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鹰酒吧

　　从皇后学院到三一学院，专心走路的话，也就用5分钟的时间。如果走得快一些，能走到圣约翰学院门口。这是剑桥最为核心的一条路。在每年发放给新生的“剑桥小词典”上，是这样解释“长距离”的——在剑桥走路超过5分钟的，就算是长距离了。这个小词典是这样解释“剑桥”的——这是个形容词，用来形容那些特别有个性的学生的生活，他们总做出某些极端的事情。“NARG”——指那些刻苦读书、长相难看、穿着差、社交有点儿障碍的男生。“辛蒂”——这不是人名，而是指剑桥唯一的一家夜总会，经常带有贬义。“国王路跑步”(King Street Run)——这不是真的跑步，国王路比国王街(King's Parade)长，这项运动是指在这条街道上的每一家酒吧都喝上一杯啤酒。

　　剑桥的土地几乎都为各个学院所拥有，学院自然不愿把自己的产业出租给夜总会，更不要说色情场所。但这座10万人的小城拥有200余个酒吧，剑桥学生曾经手绘“剑桥酒吧地图”，标明各个酒吧的位置，号称要在大学期间喝完所有的酒吧，但并没有记载哪一个学生曾经完成这个壮举。事实上，各个学院的酒吧就是喝酒的好去处，外面的酒吧一杯啤酒2英镑，那学院里的啤酒只卖1英镑，让学生喝到便宜的啤酒是一项学生福利。当然，到各个学院的食堂去吃饭，看看哪个学院的伙食最好，更是学生们乐此不疲的事。

　　剑桥最著名的酒吧可能是“老鹰酒吧”，暑假期间，这里到晚上依旧座无虚席，而旁边的另一家“巴斯酒吧”则门可罗雀。“老鹰酒吧”的传奇之处在于，20世纪50年代，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经常在本尼特街上的这家酒吧吃午餐，他们以卡文迪什实验室为基地，建立了DNA结构的模型。在《双螺旋》一书中，沃森提到，1953年的一天，克里克冲进“老鹰酒吧”，大声宣布“我们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沃森觉得，这样说为时尚早。但克里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他不记得自己曾这么冲动。不论当事人如何记忆，这座酒吧的一张桌子背后的墙上已经镶嵌了一块铜牌——克里克和沃森在这里宣布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在这张桌子前抬头望去，天花板上是“二战”遗迹，英国和美国飞行员用打火机和蜡烛在天花板上烧出自己的名字和部队番号，他们从剑桥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出发去轰炸德国。

　　从老鹰酒吧走上200米，就是老卡文迪什实验室，一块铭牌这样记录：“1897年，J.J。汤姆逊在这里的老卡文迪什实验室发现了电子，后来它被确认为物理学的基本粒子，这是电子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卡文迪什实验室1874年由麦克斯韦尔创建，并担任卡文迪什实验室物理学教授，1974年，实验室搬迁至剑桥西部的“科学园区”。

　　在“老鹰酒吧”里，一位物理系博士生这样告诉本刊记者：“这次搬迁改变了卡文迪什的风水，这里一共产生过28个诺贝尔奖得主，但搬到西边之后，地方是大了，但好像只拿过一个物理奖。约瑟夫森教授是1973年拿的诺贝尔奖，他是三一学院的学生，计算出超导结的隧道效应时还是研究生二年级学生，现在我每次在草坪上怀疑人生的时候，老能碰见约瑟夫森，老头儿也在那儿怀疑人生，他现在发表的论文是《超自然证据及其对意识的含义》，就是说，他主要研究人间有没有鬼，特异功能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银街之上，有一家名叫“Anchor”的酒吧，入口处也挂着一副铜牌——60年代，这里经常举办爵士音乐会，当时席德·巴雷特经常来这里听音乐。席德·巴雷特生于剑桥，但他没能在这里读大学，他是伦敦一家工艺学校的学生，搬到伦敦后，他创立了平克·弗洛伊德乐队。2006年，席德在剑桥的家中去世。那位物理系博士转战Anchor酒吧，继续讲述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八卦：“剑桥物理系最大的失误是放走了玻尔，玻尔当年想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做研究，但不知怎么，剑桥没有收留他，他在剑桥踢了几个月的足球，就转到曼彻斯特去了。”从Anchor酒吧转战Granta酒吧，物理系博士只能听另一位文科学生讲典故了：“Granta本是剑河的一条支流，这也是剑桥一本文学杂志的名字。”

　　豪饮之风也是学院间的传说，莫德林学院的划船队，入队仪式就是连干3品脱啤酒，第三杯中掺入威士忌。走在剑桥的街上，也经常能看见酒铺，售卖各种葡萄酒，许多酒瓶子上贴着学院的标签，表明这是某某学院特制的酒。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陆建德，1983年从复旦毕业后去剑桥读博士，他对剑桥的酒文化印象颇深——许多老教授的书柜后面就放着一排一排的空酒瓶。有些老师的酒量很大，一个没有多少人参加的讨论会开完，可能10瓶葡萄酒就没有了。

　　赵凤仪在剑桥期间曾经担任“剑桥品酒队”的队长。“每个礼拜我们会开一个盲品会，打开12款酒，大家一起品，然后讨论酒的品种、年份、葡萄种类、地区等等。每年的春天，我们跟牛津有一个盲品比赛。赢得比赛的人可以去法国旅游。盲品所用的酒来自赞助商。据我所知，没有几个大学有这种盲品比赛。这个比赛从1952年开始，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在剑桥，这个比赛太现代，太时髦了。”

　　尽管是暑假，沿剑河划船，岸边酒吧上年轻人豪饮的场面还是会让人遐想，等1.6万多年轻学生都开学了，酒风该多么浩荡。相比之下，抽烟好像已经Out了，在Rose Crescent街角Fcuk商店外的墙壁上，还有一块铜牌，上面是剑桥学生1862年作的一首诗，名为《烟草颂——献给烟草行》，有中国访问学者试译全诗，其中有这样几句：“你使晨曦增媚，你使午餐填味，黄昏之乐尤最”；“我有五六兄弟，抽烟无妨友谊”。100年前，身着学袍抽烟是违反校规的，如今，学院里全面禁烟，即便花园里也不能抽，据说，剑桥学生大多遵循此规定，最过火的行为也就是在宿舍里偷着抽两根大麻。

　　大学城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田莉女士是剑桥土地经济系博士，在她看来，剑桥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大学和学院对城市的建筑、景观和社会生活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牛津虽然历史更为悠久，但由于周边汽车工业的发展，牛津的人文氛围遭到侵蚀。她说：“Mini车产自牛津，这就带来很多蓝领就业岗位，相比之下，剑桥周边的企业大多是学校的科技创业型企业，基督学院对面的那家大购物中心，4万平方米的面积，当年兴建之时也反复论证过多次。”

　　田莉介绍说，多年来，剑桥大学的学生以及大学雇员的总数一直占剑桥市总人口的30%左右，20世纪上半叶，剑桥人口从1900年的6.25万增加到1950年的10.4万。1950年的剑桥规划认为，应该控制人口规模保持剑桥舒适宜人的生活环境，同时要让大学相关人口占据固定的比例，避免出现牛津汽车产业从业人口暴涨的现象。2002年全英人口普查表明，剑桥总人口约10.88万，其中28%为剑桥学生和大学雇员。这显示出，50年前剑桥城市规划的长远战略眼光和此后50多年城市管理的有效贯彻。“当然，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剑桥的房价很贵，几乎与伦敦不相上下。”

　　福肖(Alec Forshaw)20世纪50年代在剑桥长大，2003年母亲去世，他在收拾老房子的过程中翻出了家庭相册、剪报本，然后动笔撰写一本自己的剑桥回忆录。他说，有关剑桥的历史书有太多了，但这一本是关于在这个城市里度过童年时代的书，它会让读者发现，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直到1958年，剑桥的牛奶还是靠马车运输，每天早上7点之前送到每家每户的门口。那个时候，市中心的两家大型超市还没有开张，集市街附近是一家一家的小商铺，你要花几个小时排队买奶酪，再排队买肉，再排队买咖啡。1969年，福肖进入剑桥的耶稣学院读地理，他说：“在自己家门口上大学是什么感觉？街道的确很熟悉，但还是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地方。上大学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我的父母都不为大学工作，所以我对剑桥大学并没有家庭的亲近感，我的确在好多学院的花园里玩耍，但从来没有进入过学院的建筑物，在被耶稣学院接收之前，我只去过那里一次。”

　　耶稣学院在集市街之东，守着市中心的一个角落，以庭院中陈列的艺术品为特色，在安静的午后步入耶稣学院，能立刻发现它与国王学院、三一学院截然不同的气质。这里原本是一家修道院，15世纪时被改造为剑桥的一所学院，但还带着一丝静修的气氛，因为仲夏绿地和耶稣绿地这两大块草坪就在学院旁边。学院操场两倍于校舍面积，依次有足球场地、网球场地、板球场地、橄榄球场地、射箭场地和体育馆，剑桥许多学院的体育场都在城外，能在宿舍之外拥有这几片球场是难得的奢侈。庭院中有三两名妇女对着学院收藏的雕塑临摹。出资收藏雕塑的主意是80年代担任耶稣学院院长的一位考古学家提出的，他认为，考古和艺术是相互平行的。

　　福肖还记得50年代丘吉尔到访剑桥，为新创建的丘吉尔学院栽种一棵树，这所新学院的建立是为了比肩麻省理工学院，为英国培养更多的理工人才。新学院的出资者也并不全是丘吉尔这样的大人物，1981年，英国女王为鲁滨逊学院主持创建仪式，鲁宾逊原来在剑桥父母所开的自行车商店工作，尽管在剑桥自行车是主要交通工具，但并不可能让他赚太多钱，他后来成为赛马场老板，发财之后创建了以自己家族命名的新学院。这些新学院大多在城市的西郊，而与耶稣学院在城东比邻的是悉尼·苏塞克斯学院和基督学院。

　　这两所学院各有两位出名的校友，基督学院的庭院之中有一棵“弥尔顿桑树”，有一条“弥尔顿小巷”，这自然表明弥尔顿在基督学院的地位，另一位校友的身影在剑桥随处可见，那就是达尔文。2009年适逢《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所以菲茨威廉博物馆等地方都在举办有关达尔文的展览。悉尼·苏塞克斯学院的两位著名校友是克伦威尔和福尔摩斯，学院门房中出售两本小册子，讲述这两人与学院的关系。据说，悉尼·苏塞克斯学院经常闹鬼，学生们相信，是克伦威尔的幽灵总要回来看看，这位革命者在学校里并不认真学习，父亲病故后他也辍学在家。克伦威尔死后，保皇党将他的尸体从西敏寺挖出，斩首，1661年，首级悬挂于西敏寺上方示众。这番死后不得安宁的折腾也许是闹鬼说的起源，奇妙的是，人人都相信。1960年，悉尼·苏塞克斯学院找到了克伦威尔的首级，经过一系列科学验证，证明那的确是300年前的那个革命家的头颅，头颅被埋葬在学院礼拜堂附近，只有院长和财务主任知道确切的地点。这则故事多少还有些影子，克伦威尔的肖像画的确挂在学院食堂里，每逢有皇室成员到访，总用帘子再把他遮起来。但福尔摩斯就读于该学院的考证则完全是创作，不过，这位虚拟人物能在伦敦的贝克街上拥有一处“故居”，自然也不介意被当做悉尼·苏塞克斯学院的校友，在这里研读过生物学和解剖。考证福尔摩斯是剑桥而非牛津毕业的一大证据是，当年牛津的校规是，学生必须住在校区的宿舍，剑桥规定学生可以住在圣玛丽教堂3英里方圆之内，小说中曾提到，福尔摩斯没有住在大学宿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