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允：女劳模的青春和梦想

　　崔允把锅里的茄子和土豆煸炒成了黑褐色，也许跟酱油加多了有关。本来还想切点肉，但一想，麻烦，就这样吧。茄子炒土豆，是今天晚饭的一盘菜，另外两个是酱油煸菜花和青椒炒豆角。

　　时间已经过了20点，首钢公司的女劳模崔允才吃上晚饭。又一个在迁钢的平常日子，即将进入尾声。

　　“其实呢，没有人真的关心我们。你们也体会不到我们的感受。人们都比较关心那个胡什么，因为力拓的事情被抓起来的那个总经理。人们不会关心小人物的事情。”她边炒菜边摇摇头。

　　“人怎么都是活着。条件搁在这儿，认从这个条件，你就活着；你不认从，就灭亡。”

　　筹备迁钢那会儿，崔允正对自己眼下的活计不满意，“我有一阵子老闹腾，没什么事做。我又不喜欢瞎混。”于是崔允就跟时任迁钢总经理的邱世中说：“要不我跟你去迁钢？”邱世中一口答应。回家跟丈夫说，丈夫只说“你高兴就行”。以后崔允就没再问过丈夫的想法，虽然她也觉得丈夫该是不大舍得她到异地工作的。

　　在崔允看来，来迁钢只是个生存的选择，“对外来说，让人觉得，这人真有觉悟什么。这是瞎话。其实是个很自私的选择，自己觉得心里平衡、舒坦了，就没有想家里人什么感受。”

　　放出去迁钢的豪言后，调令一直没有下达。这期间，崔允心里的矛盾越来越盛，甚至有点恍忽。

　　“也会觉得怎么像假的一样，怎么能说走就走呢。我当时想，如果‘邱头儿’说你们过来还要等个什么手续，有困难，好，我就不去了。我到最后的时候就这样想，最好能不去。”

　　最终崔允还是跟着邱世中去了迁安，那里当时还是一片荒郊。日子一晃过去了将近5年，对工作的自我满足感和对家庭的愧疚感还一直伴随着崔允。

　　虽然有点拿回家当完成任务，可是呢，一旦回了家，就不愿意再出来。

　　崔允只到首钢厂东门的班车站坐过一次班车，她讨厌那种感觉。一方面是她的家在宣武区，离厂子远；另一方面，坐地铁去厂东门的路上心里更别扭，“孤孤单单，典型的背井离乡”。

　　不加班的情况下，崔允一般两周回一趟家，往返都是“蹭领导的车”，“自己开车开不起，来回要400块钱。”通常是礼拜五晚上五六点钟到家，礼拜天下午四点左右从家走。也就是说，她每个月待在家里的时间不足100小时。

　　今年已经52岁的崔允，还有三年就退休了。

　　哥哥16岁去东方红炼油厂当学徒时，崔允就背着妹妹跟在一旁，身边全是炼油工人。12岁的小崔允特别喜欢那些炼油的大哥哥大姐姐，当工人的梦想就在心里扎根。1975年，崔允所在中学的化学老师为了说明什么叫氧化还原反应，带着学生们参观了首钢。那天，首钢的大喇叭里响彻着邓小平提出的“钢铁元帅要升帐”。崔允自诩是个“政治狂”，她一想：反正都是工厂，我赶明儿也来这上班吧。

　　没想到，工作生涯的最后几年，她又赶上了首钢的历史性搬迁。

　　在崔允眼里，现在的迁钢比尚还坐落在长安街西尽头的那个落魄院子好得多。“迁钢挺漂亮的。礼拜六礼拜天最好，没人，厂子里干净，就剩我自己，我看着特高兴，也有自豪感，这漂亮的地方，咱是其中一员。”

　　崔允把自己戏称为迁钢的“倒计时老太太”，她对工厂里的氛围已经充满依恋。

　　“我刚到迁钢来的时候说，应该有作者写一个小说，叫大迁移。在北京城最西边的一群人，他们横穿长安街，就到了东边来了，从东边，又轰到距北京多少多少公里以外去了，他们在那儿有好多故事。如果我来写，就以一个中年人为主角，这个人不能像王进喜那样，而是要很诙谐。我那时候瞎想了好多故事：贪污的，有跟地方勾结的，有离婚的，有瞎搞的⋯⋯后来发现，真的什么都有。”

　　李金峰：这里的未来以十年计

　　一个80后的小爸爸，退休还太遥远，搬迁后的生活虽然寂寥，却也没什么别的盼头。那就好好工作，多多挣钱，努努力把妻子也弄到附近工作，希望这里能许给这个年轻的三口之家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就是京唐公司李金峰的简单想法。

　　位于河北曹妃甸的首钢京唐公司，年轻人占了大半江山，都跟李金峰有着大抵相同的想法。

　　李金峰的妻子小他三岁，是一名医护人员，京唐公司里很难给她找到工作岗位，李金峰就盘算着把她从北京调到唐海县城，那样离得近些。

　　京唐公司的人把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曹妃甸直接称为“岛上”，因为其原系滦南县南部海域一带状小岛，总面积为16平方公里，距大陆最近点大约18公里。于是，在河北省政府的主持下，从陆地到海岛吹沙填海，修建起一条18公里长的公路，每公里成为“1加”，京唐公司大约位于“11加”处。

　　首钢公司内部流传着一套顺口溜：“围坐帐篷中，面对蜡烛灯，飞沙难睁眼，夜半机器鸣。早起穿棉袄，中午汗淋胸。水比柴米贵，买菜百里行。建设新首钢，煮酒论英雄。奇迹何人创，小岛建筑工。”说的就是曹妃甸的事情。

　　岛上原本一无所有，深港的优势招徕了各方的拓荒者，从此成为一方工业热土。“15加”有小菜市场、廉价服装店和三四间网吧，也有一些洗头房。

　　“18加”有沙滩，可以去捉捉螃蟹。但京唐公司的人还是不常出门，一方面是因为附近的住民都觉得首钢人有钱，卖东西给首钢人的价钱总是要贵些；另一方面岛上大风简直能把人吹跑，恁辽阔的土地只有汽车才是合适的交通工具。上下班坐在公司的大巴上，李金峰时常能看见，路的一边放着几根闲置的大钢管，上面张贴着悬赏寻找车祸目击者的告示；而路的另一边则乱石丛生，有建筑工人当街撒尿，两根钢管撑起一个“天沐洗浴中心”的大牌子，足有20来米高，空落落地立在一片乱石和杂草之上。

　　除了偶尔去“15加”的小酒馆和工友们聚聚，李金峰很少外出，他对现在的生活环境基本是满意的。“这里住的比北京的宿舍好多了。”李金峰说。

　　有空调，能上网，两个人一间屋子，采用酒店式管理，每天有服务员来给叠被子，并且有独立的卫生间，不用像在北京的宿舍那会儿混单位的大澡堂子，汽水、香皂等国企福利用品也是一应俱全。“这儿发的洗发水比(北京的)首钢好。”

　　厂前公寓是一水儿的6层楼，一排排小楼背后，就是海，一片已经被人造田包围的死海。生活污水排放在此。这里没有潮涨潮落，只有泛绿的水波轻微冲击着岸上的这座工业孤岛。如果天气不是太差，从公寓这边就能够看到对岸的厂区，李金峰他们部门那个大大的“火炬”更是突出。

　　吃完晚饭，有工人成群结队地在公寓周边遛弯，看看日落，吹吹海风。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喜欢游泳或打篮球、台球，台球厅和游泳馆都是6元/小时，他们觉得有点贵。也有宅在屋里的，年轻的打电脑游戏，年长的师傅就打牌。

　　娱乐活动就止于此了。

　　报告文学《曹妃甸》和《首钢大搬迁》的作者王立新曾在岛上生活过。他说必须每周回北京一次，再怎么坚持都挺不过一周。

　　“就是寂寞。不是一般的寂寞。那里什么娱乐设施都有，但生活的氛围没有，是一片荒漠，月球表面一样的沉寂和荒凉。大海好也不能天天看呀。”王立新直摇头。“我回北京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活动，就是感觉回归生活了。”

　　王立新曾经跟京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吴福来闲聊，有一句话让王立新印象深刻。吴立新说，这是个看到“花衬衫”就睡不着觉的地方。而“花衬衫”就是女人的代称。

　　在重工企业，10个人里能瞅见一个女人就属不易了，况且这里是岛上。

　　李金峰每天都要跟妻子通一番电话，要是赶上手机没电又一时充不上，第二天一早老婆的电话也一定会追到。“担心啊。”

　　当然，有时妻子的电话也做“查岗”用。

　　今年4月，“中华情·黄金宝地曹妃甸大型文艺晚会”来到曹妃甸，“慰问曹妃甸广大建设者”。一阵歌舞升平和炫目的烟火过后，岛上的人们还是要投入滩涂上的艰苦奋斗，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真正看到这块宝地的金黄丰收。

　　“这里的未来⋯⋯我们都是以十年计的。”

　　程国庆：首钢的香火

　　程国庆今年很高兴，因为“四喜临门”：50岁生日，60年国庆，首钢90年，进入“百姓宣讲团”。

　　他出生在1959年10月1日，长于一个地地道道的首钢世家——父辈在首钢炼铁，他这一辈在首钢炼钢。大哥叫程铁柱，大姐叫程铁花，弟弟叫程胜利，除了爸爸、叔叔、哥哥和弟弟，程国庆的妻子和岳父也是首钢人。这还不算完，他学工商管理的女儿明年才大学毕业，他就给定好了，来首钢工作。

　　“就像血脉似的，别断了。如果她不去，下一辈就没有首钢人了。”女儿也同意了，首钢什么岗位要人，她就去什么地方。

　　程国庆对老厂子的不舍，是从父亲程德贵那里继承来的。程德贵在世时，有一次夜里突然爬起来，戴上白手套就要推车出去，说“高炉有事故了，我要去”。儿子吓得赶忙拉住他。

　　首钢搬迁，程德贵也从报纸和电视上知道了。2004年，就在临终前几天，老人突然提出要到高炉上看一眼。当时的他行动和说话都成问题，儿子们不同意他的要求，但老爷子执拗得很，于是第二天儿女把老父亲送到高炉上。程德贵看到他一直牵挂的5号高炉，两眼直直的，什么句话都没有说，最后只是向5号高炉挥了挥手。这也是老人与一辈子相伴的“工作伙伴”的最后道别。

　　2005年6月30日上午8时，天空飘雨，首钢连续生产了47年的5号高炉停产。“我代表全家，在留言簿上写下老爷子生前老叨叨的一句话：‘五高炉，我的老伙伴，我永远忘不了你。’”算是完成了父亲送别的遗愿。

　　2009年5月，京唐钢铁厂高炉开炉、出铁的时候，程国庆又带着父亲的照片来到曹妃甸参加了开炉仪式，以此彻底告慰了一个老钢铁工人的在天之灵。

　　首钢搬迁，作为老首钢人，程德贵确实留恋，但是他也坚信首钢会越来越好。程国庆说，父亲知道日本的新日铁就建在海边，曹妃甸钢厂依邻深水港口是有前途的。

　　为庆祝新中国建立60周年，北京市搞了一个“百姓宣讲团”，召集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去北京各区县演讲。程国庆代表首钢，演讲的题目就叫“首钢高炉和我家”。稿子是《首钢日报》、首钢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帮着修改拟就的，还请了懂讲演的老师来教授语气和动作。

　　“我代表首钢多少万人哪。只能讲好，不能讲坏。” 程国庆说。

　　为了准备这个演讲，程国庆在家人眼里“跟神经病似的”。10分钟的讲演，需要脱稿，从没上过台的程国庆要面对千余观众，压力很大，起初一上台就直哆嗦。他用了一周时间背稿子。对着墙背，在家里试讲，还坐着公交车到香山演武厅的练武台上去练习，甚至为了加强记忆，拿纸默写了十多遍。

　　被问到演讲的内容时，程国庆会流畅而富有感情地背诵给你听，连在台上表示胜利的攥拳动作都不落下。

　　“人得有精神支柱，没有精神支柱就完了。像我们这个家庭，好几辈都在首钢，根扎在这儿了。首钢人还是爱首钢。”

　　首钢陆续搬迁后，程国庆也填报了志愿表，表示服从分配。目前他的工作是留守北京的总公司，做些绿化、卫生清扫和设备看护的工作。

　　“我觉得首钢还是需要我的。我现在身体还行，还能为首钢干，我不是一个废人。国家还是会想到的，还是会安排工作的。”

　　程国庆所说的需要，就是首钢要效仿德国鲁尔区和北京的798工业创意产业园区，将原址改造成钢铁公园、博物馆等，这些工作还需要有人来打理。

　　“发展的前景还是广阔，要发展还是需要很多人的。”还有5年退休的程国庆，仍然对这段不算短的工作历程满怀憧憬。

　　“百姓宣讲团”也来到首钢，现场来了600多人，曹妃甸那边还搞了同步直播，程国庆是最后一个发言。宣讲结束后，首钢总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朱继民接见了程国庆，这让程国庆很激动，完全没想到。

　　“我就一普通工人⋯⋯他呢，平易近人，特别随和，亲切，没架子。”

　　至今，程国庆仍然保留着1979年进厂时父亲送他的小闹钟。这个闹钟是1956年程德贵获得“全国先进生产者”时的奖品，因为这项殊荣，程德贵去了中南海，还与毛主席、周总理合影，这差不多是老人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程德贵退休后，程国庆接班，小闹钟被当作传家宝传给了这位年轻的三炼钢工人。

　　“父亲叮嘱我‘三班倒’的时候，上好小闹钟，别误点。这个小闹钟到现在还是我的精神支柱。”

　　当程国庆领着王立新走进搬迁后的首钢大院时，王立新觉得“一切都静止了，三炼钢的大门锁着，铁轨长锈了。大货车停在那里，已经不动了；橱窗里以前的照片都晒得发白了。一种死亡之感。”

　　这时，他看到几个绿化的职工在精心地除草、修花。王问他们：停产了你们还弄它干吗？他们说：停产了也是咱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