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前网后”的参政前景

　　韩咏红

　　启动电脑，联网，点击打开国内外一系列新闻门户网站，博客、推特。看新闻，阅读网络社会对热点话题的讨论，是笔者每日开工时的标准动作。

　　这几年间，紧贴互联网工作应该是大多数在中国运作的媒体人的基本状态特质。互联网的功能与重要性伴随着中国的发展，社会活力的提升而水涨船高，到今天，没有互联网的日子已经不可想象。这个结果的背后，有中国人使用信息技术的高度天分与热情，也得益于中国政府多年来一再为网络发展投入大量资金，更与受管制的正规传媒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与舆论表达权有关。

　　而在此时，在网络新闻与言论欣欣向荣的时候，也有一股抵制力量在限制互联网继续发展的空间，中国网络发展有可能面对10多年来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2009年7月的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以后，因避免网络成为境内外恐怖势力传播煽动性言论的工具，占据中国1/6国土面积的新疆地区已经断网将近4个月。据悉，除了天山网这样极少数例外，新疆居民登陆不了其他网址，以及BBS、论坛、QQ、电子邮件等网上沟通工具。互联网作为“老百姓自编的报纸”与民间议论平台的重要意义皆被废了武功。至今，新疆互联网什么时候解封依然未有定数。

　　微博客Twitter，饭否，以及网上社交工具等服务被屏蔽已数月，在刚过去的“十一”国庆前，跟帖这一项网络的标志性功能明显受限。尖锐话题基本不让跟帖，或者跟帖不得超过5页。

　　自从1994年中国连入互联网以来，互联网出现飞跃性变化，从2007年“人肉搜索”介入公共事务模式的形成，到2008年青年利用互联网反击西方媒体的不实对华报道，网络反腐概念诞生，官方抢夺网络主动权，以至近期官方对互联网的态度变得模糊。这一系列的变化，凸显出民众利用互联网介入公共事务愿望的增强。另一方面，在政府因时制宜调整网络管理手法的过程中，官、民关系与边界不断调整，由此体现中国社会的总体进步。

　　往下看，中国是否会一如既往支持网络发展，还是转向消极，这一决策将透露出现政府是否依然有充分能力与信心去迎战与适应新时代条件下的新形势与挑战。

　　从一封邮件到华南虎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资料，中国第一次与外界的网络沟通，是1987年9月北京市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对德国学术机构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写着“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实验性短信，代表了研究人员的雄心壮志。不过，在这个试探式起步后，中国又经历了6年等待，才冲破技术与政治性的壁垒实现了真正连网。

　　最早的互联网使用者是大学校园与科研机构。1988年至1989年间，清华大学校园网，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先行者逐步实现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实验伙伴的远程联网与电子邮件通信。

　　1989年10月，国家计委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重点学科项目“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世界银行命名为“National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Facility of China”，简称NCFC)正式启动，1992年底，NCFC的3个实施机构——清华、北大、中科院建设完成了各自的校园网与院网。隔年，从中国接入美国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第一条64K专线正式开通，但是美国政府出于政治理由，只允许这条专线进入美国能源网而不能连接到其它地方。

　　此后，NCFC专家们利用各种会议机会为中国连网清除政治障碍，最终中国连入互联网的要求在1994年4月初于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上得到认可。

　　1994年4月20日，中国终于全功能接入互联网，成为全球连接互联网的第77个国家。在下一年，中国电信开始向社会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广泛影响，由此真正揭开序幕。进入新世纪后，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相互进入交融，加上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高增长期，构成了互联网使用率与影响力扩大的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对互联网不受当局管制的传播特性持警觉态度，1990年代初政治状况较敏感的日子里，特殊题材与网址被当局严格封锁。到了2002年左右，互联网再引入关键字过滤的系统。不过，事实证明互联网的冲击并不只因为互联网可能触及特殊敏感议题，而是在更广泛的方面，受影响的也不限于中央政府。官僚群体的廉洁程度、执法水平、诚信等，在网络时代经受的是多方位的挑战。

　　2005年初，中国网民逼近1亿人，互联网对政治的冲击开始显性化。

　　当年5月，《纽约时报》原驻华资深记者纪思道举出舆论监督网站创办人李新德的故事来表明在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公开的环境，是如何对官员构成压力。李新德在网上发布“下跪副市长”向警察求饶的照片，又揭露农村妇女被计划生育官员绑架、囚禁与强制安装宫内节育器的情节，导致一名贪污的副市长被逮捕，以及相关计生官员被判刑一年。

　　从两个例子总结出执政党地位将受到威胁，纪思道的超前判断没有获得很多人信服。但他的确是见微知著地捕捉到网络参政的最初趋势。这个2005年开始冒头的网络监督与网络防腐现象，在一两年后，变成网络潮流。

　　全国范围里，网络舆论逼迫政府官员认错的第一件轰动性大事，发生在2007年底。与纪思道2005年发现的例子有别，2007年“年画华南虎”最终迫使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下台，不再是由于哪一个个人的揭黑勇气，而是信息技术所整合出来的社会集体力量。“年画华南虎”事件的背后是4个关键字：人肉搜索。

　　说起来，“人肉搜索”网络活动的出现，原本与政治无关。它起源于一种游行性质的网络活动。网络中经常有人问东问西，寻求解答，在国内的猫扑论坛上，渐渐形成有人以虚拟货币Mp作为赏金答谢解答人的做法。提问者悬赏Mp寻求某个答案，一些以赚取Mp为乐的“赏金猎人”争先恐后提供最准确的答案，于是形成了之后被称为人肉搜索引擎的机制。

　　这个模式大约在2006年3、4月出现后，最早介入的社会事件多属于旁枝末节的小事，而且颇有执行私法、侵犯个人隐私的嫌疑。例如搜出偷情事件男女主角、虐猫护士身份等。直到“华南虎”事件时，人肉搜索的政治作用突然得到释放——质疑陕西省林业厅所谓有人拍到“野生华南虎”照片真实性的网民，在网上发起人肉搜索，结果找出虎照的年画“真身”，为破获真相立下大功。

　　2008-2009年：网络参政风起云涌

　　是这样吗？评论家的乐观看来是有依据的，但是抵制网民参政的力量也在增强，两者间拔河日益激烈。

　　2008年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新闻事件最多的一年：西藏骚乱、民众抵制家乐福、四川地震、瓮安骚乱、北京奥运、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甘肃陇南群体性事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波及中国等等。事后总结，上述每一个新闻大事中，都有中国网民的高度投入或直接参与。这一年，政府第一次发现互联网中的爱国、护国热情能够为己所用，也看到互联网更加速成为难以驯服的力量。

　　这一年，中国互联网再次展现其让人瞠目结舌的发展能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在2008年6月底已经达到2.53亿人，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在2.53亿网民中，网络新闻使用率达81.5%，用户规模达到2.06亿人，在网络应用中排名跃升至第二位，网络新闻阅读率比去年12月增加了8.8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拥有个人博客/空间的网民比例达42.3%，用户规模已达1.07亿人。半年内更新过博客/个人空间的用户规模超过7000万人。另据业内人士反映，2008年网络发展还有一个特征，即高端、高学历的博客比例上升。

　　官方的论述并不否定网络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作用，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说，在2008年的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中，网络媒体的独特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网络对社会的影响力，显然远远不止于信息传播。到了此时，网络作为公众舆论平台的“下情上达”、“民情普达”作用得到了有力呈现。

　　众多网络参政、网民介入公共事务的案例难以一一尽述。在很大程度上，网民介入社会议题是受到政府鼓励的。当西方媒体纷纷在西藏问题上责难中国，当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受阻，政府就乐见网民“揭网而起”，利用互联网这种新兴的大众传播工具代政府反击西方舆论。在四川大地震全国抗震救灾行动中，网民与门户网站利用博客来发布救灾信息，组织救援行动，发动捐款，互联网的贡献获得了表彰。

　　从政府的角度说，中国民众团结一致抵抗外辱，援助受难同胞的民气可用，但激起的公众热情对政府来说，也迅速成为新的治理难题。

　　2008年以来被网络议论拉下马的官员是接二连三，包括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10月29日涉嫌猥亵女童的视频被放到网上而丢官；辽宁铁岭市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派人到北京抓记者遭曝光，结果在3月引咎辞职；张志国11月25日“复出”被网友揭发后引起舆论哗然，《南方都市报》将这则新闻报出第二天，铁岭市赶紧出面否认。

　　年底，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因在房价问题上发表言论激怒了网民，网民对其“人肉搜索”，揭露出他抽“天价烟”、戴“天价表”的照片，周久耕在今年3月因涉嫌受贿“双开”(开除公职和党籍)，10月10日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有一段时间，网络成了舆论监督利器，网络BBS也成为信访民众贴状纸的告示板。有迹象显示，官方密切留意网络的发展，采取策略反客为主，抢占网络舆论主动权。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6月20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并在人民网同网友进行短暂的在线交流。

　　胡锦涛肯定互联网为“信息集散地和舆论放大器”，要求“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此后，官员设立博客蔚然成风，还有官员开设QQ号，接受网友的建言献策。

　　官方因时制宜调整管理方法，但民意与网络的内在动力，总是会使其发展超出外在限制。在2007年“年画华南虎事件”，2008年网络舆论将数名官员拉下马以后，2009年互联网参政的最新进展是网民活动空间从虚拟过渡到现实，从言论发展到行动。一个以互联网为依据的公民社会，正悄然成型。

　　今年5月的湖北邓玉娇案是网络参政向现实过渡的标志，网民组织了后援团到湖北支援邓玉娇，迫使当地政府封锁巴东港口以阻挡大量涌入的记者与支援者。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用修脚刀杀死求欢官员的邓玉娇被免除刑事处罚，释放回家。

　　但与此同时，网络的迅猛发展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弹，网络与公民社会的结合成了一些主管者不安与施加限制的理由。

　　在互联网舆论与公民社会、有组织的社会行动之间，依然存在一条不允许逾越的红线。国内很多人将新疆的持续性断网，微博客长久被屏蔽看到官方态度可能转向的信号。在过去多年来，官方始终坚持积极发展互联网的政策导向，高层领导曾多次要求各级官员接受“网络监督”。2009年会不会成为一个转折点，据悉领导层还处在观望阶段，中国“网事”前景估计要到明年“两会”才会明朗化。

　　(作者为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特派记者)

　　开始介入现实的“新意见群体”

　　笑  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把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周瑞金老先生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喜看新意见阶层崛起》。

　　现在，从老百姓到中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党政领导，对于互联网言论的评价之高、希望之高都超过最初的想象。

　　全民性喜好

　　笔者认为，“新意见阶层”这个提法，虽然影响大，但可能不是太严谨，因为“新意见阶层”它不构成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社会学意义上独立的阶层，而是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当中，各个阶层都有，它不像一个企业家阶层或者知识分子阶层这样，后者有严格的属性，有相对的独立性。更准确地讲是“新意见群体”。

　　所谓的新意见，主要是一种基于个人立场，尤其是公民立场，为了公共利益，在公共领域独立发表的意见。所谓新意见群体，当然主要就是发表这样一种意见的群体。

　　这样一个新意见群体，它是怎么来的？有很多背景。首先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在中国的进程跟新意见群体在中国崛起的进程，这二者几乎是完全同步。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无所谓新意见群体。那个时候我们的意见都发表到传统媒体上，而传统媒体基本上都是官办媒体，官办媒体基本上都是起喉舌的作用，也就没有什么意见市场可言，更谈不上新意见群体。新意见群体，在笔者个人印象当中，应该是从21世纪开始，也就是从互联网进入中国开始。

　　互联网一进入中国，它的主要的社会意义就是言论的意义。这也是笔者的一种个人体验，因为笔者大概是1999年就开始上网，当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发言，没有任何别的目的。但当时的网民还比较精英化，人数极少，对这个社会基本上没什么影响。那么相应的，当时互联网的言论跟今天相比，自由空间当然也大得多，给笔者的印象，那个时代的互联网就跟1910年到1920年中国的言论状况差不多，随时可以办杂志，随时可以办出版社，基本上不会有政府的力量干预。互联网刚进入中国时大致也是这样，一个小时之内，两个小时之内，都可以重新开一家BBS，然后吆喝一帮人上去谈天说地，这就是刚开始的一个情况。

　　现在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据说已经多达3.3亿。更重要的不在于它的规模，而在于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就是说互联网言论已经成了中国最主要的、最主流的言论场之一。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互联网言论都不可能这么繁荣，这么强大！这是一种言论上的中国特色，这样一种中国特色实际上是怎么形成的？打个比喻，就是说传统媒体的言论就像地面战场，在这个地面上，各种险关要碍都已经被体制的力量分兵把守，已经切割完毕，比较自由的那种言论已经是插翅难飞。那么互联网就像空军。目前来看，政府虽然下了很大功夫，但是这个制空权基本上仍然还是在民间言论里边，它的自由本性仍然没有被消除，这是为什么互联网那么繁荣的一个原因。

　　就像上访一样，到法院，法院不受理，到政府上访，政府信访上访部门不处理，结果很多人就往北京跑，然后北京就只好截访。那么互联网也是，传统媒体找不到发表空间，就都往互联网挤，在互联网中，想截访就没那么容易了，而且以后在技术上可能会难度越来越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发明了一种什么样的新技术，然后就可能有一种新的软件来对抗。如果对付不了的话，中国的网络言论对现实可能发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就很难预测了。

　　到互联网上去发言这个喜好，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全民性的喜好。笔者认为它就好像是一个众议院，每个人都可以是其中的一个议员。网络言论的最根本的正面作用就在这儿，它是以整个社会集体的力量，来为我们的公共生活提供素材，设置议程。在这种情况下，设置议程的力量就是一种多元的力量，这种多元之多，它的变数之多，它的变量之多，完全到了人工根本无法操纵的地步，不是任何单方面的力量所能够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单去讲控制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唯一的办法就是分流，因势利导。

　　两个对接

　　新意见群体的本质属性在于，它是属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基本的力量之一。在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开始发育和成长了。那么是什么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主要的还是一种言论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具有现实力量意义的公民社会，在中国还是比较初级的，在中国发展最快的、最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力量主要是表现在言论上，尤其是互联网言论上。在互联网上早就形成一个公共舆论场，也就是公民社会的一个雏形，可以说过去十多年中，中国的公民社会主要还局限于互联网，局限于虚拟阶段。但是这个情况现在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正在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它越来越从空中，从天上挪到地面，越来越与现实的力量对接，越来越变成一种现实的实际的社会力量。

　　这主要是通过两个管道来起作用，就是它有两个对接。

　　第一个对接就是互联网的言论，也就是新意见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影响现实。通过影响高层来影响公共政策，转化为一种现实的力量，这是第一个对接。每个高层部门现在都有舆情部门，舆情主要就是搜集互联网言论，互联网言论主要就是新意见。那么搜集以后，会导致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这是第一种对接。

　　第二个对接就是新意见，包括互联网言论，包括一些市场化媒体的言论，与公民行动的对接。原来很多公民、很多新意见群体是只说不做，我到网上去发泄一通，只是为了发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既要说，更要做，说和做对接，虚拟世界的言论跟现实中的行动对接。这样，中国就会慢慢开始产生一个新的阶层，不同于原本的新意见群体，就是一个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原来还是虚拟想象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实体化。

　　这个中产阶层已经解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还有闲，更重要的是他有教养、有见识、有公共关怀。如果没有公共关怀，有钱有闲之后可能就只是单纯的“户外”；如果有一点公共关怀，这个“户外”变成了公民行动，也可以说是以公益为目的的一种“户外”。

　　这种“户外”会导致一个巨大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公民社会的进程，就是中国的公民行动开始了。有着同样目的，有着同样关怀的那么一群人自由聚合起来，联合起来，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来了。一个事件发生就产生一种聚合，这种聚合就产生一个临时性的群体，然后就定点起作用，“精确打击”。这个事件完了，聚合就完成了，这个临时性的群体就消失了。这些人可能从哪儿来？这些人可能向哪儿去？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谁都想不到，谁都不知道，谁都无法预测，管理部门也无法预测，因为连当事人自己都无法预测。这么一群有钱有闲，有公共关怀的人，隐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都有，甚至包括公务员阶层。

　　于是新意见群体就变成一个新行动群体，它就不限于意见了，出现了“新意见领袖”。他们又具备较高的、较深的政治和法律素养，了解现实体制运行的规律，所以他们的行动是现在的管制力量很难应付的。

　　新意见群体这个群体本身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向行动这个方面靠拢。这标志着，中国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它的素质有了提高。

　　应对之道

　　互联网其实主要就是一个言论广场，它的效应主要是一个广场效应，广场效应有它的正面性，但是也有它的负面性。它的可管理性、可控性不是太大，因此要将互联网的言论变做一种负责任的、完全像传统媒体的言论是困难的，尽管管理部门一再强调要实行所谓实名制，但是也只有威慑作用，没什么实际作用。

　　一方面是要善待公民，成为公民之友。这是现代政府必须具备的素质，首先是善待意见领袖，成为意见领袖之友。用传统的政治术语来讲就叫做搞统战，要学会跟他们搞统战，但这个统战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战，跟意见领袖打交道，过去传统的统战思路是没有效果的。意见领袖只有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立场，他才有存在的价值和空间，才成其为意见领袖。如果抹杀了他的个性，抹杀了他的价值和立场，他就一钱不值了。对于意见领袖最大的期待，应该是期待他们理性地发言，而不是硬要他们站到我这一边来，为我说话，把他变成一个网评员。要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存异求同。

　　另一方面是要允许平面媒体跟互联网言论竞争。传统媒体的言论，是一种负责任的、可管理的言论。如果是到互联网上去，匿名发言，纯粹就是为了发泄，什么话不能说？虽然可以追踪IP，但是法不责众，真的要惩治也只是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的可能，这种可能一般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是网民普遍持有的心态。为什么网络的言论会比较偏激？原因就在这儿，要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办法，网络长城筑得再高都没有用。

　　互联网的言论需要分流，怎么来分流呢？就是用传统媒体来分流。要允许传统媒体跟互联网在言论空间上展开竞争，传统媒体跟互联网在言论空间上的落差要尽可能缩小，传统媒体才有竞争力可言，才可能在意见市场上有地位，也才可能起到分流作用；否则，互联网言论那种畸形的繁荣也就无从遏制，在有正面作用的同时，它的负面作用可能很难消减，对互联网管制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互联网言论失控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广场效应的负面效应也就越来越大。

　　第三点，就是国家的基础性的制度设施要起作用。比如说，怎么解决上访问题，应该是让国家的基础制度设施正常运转，该起作用的部门要起作用，该起作用的渠道要起作用，然后把上访的那些人都分流到应该去的部门，应该走的渠道。

　　国家基础性的制度设施，不是价值意义上的，而是功能意义上的，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具备这些制度。比方说税收，比方说海关，比方说法院，比方说警署，诸如此类的，它都不属于价值层面，都属于基本功能层面，一个国家如果基础性的制度设施没有了，失效了，那么这个国家制度的基础功能也就失效了。就像搞经济建设，需要一些基础性的设施，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发展制造业。同样，一个国家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上，也需要有基础性的制度设施。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正常，国家与社会关系要正常化，第一个政府要容忍，要扶持公民社会成长；另外一个是基础性的制度设施要正常运转，要能够把那些上访的人，那些上街的人，那些上网发泄的人吸引过去，把他们拉回法制的轨道上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