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四月呼唤

　　作品《约会》，利用逆光拍出两只靠在一起的空船的剪影，原意不过是捕捉生活中的诗情画意，但却被批判为“暗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约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 | 北京、大理报道

　　“我可是买了五张票来看你们展览的！里面挤不动，汗味熏天，看一会儿就得出来透透气，然后再买张票憋一口气进去。你们就不能找个大点儿的地方吗？”朋友这样大声抱怨着。农业出版社美术编辑王志平一边道歉，一边惊喜。

　　他不曾想到，这一天，1979年4月7日，中国摄影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就此掀开。在北京中山公园兰室，由他作为组织者之一的《自然·社会·人》摄影展正在举办。这间不大的砖制平房闲时用来养花，少有观者，当日却被挤得水泄不通。

　　这之前很多年，人们在报纸上、书籍中见到的照片，无一不与领导人、工农兵的崇高形象或者轰轰烈烈的祖国建设有关。照片上哪一个人、哪一个地点出现与否，甚至成为敏感者判断时局的有力依据。

　　而这一天，在四月的这个影展上，观者惊奇发觉，摄影可以不谈政治。公园里的花花草草，胡同里的小猫小狗，邻居家的孩子乃至自己的妻子，居然都能成为摄影作品的主角，堂而皇之挂上了墙。

　　“原来照片还可以这么拍！”咋舌感慨的观者中，包括彼时尚未成名的钟阿城、张艺谋，包括日后在纪实摄影领域树起标杆的贺延光、王文澜。一个“还”字带着些辛酸，还透着点豁然开朗。

　　起自“四五摄影”

　　举办摄影展览的是王志平与朋友们自发成立的一个民间组织---四月影会。之所以取名“四月”，是因为这些摄影爱好者或工作者们于3年前的四月相识---1976年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前后，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拍摄了大量纪实照片。

　　那年，北京新兴袜厂工人罗小韵下了夜班就往广场跑，一台老式莱卡相机，保定胶片厂生产的“代代红”黑白胶卷，拍下了送花圈的老人和孩子，即兴演讲的工人和学生，念诗、抄诗、写血书的义愤的人群……“那是我第一次省悟摄影的真正意义。”

　　北京铁路局工人吴鹏，拍摄下群众冲击大会堂、烧小车、烧楼、手挽手喊口号等画面；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李晓斌，每天把相机放在军用挎包里去广场，随时拿出来拍照。

　　王志平把自己在广场拍摄的照片精选出300多幅，用白卡纸装裱，收进一个半尺厚的木盒里，整理成影集《国丧》。“我只是想寄托哀思，没想到所有亲朋好友都来借，有人给我的册子题了诗，还有人送到了邓颖超那里。她让侄女来找我，说能不能洗一些照片送给她，她付相纸钱。这怎么可能要钱！”

　　《国丧》使王志平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1978年，他与吴鹏、罗小韵、李晓斌等人被特邀借调出来，编辑摄影画册《人民的悼念》。为搜集更多底片，他们又认识了王苗、王立平、金伯宏等不少摄影爱好者，很多人后来成了四月影会的骨干。

　　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编辑组的几个人迅速成为“四五英雄”，媒体前来采访报道，作品也被广泛刊用。

　　荣誉突如其来，几个年轻人反而觉得不是滋味。一天，王志平对李晓斌说：“咱们不吃政治这碗饭啦，咱们搞艺术吧！”

　　光玩艺术行不行

　　按照王志平的想法，这一次他们要“另起炉灶，不拜神佛”，组织自己的影会，举办自己的展览，单纯关注普通人和生活。

　　选片的地点设在王志平租住的12平米小屋里。1979年春寒料峭的二三月份，这个放盆水都能结冰的小屋，却成了熙熙攘攘的聚会地点。屋里经常塞着二三十个人，人人冻得搓手跺脚，各自捉对儿谈着与影展相关的话题。照片摊在床上“叠罗汉”，王志平低头看片子，有人敲门就头也不抬地大喊一声“请进！”

　　王志平学过美术，又是一群年轻人中年龄较大的一个---1979年他29岁，大家对他很服气。第一届《自然·社会·人》的展览，基本上是王志平个人趣味的体现。

　　“第一年选片的过程表面是民主选择，实际上每次选完之后，王志平和我再选一遍。有一天选完后我回了家，后来王志平告诉我，那晚他一夜没睡，又选了一遍。”李晓斌说。

　　在这样的标准下，第一届影展共选出摄影作品170幅，按照新华社当时报道的说法，“直接与‘四化’有点关系的仅有两幅”，其他的，“从名山大川到狗尾巴草，从中国人到外国人，从男女之间谈情说爱到动物间倾吐‘爱情’，从雪后泥泞的街道到水面上划动的一只桨，以及残荷、落叶、枯枝、花冢等等，内容五花八门”。

　　许多照片下面还配着诗句和说明词，有一幅白桦林被砍伐的照片，题字是：“怯生生，我们挤靠在一起，猜想着，将会发生什么。”另一幅《皇城青松》则配文：“青松啊，你不能高傲，雄奇的身躯，虫洞不少，不能总陶醉自己的英姿，我希望你欢迎啄木鸟。”

　　在展室门口，王志平手写的前言掷地有声：“新闻图片不能代替摄影艺术。”“是时候了，正像应该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一样，也应该用艺术语言来研究艺术。”

　　两只小船也能上纲上线

　　四月影会的悖论在于，组织者希望只玩艺术，而实际上它从未与政治脱开关系。

　　一幅名为《笼里笼外》的照片，从笼中猴子的角度拍外面的人群，配文说：“我很自由，你们也很自在，到底谁在笼里，谁在笼外？”原本只是视觉角度的创新，但肯定者将它解读为“对四人帮的控诉、对改革开放的渴望”，批评者则称其“影射社会主义将人关在笼里，没有自由”。作者王苗大喊冤枉，这是她想也没想到的。

　　她的另一幅作品《约会》，利用逆光拍出两只靠在一起的空船的剪影，原意不过是捕捉生活中的诗情画意，但却被批判为“暗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约会”。

　　“两只小船都能上纲上线，更不要说那幅《塔》，‘只要它不倒，就有人朝拜’……在那个年代，意识形态是逃不掉的。”2009年，四月影会30周年研讨会上，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龙熹祖直言。当年包括他在内的许多新闻界、摄影界人士顶着压力，给四月影展大力支持。

　　事实上，举办影展本身，如果没有某种保护和默许，也难以顺利举行。第一届影展举办时，几个组织者压力很大。李晓斌曾去原《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家求助，后来又通过关系把作品送给当时的中宣部长胡耀邦，请他审看。

　　几天后李晓斌去拿照片，胡耀邦之子、当时同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胡德平说：“我父亲说他没看出什么大问题，就是个别照片情趣不高。”李晓斌赶忙问是哪一张。“就是一个草帽下边露出女人大腿那张。别的就没有多说什么了。”李晓斌这才松了一口气。

　　之所以能得到高层认可，一个重要原因是四月影会大部分成员都有不凡的家庭背景。王志平，父亲时任北京对外展览中心经理；李晓斌，父亲时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罗小韵，父亲时任中宣部领导；金伯宏，父亲时任建工部部长；刘世昭，祖父时任林业部部长；王苗，公公为农业部部长；任曙林，父亲时任商业部部长。

　　四月影会成员基本都来自高干或高知家庭，在文化资源匮乏的年代，他们拥有相机，能看到内部资料、国外画册。有这样的成长背景，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更多人关注国家大势的年代，他们却更希望回归艺术。

　　但事实上直至今天，有关四月影会的讨论也与政治紧密相连。更多评论认为，影会最大的意义和作用在于打破了摄影作为政治工具的沉闷局面，第一次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很难想见70年代末的北京拥有怎样的文化气氛，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兴奋地集聚在一起，想方设法在各个领域呼吸更多新鲜空气。

　　1980年，第二届四月影展改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第三届，进了中国美术馆。殿堂越来越高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知名度也越来越大，但几个组织者一商量：不办了！

　　诸多摄影者的说法是，第二、三届展览整体质量下降，一年不如一年。而据李晓斌介绍，另一个原因是，1981年下半年，文化部出台明确规定，任何民间组织都要有上级主管单位，要有工商管理的注册，“四月影会”无法办到，就此停办。

　　或者可以说，四月影会的一大功绩是催生出大批目前国内知名的摄影师，只是，影会及其所谓的“四月精神”已经淡化。

　　2009年，在四月影会30周年研讨会上，影会成员马健大声发言：“历史是死的，我们必须从历史里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