现在普遍向东看，所谓的“向东看”就是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与非洲在资源合作方面一直是以平等互利为原则，是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的。非洲在与中国共同开发资源的同时，其国民经济和社会综合水平正在不断发展提升。
事实上，中国与非洲之间联系的纽带不仅仅是“资源”。过去10年中，中国与非洲的贸易规模增长10倍，中国2008年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高达1070亿美元。
其实，一旦世界接受了一个变化了的非洲，接受了一个发展了的中国，接受了中非的新合作关系，恐怕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怀疑和担心了。
问：中国人会不会跑到非洲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大规模包种土地？
受访者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事实上，所谓农业“走出去”的探索，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已经在做了。中东及北非地区一些农业资源匮乏但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就有类似的考虑，利比亚与号称世界“大粮仓”的乌克兰在进行种植小麦的商谈，沙特阿拉伯也将在海外投资农业及牲畜养殖项目，而韩国和日本都在拓展海外农场。
有报道说，日本在海外拥有1200万公顷的农田，面积相当于日本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韩国也曾有数十家企业“走出去”，在阿根廷、俄罗斯、蒙古、中国、东南亚、澳大利亚种地，但有些并不成功。2009年4月，韩国还在蒙古以无偿援助的方式获得27万公顷的土地，将来可用于种植。
2008年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在食品供应压力的推动下，中国正将目光投向全球农场，考虑在“海外屯田”种粮，并鼓励农业企业“走出去”。
随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经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所提出的农业“走出去”战略不是海外屯田计划，中国也没有海外屯田计划。
中国农业“走出去”主要是像《纲要》所明确的，在国际合作的进程中建立稳定、可靠的进口粮源保障体系，这个粮食是广义的，包括大豆、食用植物油。当然，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以多种方式和当地开展一些油料作物种植、粮食生产、蔬菜、水果生产，应该说国家政策也是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去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条件进行的，但并不是中国的农民或者企业到海外去购买，或者长期租用其他国家的土地，大量地种植粮食。
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靠“海外屯田”来解决粮食安全是不现实的，中国的粮食安全只能立足自己来解决。
问：“金砖四国”能与八国集团比肩吗？
受访者
庞中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教授)
“金砖四国”中的这四个国家现在都是规模很大的国家，无论是在领土、人口，还是在文明、思想创新方面，都不可小觑。像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体系中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国际地位较高，再加上军事和外交上的实力，从哪方面看都是大国。
不过，在目前的经济体系中，这四个国家加到一起，甚至非西方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加到一起，与八国集团相比，差距都还是非常大的。
在未来60年里，如果经济的发展趋势能和现在一样，也就是说“富国俱乐部”成员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而非“富国俱乐部”成员上升，那么，“金砖四国”达到与八国集团比肩的程度，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不过，如果把“金砖四国”看成像八国集团那样的组织，这个组织内部的差异非常大。比如中印这两个相邻的大国在亚洲的恩恩怨怨已经演绎了几十年了，除了领土问题以外，两国都是崛起的国家，肯定会存在着竞争和冲突的一面。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也在地域上相连，俄罗斯拥有着巨大的领土面积，即使是人均领土面积也是很大的；而中国领土面积只大约相当于俄罗斯的一半，人均方面要更少，俄方一直担心中国觊觎其西伯利亚的领土，担心中国崛起后，下一代人是否会承认现在两国的边界条约，会不会要回当年沙俄占有的土地。巴西与欧亚大陆这三个伙伴也有很大的差异性。
四个国家最终是不是能团结在一起，克服分歧与差异性，在全球政治上与西方平衡，还很难说。
问：中国会发生类似“9·11”的恐怖袭击事件吗？
受访者
李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
不是说一个国家强大了，就会变成全世界的敌人。只有总是试图干涉别人，才会引起仇恨。中国采取的外交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能避免类似“9·11”恐怖事件的发生。
尽管近年来中国的总体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不断上升，影响力也在扩大，但是中国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所奉行的外交原则和处理国际事务的准则，不同于西方的扩张式的或者说带有很强侵略性的外交扩张政策。
中国外交的总体思路，是承认国际关系的多元化，包括各种民主价值观、各种民族宗教文化的多元共存，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寻求的是共赢、多赢，构建和谐世界。无论中国今后的实力发展到何种地步，都不会采取美国那样的外交战略，对外输出价值观，要对别国进行民主改造、搞“颜色革命”等等。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将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仍然会存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矛盾，有些矛盾甚至可能暂时激化。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未来60年内，要完全避免一些稍具规模的恐怖暴力事件也是很困难的。
随着我们反击力度不断加大，“疆独”和“藏独”势必会负隅顽抗。这时候，他们更可能采取暴力手段。可以说，“疆独”势力和部分“藏独”势力的暴力化倾向已经成为定局，甚至在一定时间段内，他们的恐怖暴力活动逐步升级的趋势可能会凸现。
此外，我们还要应对一些其他的威胁。比如随着国内矛盾的凸现，可能会导致极少数对社会不满的人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尤其是如果这部分人与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他们将是我们面对的主要威胁。
问：中国会不会与其他国家发生海上冲突？
受访者
李杰(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国在海洋的利益也越来越多，海洋资源和海上交通线等对中国将会越来越重要。中国有句老话，“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海上活动越来越多，发生海上冲突的可能性必将会增加。
中国附近海域的部分大陆架可能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我们已经开始在东海进行油气资源开发。在钓鱼岛附近的海底，据说可能有一个相当于中东石油储量2/3的大油田。所以钓鱼岛问题，不仅仅是领土主权问题，还有重大的能源资源利益。
中国在南海地区面临的争端也非常突出。中国周边其他国家在那里已占领了40多个岛礁。他们为什么要占这些岛礁？实际上也是为了海底的石油、可燃冰等重要战略物资。当然对于这些资源的开发和岛礁争端，中国会本着友好协商的基本原则，尽可能处理好，避免出现擦枪走火。
影响中国海上战略通道稳定的，除了与一些国家的海洋权益争议外，海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威胁。相对而言中国与海盗这样的非国家海上力量发生冲突的可能要更大一些。中国在一些重要的海上战略通道的利益越来越大，比如马六甲海峡、索马里海域等。现在我们每天有近100艘大船要通过索马里海域，将来会更多，所以这些地区的安全畅通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文化篇
问：会说汉语能否走遍天下？
受访者
苏金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语言学会副会长)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蒋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一种观点认为，会说汉语就能走遍天下，这是有可能实现的。
其理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世界各国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在不少非英语国家，汉语已成为第二外语的首选。汉语毕竟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五个人里就有一个说汉语的。随着中国和国际社会往来的密切，国际汉语教学的日益普及，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未来60年里，光会说汉语，恐怕并不能在世界上畅通无阻；英语仍然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语言。
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我们这个时代，一方面是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也是各个国家强调自己文化的时代。中国人希望大家都会说汉语，法国人希望大家都会说法语，但不可能有一种语言能取代所有别的语言的地位，也不大可能取代目前英语的地位。英语的地位是很长时间以来形成的。
汉语如果想走俏，要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中国的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二是要尽量消除“两岸四地”存在的一些语言使用上的分歧，尤其是要防止目前各方在使用汉语上存在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三是要让全世界人民喜欢中国文化，喜欢学习和使用汉语。这三个条件中第三个条件最重要，只有全世界人民都喜欢中国文化，愿意学习和使用汉语，汉语才有可能在世界走俏。
问：英语会成为中国官方语言吗？
受访者
苏金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语言学会副会长)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法国人会让英语成为法国的官方语言吗？不可能的，中国也一样。
60年后，中国人很可能大多数都会说英语，至少城市里的人大部分都会说一些，就像现在的欧洲人一样，大部分年轻人都会说一些英语。但英语在中国不可能像在印度那样成为官方语言。
用英语做官方语言的国家，往往都有被殖民的背景，是被英国人殖民的历史原因，让当地人从小就开始说英语，英语也慢慢成为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或者像新加坡那样，多种语言都通行，但主要官方语言还是英语。
英语在香港是官方语言，这是一百多年殖民地统治形成的。台湾有些人也在提议把英语列为官方语言，可能是有政治上的用意。但中国内地是不可能把英语列为官方语言的。英语只能是外语的一种。
汉语是有强大生命力的，这一点我们自己要有自信。英国对香港实行了一百多年殖民统治，英语长期以来是官方语言，但到目前为止香港使用汉语的人口还是比使用英语的人口多。澳门也是如此。
问：世界会不会争看中国大片？
受访者
尹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答案尽管并不乐观，但首先要明确的是，这是一个很难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的问题。
电影是文化的一部分。好莱坞电影之所以如此流行，与美国文化总体上的强势有关。什么时候在世界上中国文化也有如今美国文化的地位，才有可能出现世界争看中国大片的情景。
文化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能够沿着一个现代民主法制国家的道路发展得越来越顺利的话，那么中国的电影会和中国的文化一样，在中国成为一个大国的同时，受到世界的关注。
反之，如果中国的政治发展没有与经济发展完全同步，那么文化影响力就会打折扣，电影也同样如此。电影很难孤立起来谈，它一定是与中国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关联在一起的。
应该说目前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影响力、政治影响力都比较大，但是其社会发展所依赖的价值观念与系统还没有完全被世界所认可。所以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目前还很有限，也会影响到电影的传播，甚至影响到一切文化的传播。
世界争看中国大片，这种现象短时间内不会大规模的出现。但是也会有个别情况出现。比如《卧虎藏龙》，它虽然不是一部纯中国的电影，但是它的出现确实造成了世界各国的主流电影院争相放映的局面。未来这种个别的情况肯定还会出现。
问：未来中国更“复古”，还是更“洋化”？
受访者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蒋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对外来文明的接受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会同时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两方面将并行不悖。未来的中国，既会更“复古”，也会更“洋化”，当然会更加丰富、更加优美。
更“复古”和更“洋化”并不矛盾。问题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达到鲁迅先生说到的那个境界：“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具体来说，就是把传统的和西方的文明中好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通”和“化”，“通”是指中西古今都要通，要充分了解；“化”就是要吸收，成为自己的东西，转化为中国人21世纪的文化创造。在文化上，“通”和“化”是未来发展的两个关键。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既不够“通”也不够“化”，所以还要继续努力，而且这个努力的过程还很艰苦、很漫长。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未来中国肯定会更加“洋化”。因为全球化的趋势不可当。身处这样的时代，已经走在全球化道路上的中国会越走越远。而中国人要做的，就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尽可能多的保留我们原有的东西，保留一些和西方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不一样的东西。
问：中国作家何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受访者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未来60年内，中国作家还是很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因为中国是这么有文学传统的一个国家，又有那么多人在写作。肯定会有人能写出既很中国又很世界的东西。
以前中国作家写作有一个问题，就是与国际话语体系相去太远，太中国了，写的都是欧美读者很难理解的东西。未来60年，中国和世界的交流会更多，和国际话语也会变得基本一致，那么，中国作家笔下又中国又世界的东西自然就会冒出来。
我们有理由比较乐观地看未来：中国作家得诺贝尔文学奖只是时间问题。
在另一方面，也有专家认为，没有必要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高——因为在这个奖里面，文学并不是唯一的标准。比如华人作家高行健的得奖就更多是因为政治因素。他在小说里故意迎合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倾向，又是儒家的又是道家的又是佛家的，虽然中国人看起来，可能觉得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却很对西方人的胃口。
此外，诺贝尔奖虽然是世界性的文学奖，但亚非拉国家的作家获奖是很不容易的。对于中国作家来说，要得诺贝尔奖，翻译也会是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算60年后依然没有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也并不奇怪。
问：中国还会出现有影响的国学大师吗？
受访者
孙立(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国学大师，应该是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很多领域都有卓越建树的学者。所谓“国学”是清末民初伴随着西学的传入，一些学者为了区分二者而创造的概念。它是与西学相对的，指中国传统的“学问”。
未来60年，在学术角度来讲，我们肯定会有比钱钟书、季羡林更出色、更有学问的国学大师，但是不是有他们这样的影响力很难说。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学术真的无法超越，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把他们推出来了。
实际上，一种观点认为，作为学者来说，钱钟书虽才高八斗，但他几十年没有正经做学问，也没有了不起的学术发现，或者是创造出一个体系，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他也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一个才子。陈寅恪也一样，没有实现自己做学问的宏大志愿。
当然，他们这一代学者有他们的优势，传统文化的功底非常扎实，西学也很精通。但我们还有60年呢，如果从年轻人开始培养，从小孩子开始培养，他们也能打下很好的国学基础，而以后学术交流更方便，学术国际化程度更高，为什么不会出现比前人更好的学者呢？
问：未来中国能不能还有类似秦始皇兵马俑这样的考古发现？
受访者
邹文(知名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这是很可能的。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而且是全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化，本身就有大量的遗存。我们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发现的东西，应该说仅仅是巨大地下宝藏的冰山一角而已，大量的宝贵文物依然深藏在地下，这是中国未来可能有超级文物发现的基本前提。
中国幅员广阔，在各朝各代之外，还有很多种神秘古老的文明，除了秦始皇墓这样已知的外，很可能还会有些前所未知的东西，就像三星堆那样的，未来也很可能突然就出现在我们眼前。
中国现在的建设量很大。据说2006年中国的水泥使用量是全球用量的一半。在这种建设速度下，在工地挖掘的时候就更容易发现地下的宝藏。还有一点，我们的楼现在盖得也越来越高，楼越高也就意味着地基会挖得越来越深，所以发现地下文物的可能性也越高。
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大大提高了考古挖掘的效率。未来还会有更先进的设备出现，当然也就更有可能帮助我们找到地下的文物宝藏。
问：未来京剧等国粹会成为博物馆文化还是会更大众化？
受访者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郑枚(英国曼城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
一种观点认为，京剧这样的国粹以后肯定会成为博物馆文化，现在京剧有所复兴的情形更像是回光返照。因为每一个文化，任何一种文化形式，都不可能永远流行下去的。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有几个是真的喜欢看京剧的呢？从文化史来看，旧的艺术逐渐衰落、新的艺术形式取而代之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
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未来京剧的爱好者会更多。尽管京剧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样式，真正走向社会上的多数人群比较困难，在现在的基础上实现全面复兴也不是很有希望，但是还不至于会成为博物馆艺术。目前京剧依然在不断地自我革新，将来依然会得到发展。如果措施得当，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京剧，那么京剧未来的受众群还会得到扩大。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未来京剧的情况可能和现在不会有太大差别。肯定还会有人唱，有人看，不会像流行音乐一样有那么多人喜欢，但也不至于成为真正的博物馆文化。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有多少种文化能够流传下来？大浪淘沙，留下来一定是有生命力的好东西。此外，我们没有也必要把京剧捧成国粹那么高。它就是一种小众艺术，有人喜欢就能自然的传承下去，没有必要刻意去保护，这样对京剧未必是好事。
问：民间的传统艺术如口技、泥人、剪纸等是否会消亡？
受访者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蒋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郑枚(英国曼城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
一种观点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因为社会一旦富裕，就会更加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也会有资金来资助这些艺术，使之绵延传承。传统技艺之所以目前面临危机，主要还是经济上的问题。只要得到足够的资助，他们依然会是能维持生计的一门技艺。而无论什么形式的手艺，只要能够谋生，未来还是会有人愿意从事的。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类的传统手艺在60年内肯定会消亡，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类手艺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生存基础，它们跟时代已经脱节，而且只会越来越脱节。
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不要说60年后，就算是现在，真正喜欢泥人、剪纸这类东西的人有几个？没有人喜欢，谁会去做这些东西？没有社会需要的东西当然只能消失。
问：世界青年会不会“哈中”？
受访者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过去的30年内，各种外来文化的流行，让中国的年轻人一度掀起“哈日”“哈韩”的潮流。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现在国外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学习汉语。那么，未来国外的年轻人会不会也开始“哈中”呢？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外国人“哈中”，首先是由于中国在经济上的吸引力——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让世界很瞩目，未来中国文化肯定也会逐渐增强吸引力。
持不同看法的人则认为，在可见的未来，外国青年恐怕还不会“哈中”——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创造出足够有吸引力的“中国文化”。目前国内的主流文化，包括电影、音乐、时尚，要么缺乏中国特色，要么做不出世界影响，世界来“哈”我们什么呢？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目前世界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依然是西方的。
以后的世界将越来越全球化，越来越多元化。任何文化都只是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中国文化能变成世界文化中比较出色的一部分，就已经很好了，何必那么重视大家是不是都来“哈”你呢？
问：未来中国国画会不会贵过毕加索的画？
受访者
邹文(知名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理论上应该有这个可能。
不过确切地说，不是所有类型的中国画家的画，而是有一部分能够代表中国艺术这个样式的中国画家，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将来有可能在价格上超过毕加索这样的西方画家的作品。
中国艺术未来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好的艺术样式之一，成为全世界可以共享的文明成果、精神财富。那么，能够代表这个艺术样式的画家当然也就会受到全世界的追捧，它的价值能得到全世界的认可。毕加索的画之所以价格这么高，原因之一不就是他代表了西方艺术的一种样式吗？
当然，这个事情有一个前提，一是中国本身的强大，成为真正的世界性强国；二是中国文化具有普世性，也就是说这个文化中的封闭性已经被革除掉，能被世界普遍理解和接受。这样，未来中国画的收藏群体就会不断扩张，最终在财力上超过西方画的收藏群体，这样中国画的价格才能够超过西方画作。
不过，也要看到，中国画的价格超过毕加索作品只是有理论上的可能性。有一点我们要注意，那就是中国画的创作方式，是比较容易被重复的。这是限制中国画价值的一个瓶颈。
问：北大清华能否超越牛津哈佛？
受访者
李道新(北京大学教授)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郑 枚(英国曼城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
很多人的看法并不乐观。
北大清华在未来60年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牛津哈佛难道就不进步了？北大清华是中国最好的学府，都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但从文化积淀上看，它们和有几百年历史的牛津哈佛比，差距不是60年就能赶上的。
高等教育与科技文化是最需要历史传承与循序渐进的。在这方面，任何有关“大跃进”式发展的想像都是自欺欺人。在未来60年里，清华北大与牛津哈佛之间，不存在超越或被超越的可能，只存在着差距到底还有多远的问题。
西方15世纪就开始有大学，而且它们的学术传统几乎就没有中断过。它们图书馆里从古到今的图书都有，中国大学图书馆的书大多还是新的。未来60年，北大清华的教学楼、实验室等“硬件”，超过牛津、哈佛是有可能的。现在北大清华的一些硬件不敢说超过哈佛，但有的地方已经超过牛津了。但从学术氛围、学术传统上，要超过东京大学、京都大学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不要说去超过牛津、哈佛了。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大学的问题也是中国整个教育的问题，从幼儿园到大学，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让学生听学生记，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能有足够的创造性？这种局面在60年内很难完全改变。
问：中国男子足球有可能进入世界杯三甲吗？
受访者
卢元镇(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汪大昭(中国足球协会新闻委员会常委)
对这个问题必须持一种谨慎悲观的态度，我们现在的足球体制决定了这个结果。如果我们的体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不要说60年，未来100年都不可能。
现在男足的改革已经向职业化、市场化的方向走了，可以说是所有体育项目中改革进行得最深化的一个——不管是与篮球还是与夺金大户体操、举重相比。但结果我们都看到了。为什么男足问题这么多呢？因为它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运行市场经济，矛盾就非常突出。足球改革的超前性使它处于两种体制纠结的矛盾体中，面对着来自两方的压力。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商业运作和国家体制一直在冲突，国家总是不放心商业运作，担心这种体制能否最终实现为国争光。结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没能达到。
当然，如果我们尽早醒悟，并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那么实现世界前三强的目标还是有希望的。
问：中国能成为田径强国吗？
受访者
卢元镇(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颜强(《体坛周报》报社副社长)
60年里不太可能。
做出这种判断的首要原因是中国的学校体育基本上是失败的，而学校体育是田径的基础。糟糕的学校体育很难提升学生的体质。这种情况不改弦更张的话，在未来的60年里，不光田径不行，而且很多中国现在擅长的体育项目也都可能会“下马”。
其次是中国现有的体育体制对运动项目是非常不合适的，它的特点是只抓少数人，忽视基础，业余训练极其薄弱。我们历来是将体育资源高度地集中在高端项目上，比如跳水这个项目，现在采取的是把资金投入国家队的方式，只放在那有限的几个人身上，忽视了基础教育，不是从长远发展来考虑，只做短期规划。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体育不可能持续地、源源不断地发展。
另外，中国缺少的不是运动员，而是教练员。如果我们的教练员队伍不能真正搞上去的话，我们的成绩只能是昙花一现，偶然出现便很快消退了。
问：中国还会主办奥运会吗？
受访者
卢元镇(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颜 强(《体坛周报》报社副社长)
这个问题其实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中国有没有再办奥运会的需要。对中国来说，奥运会确实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但在未来60年里，我们是不是还需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和时间再来举办一次奥运会，这个必要性还需要再探讨。今后我们可能更多地采用经济、政治手段来提升对外形象。
第二个层次才是有没有可能这个问题。要看到的是，奥运会4年一届，未来60年最多也就是15届，是否还有机会再次轮到中国，这也不好说。当然，从国际国内的诉求来看，再举办一届是有可能的。
这种可能性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国内来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社会有了更多的体育爱好者，更多的人选择了体育生活方式，民众有这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从国际上来说，中国的国家影响力和民族地位的提升，会吸引更多的世界顶级体育赛事来中国举办，这不光包括奥运会，也包括足球世界杯。另外，国际奥委会也希望奥运会能在中国开，中国鼎力举办奥运会的事情有目共睹，因为中国是政府办奥运，有着雄厚的实力，举办奥运期间的安全事宜也能得到保障，而且国际奥委会选取举办地点时采取的是投票制，这个背后就有许多政治和商业利益需要考虑，中国是有非常大的机会的。
问：“中国功夫”会像街舞一样在外国孩子中流行吗？
受访者
郭永禹(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副院长、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分会常委、教授)
“功夫”就是武术。未来中国功夫很有可能在外国孩子中风行。其中的原因，除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会使类似武术这类传统文化更具有吸引力外，更在于中国向外推广武术的力度越来越大。现在国家的政策是把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向世界推广，未来肯定还会这么做。
把武术推向世界有多种形式。一是奥运战略，就是争取将武术纳入奥运会的正式项目中。第二种形式是针对中老年人的。现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推广适合老年人的武术项目，比如说太极拳，是很有市场的。第三，就是针对青少年的。武术要在国际上推广，要进入外国主流社会，就要设法先进外国学校。
不过，要让中国功夫像街舞一样流行，要外国孩子们真正喜欢，还需要武术的创新和观念的更新，要有多重学科的交叉创新，比如武术要向舞蹈学习，只有内容好了，适合新的时代了，才有可能获得青少年的青睐。
问：中医会风行全球吗？
受访者
罗红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对这一问题看法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在第一个阵营中，专家认为中医要在60年里风靡全球是很困难的。
这与中医的性质有关系，其中之一是中医的培训模式很难国际化。中医传统上是师傅带徒弟带出来的，但现在中医学院的学生很多都是在学西医的课程，中国现在的教育模式借鉴的也是西医院校的那一套，是“批量生产”，这对于需要传统文化根基、需要临床经验积累的中医而言是一个致命伤，而且中医现在本身也在西医化。
在未来的中国，西医发展的前景会越来越好，而中医相对来讲也不是很明确，往往是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才会去找中医，中医的市场，实际上并不大。
而在另外一个阵营里，专家认为中医必将在全世界发扬光大。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近20年来，中医在海外的影响不断扩大，如今全世界有140多个国家与地区成立了中医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超过20万人。中医在海外的发展正在从过去的民间层面转向政府层面，目前已有70多个国家与我国签订了与中医有关的政府协议，其中专门的中医协议就有45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中国主导提出的《传统医学决议》，督促各国政府采取措施，将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医学纳入卫生保健系统。这对中医未来的海外发展很有帮助。
问：未来中国的地方方言是否会消失？
受访者
苏金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语言学会副会长)
尽管现在有些学者提出汉语方言濒危的某些证据，但从总体上说，汉语方言还没有面临濒危的境地。
根据“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数据来看，虽然普通话推广了60年，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能讲方言的人数依然大大超过能讲普通话的人数。全国能讲方言的人占86.3%，能讲普通话的只有53.06%。能讲方言的比能讲普通话的多33.32%。
随着普通话推广力度的加强，与普通话差别较小的方言，例如与北京话差别不大的方言，的确很可能会首先逐渐融入普通话，慢慢失去方言的特征。和普通话差别较大的方言，例如闽语、粤语、吴语等，虽然城市使用人口存在减少的趋势，但由于这些方言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讲这些方言的农村人口也较多，它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融入普通话的可能性还不大。
以普通话为母语的人口数量的增加，对于提高国家整体的语言规范水平是有好处的。不过，方言也是一种宝贵的语言资源，很多特色文化，如地方戏曲，就是以方言为基础的，我国拥有这么多种地方方言，是一种珍贵的财富，应该予以适当的保护。
问：中国会不会要求大英博物馆退还被掠夺的中国文物？
受访者
陆建松(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教授)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余年间，因战争、盗掘、盗凿等途径而流失海外的文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被盗流失国外的文物，究竟有多少，具体数量现在很难明确统计，但估计最少不下百万件，而且都是文物精品。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归还是一条任重而道远的路。对于被掠夺的文物，我们一定会要求归还。在未来，这种时机会更加成熟。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5年公约(《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我们有权利追索流失海外的文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没有明确追溯力的规定。这样，依据国际法原则与惯例，对公约生效前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就没有追溯力。1995年的公约仍没有追溯力。针对1995年公约无追溯力的情况，我国政府在1996年签署该公约时对公约的实施作出了几点重要的声明，保留对历史上被非法掠夺文物追索的权利。但在实践中，这种声明尚未被国际法原则接受，所以没有约束力，只要文物受益国不配合，那么就无法执行。
对此，我们应该加强研究，并利用我国不断壮大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推动国际公约的完善。
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换一种视角来看待要不要追索被掠夺的文物，即未来当中国有足够的自信，中国人有足够的成就感的时候，也许会觉得没必要去讨还文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