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北京报道

　　作为陈毅元帅长子，他被父母寄予厚望。漫长的人生之路，他牢记父亲的教诲，追随着父亲的步履。

　　从2009年回望1949年乃至更早，他舒缓的语速里传递着时代变迁的跌宕起伏。他的记忆里，不只是有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传奇，还有着一个家族与一个国家的紧密相连，家国、命运、民族、外交交织其中。

　　作为陈毅元帅长子，他被父母寄予厚望。漫长的人生之路，他牢记陈毅的教诲，追随着父亲的步履。

　　作为一名诗人，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发表诗作，但一直谦称“写得不好”。诗言志，诗交友，诗传情，在父母指导下写诗，到赵朴老(赵朴初)的深情点拨，他还在继续向前走。

　　他就是陈昊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中国民间外交的践行者。

　　8月13日，北京台基厂大街1号，这个原意大利驻华使馆旧址树影斑驳，静谧怡人。下午2点20分，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第一会客厅，刚刚午睡后的陈昊苏一身便装，比预约的采访时间早到了10分钟。

　　我们的话题就从1949年的10月开始。

　　父亲的诗与开国大典，我的亲情与奔波的童年

　　1949年，陈昊苏7岁。

　　这年10月，开国大典在天安门举行，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这历史性的一刻，而陈昊苏并没有随父亲一起来到北京，他在上海的华东保育院上学(今上海市立幼儿园和新华小学)。

　　“因为当时我们在上海，父亲到北京参加了这个庆典。父亲当时即兴写了一首诗《开国小言》。全诗以五言句式写成，共有八章，前三章是：天安门上望，城下人如海。举头红五星，共庆山河改。/天安门上望，京阙焕新彩。亿众大革命，流血三十载。/天安门上望，红旗翻作海。万岁涌潮来，军民真主宰……”

　　48岁的陈毅在“天安门上望”的时候，数十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终于结束了，一同结束的还有陈昊苏奔波的童年。

　　母亲张茜带着陈昊苏和弟弟跟随着后方部队行军是陈昊苏记忆中经常出现的画面。尽管后方部队没有战斗部队那么危险，但是漫长的行军旅途也颇为艰苦。陈昊苏和弟弟太小，走不了远路。

　　1947年，解放战争已经打响。“叔叔阿姨牵了一个毛驴，在毛驴身上架一个坨子，一边放一个大筐，我和弟弟丹淮就坐在筐子里。”那年，陈昊苏只有五岁，弟弟陈丹淮四岁。“丹淮当时不愿意进筐里去，一直大哭，后来在筐里哭得累了睡着了，醒来后就适应了，我们在筐里还互相学着部队指挥员‘打电话’。那场景就像是电影《摇篮》里描写的延安保育院的故事。有一次不知怎么驴子被惊着了，我们兄弟被摔到了地面，但我们都没有受伤，有惊无险。”回忆起那段四处奔走的童年时光，陈昊苏脸上露出的却是轻松的笑容。

　　是时，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陈毅带领华东野战军转战山东解放区。当时为了保证后方家属的安全，部队决定把一部分家属转移到已经解放的大连去。“我们从烟台出发坐船到大连。有一部电视连续剧《闯关东》描述的场景和我们的经历很相似。当时国民党海军控制了海峡，我们必须借助夜幕的掩护才能安全渡过，所有人上了船都必须躺在船舱里，不能随意走动。我的弟弟小鲁刚满一岁，只有他不顾命令在船舱里走来走去”。

　　对战火中迁徙的这一艰难岁月，看不出陈昊苏唏嘘感叹，相反，相濡以沫的亲情却传递了出来。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和弟弟妹妹见面还多吗？

　　陈昊苏：当然啦，我们在北京经常见面。我还写了诗：崛起神州欢庆日，红军后代忆真红。

　　父亲任上海市长，我从不提父亲是谁

　　“1949年4月，我军胜利渡江，解放南京、杭州，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我军乘胜追击，解放上海已是指日可待。难点在于尽量避免战争带来的破坏，让上海完整的回到人民的手中。当时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叫：瓷器店里打耗子。搞得不好，耗子没抓到，反而会把瓷器打烂。我们的部队既要解放上海，同时更要防止国民党军撤退时对上海进行破坏。”

　　中国人民解放军极力将敌人调到外围阵地加以歼灭，以轻武器攻占城市，付出了重大代价。“我们解放上海的部队按照中央和总前委的要求给上海市人民拿出一个很好的见面礼，那就是人民军队最严格的群众纪律。近代史纪录了很多军队进入上海的往事，没有一个能做到像解放军这样纪律严明的。日本军的残暴就不用提了，国民党军在抗战后回到上海，号称‘五子登科’，房子、车子、银子、票子等等，没有不抢的，后来被形容为‘劫收’。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则用第一流的军纪争取到上海的民心，把上海引向一个崭新的时代。”

　　解放后，陈毅担任了首任上海市长。陈昊苏在上海上学，从不说自己的父亲是谁，“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刚从战争时代走到和平年代，很多斗争仍然很复杂，怕特务搞破坏。”

　　首长的孩子在军营里很引人注目，容易滋长骄傲情绪。陈昊苏被送到地方的学校读书，“他要求我们不要说住在哪里，也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不让我们滋长骄气，不要有优越感。到了学校就和同学打成一片。”

　　《中国经济周刊》：听说你们兄妹小时候对外从不讲父亲的姓名？

　　陈昊苏：不仅是小时候，到现在我们也不喜欢对外人讲父亲的姓名和事情。父亲一直让我们低调一些，刚解放的时候，父亲就是大官了，上海市的市长，华东军区的司令员。同学都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当时同学们之间也不会问这个。

　　父亲奉调中央，我在北京上学

　　1954年9月，陈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调到中央工作，但仍有一段时间兼任上海市长。1955年春，陈昊苏也和家人一起来到北京上中学。

　　“上中学以后，父亲的姓名就没有必要保密了，但我们还是不愿意对外人说。学校的领导当然知道我的父亲是陈毅。1958年我在北京四中上学，学校还特别请我父亲来学校演讲。那天下午，我和同学们都在上自习课，听到通知就到操场上集合，我才知道是父亲来学校作报告了。那一次，父亲对我们这些中学生讲了一些关于人生选择的大道理，给我和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北京读书的这段时间是相对安定和闲适的，陈昊苏和弟弟像普通的孩子一样每天上学放学。

　　当时毛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召集会议，所以陈毅每天回家都很晚，睡的也晚。陈昊苏和弟弟们早上都不吵闹，吃完早餐就去上学，“中午在学校吃饭，晚上回家父亲又出去工作了。好几天不见面是常见的事。但当他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饭，他会亲切地询问我们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作为陈毅的长子，陈昊苏被寄予厚望，学习是被极度重视的。1959年，陈昊苏高中毕业。

　　陈毅18岁赴法国勤工俭学，18岁的陈昊苏也想负笈西行。他在外语分院留苏预备学了一年俄语，准备去苏联留学，但1960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压缩中国去苏联留学生名额。“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我表态服从组织分配。当时对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不是特别清楚，父亲也没有明确说不希望我出国留学。他可能有所考虑但没有向我表示过，如果我去苏联留学，他作为外长，有些不太方便。”

　　陈昊苏终未成行。1972年，22岁的妹妹陈珊珊赴英国留学；2000年，19岁的儿子陈兴华赴欧洲留学。陈家三代的留学经历得以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