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13位南京大屠杀亲历者证言上映3个月鲜为人知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在《南京!南京!》明年3月登陆日本之前,一名30岁的日本青年导演武田伦和抢先一步实现了中国导演陆川的目标。继今年8月在大阪的放映结束后,武田制作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南京——被割裂的记忆》将于11月14日在东京上映,这是首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在东京正式公映。
青年导演的大胆尝试
“我的祖父也曾是在中国战斗过的一名士兵。据说他平时很稳重,但是一喝了酒就大喊大闹。他当时经常喊‘中国的亡灵来袭击我了’之类的话,但我最终也没机会在祖父去世之前直接问他作为加害者的体验。”促使武田最终拿起摄像机的动力,竟也是拍摄的遗憾。
这部以纪录手法拍摄而成的电影《南京——被割裂的记忆》以几乎静止的镜头,记载了13位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证言。这13段受访的片段中,既有日本老兵隔着时空的忏悔,也有中国受害者始终无法摆脱的梦魇。
这些受访者大多已逾90岁,最年轻的老人也生于1920年。在1小时25分钟的放映时间里,他们根据各自的记忆讲述了日本兵曾用刺刀集体屠杀中国人和强奸女性等罪行。
“我第一次听闻日本老兵袒露心迹后,便被深深震撼。”武田说,他用影像记录的这一切,“就是要让大家从老人们的语言、表情、语调以及肢体等各方面,去全面感受祖父那个时代对‘南京大屠杀’的回忆。那些绝不是遥远的过去。”
据日媒披露,本部纪录片的出演者之一、62岁的松冈环是武田的合作者。10多年来,松冈一直坚持求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从1988年开始,她访问南京60多次,从300多人那里调查了关于大屠杀的真相。1997年开始,她对250多个老日本兵进行过访问并汇编成册。
仅获少数日本人的掌声
虽然被武田抢先一步,但中国导演陆川为《南京——被割裂的记忆》感到很高兴:“起码说明这个事实正在传播出去,有良知的人都在努力着。”他同时希望,这部影片能为《南京!南京!》登陆日本“探路”。
身在北京留学的日本80后年轻人加藤嘉一也对本国人自拍的这部电影相当期待。“无论怎样,这都是一段十分珍贵的记忆,这些老人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武田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他们的记忆,我十分敬重他。”
加藤嘉一与曾经在日本拍摄《靖国神社》的中国导演李缨有过交流,“从李缨的经历来看,导演武田的境遇不会好到哪里,他肯定遭受过右翼势力的威胁,甚至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事实确也如此。武田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淡淡地谈起了拍摄前后的辛酸——他们曾遭受日本右翼势力的频频骚扰,随后为商业院线的接纳频频奔走,放映后又面临一些日本人的质疑、甚至攻击。“我非常希望自己的电影能让年轻人了解真相,但看过影片后,许多年轻人却表示怀疑。”
30岁的杂志编辑优希称:“简直不相信被采访者说的话是真的,我不敢相信日本士兵70多年前在南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甚至怀疑里面找来受访者不是亲眼目睹景象的见证人。”28岁的真纪子是一名英文教师,她说:“我们小学到中学甚至大学课本当中都没有提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件,我们只知道中国和日本曾经有过战争,我仍相信日本军队是有良知的。”
而29岁的贤吾对影片感到漠然:“不管内容真实与否,都不会对日本人思想影响太大,最多只能当做是饭后谈资,然后过几天就忘在脑后了。”
旅日学者马挺进一步发现,这部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其实在日本几乎“鲜为人知”。日本媒体中仅《每日新闻》和共同社对其进行了报道,不过寥寥400字。随后,就连这篇小报道也被从《每日新闻》的网络版上删除了。
“史上最恶毒的反日电影”
这是一种回避吗?加藤嘉一默认了《国际先驱导报》的提问。他说, 正如中国人记住了30万死难同胞,日本人记住的是长崎、广岛顷刻间夷为平地的悲伤——“人们更容易对自己是受害者的身份念念不忘,而关于自己也是一个加害者,态度则暧昧得多”。
“模糊的立场造成了对基本事实的模糊理解。”陆川认为,“日本人知道曾经侵略过中国,但这样的侵略到底有多残忍,他们并不了解,或者根本不想了解。”对陆川而言,《南京!南京!》的公映会是他与日本民众直接对话的一个机会,而且这一次,他根本不考虑“票房”一词。
陆川之所以有如此心态,源于日本所有媒体对该片的评价:史上最恶毒的反日电影。直到今年9月,日本才终于有发行公司提出购买合约。
而且,陆川心中始终有一个问号。此前,日本《读卖新闻》在上海召集几百名日本留学生集体观看《南京!南京!》,电影放映结束后,留学生提问热烈。“但真正的问题始终没有被提出来。”陆川说,“他们相信这段历史了吗?他们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因这部电影而改变了吗?”
“积重难返”——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吴怀中用4个字形容道:二战后,日本的国民教育、历史教育都存在隐患,日本右翼势力在思想教育领域不断进行为其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所以,这一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不可能指望一两部电影来改变。
拿什么触动日本年轻一代
“但他们都是年轻人,这一点至少令人充满希望。”陆川对日本青年人历史观的改变仍然乐观。
事实上,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在两国政府层面已有共识。据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介绍,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时,中日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刘江永和吴怀中一致认为,当前,对待历史问题态度更积极的日本民主党上台,“这已是一个积极信号”。
但如何化解两国民间就历史问题的误解和分歧?“我们可能还要经历一条漫长的道路。”吴怀中坦言,他建议继续开展“官民互动”。“日本政府如能大胆地推动历史往前走,在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有更积极地应对,那么将大大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两国的国民可以在文化、经济、体育等方面展开更广泛的交流。我们今后要大力推广的就是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和中日间的人文交流。”
刘江永同时提醒中国民众在中日历史问题上“看得更远一些”。“我们两国的历史经历不同,所以不可能使大家的历史观完全一致。”他说,“我们可以本着‘求同化异’的思路,站在都盼望友好的立场上,取得对历史事实真相的一致。但我们需要耐心,毕竟日积月累的矛盾不可能一夜间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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