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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开始了”

　　杨 敏

　　60年。叙述这样一段尚带体温的历史，自觉力有不逮，只能勉力为之。

　　好在我们所选择的社会学视角，能够借助一个个“小我”的命运浮沉，从侧面记录60年的国是更张。于是，我们将阶层变迁，权作一个叙事的线索，通过对大人物、小人物人生际遇的勾勒，让60年的风云激荡变得可以感知、可以触摸。

　　1949年10月，敏于感受时代脉搏的诗人胡风，推出气势磅礴的4600行长诗《时间开始了》，彼时，新中国的阶层变迁也站到了一个历史性的端点。

　　煌煌60年，中国社会经历过5次大的阶层流变：1956年之前的阶级关系重塑，颠覆了原有的统治与被统治的位序结构；1957—1965年间，随着城乡二元体系的构建，开始赋予社会成员以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身份，从此，各色人等只有两种划分——城市职工抑或农村社员；经过“文革”十年社会流动的失序，1978年后，以市场化为“经”，现代化为“纬”，中国社会阶层坐标发生巨变，新的阶层开始出现；而在1992年前后，随着市场空间的开放，社会中间层获得前所未有的扩张动力，“忽然中产”成为中国人进入新千年后抹不去的时代胎记。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60年社会阶层变迁，从某种程度上说暗合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说法。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国家干部，抑或企业家，其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演变。

　　个体命运浮沉的背后，是不是群体命运的螺旋式上升？我们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这种演变是历史的进步，而不仅仅是无奈的现实？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中国60年社会阶层的演变，其实有着规律和路径可循。

　　1978年前，个人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等“先赋性”基因，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农民的儿子是农民，工人的儿子是工人，一个农民想要成为城市职工，一个工人想要成为国家干部，都存在难以逾越的制度藩篱。所有制、单位制、行政制、户籍制，凡此种种堵塞了阶层之间的流动渠道。

　　改革开放后，连接代际之间的身份脐带被无情斩断。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可以考大学，可以留在城市工作，可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和生存状况；工人也可以通过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所获得的技能、知识，逐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机制开始奉行能力主义原则，而不是先赋的家庭出身，“后致性因素”成为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的关键要素。

　　以往老实的农民、世故的市民、小心谨慎的知识分子、从不担心失业的国家干部，今天都在寻求不断向上发展的希望和可能。人们不再惧怕流动，不再惧怕竞争。

　　当更多的单位人变为社会人，“身份”这种生而有之可以籍此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依据，逐渐被“契约”代替。用契约取代身份，实质是人的解放，是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后天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膜拜。

　　故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60年的阶层变迁，“得大于失”的社会成员多于“失大于得”的社会成员，因为，每一个人都比以往任何时候获得更多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今天，我们通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务员、企业家群体的命运沉浮，来记录“吾国吾民”在60年岁月中的一个个侧影。

　　但求见微知著，不求一窥全貌。于是借用林语堂先生“吾国吾民”之题，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