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野草的春天

　　那一年，温州松台街道一名妇女卖虾皮被“打办”追捕，走投无路竟跳进九山湖自杀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钱亚平 | 温州报道

　　1980年，美国《新闻周刊》一名记者去福建石狮和广东南海采访后，在报道中写道：“石狮的小商品贸易和南海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纺织、小冶炼、小加工，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疯长。”

　　这一年的中国离世界仍有点遥远，但一成不变的表象下面，形形色色的个体经济开始蠢蠢欲动。在浙南温州、福建潮汕和珠江三角洲一带，个体经济正在悄悄蔓延。

　　12月的一天，寒风瑟瑟。21岁的章华妹从温州工商局鼓楼分局，领到了“第10101号”营业执照。她找出一枚钉子，把执照挂在了家里最显眼的位置。这张完全手工制作的执照上，用毛笔工整地写着：

　　姓名：章华妹

　　地址：解放北路83号

　　生产经营范围：小百货

　　开业日期：1979年11月30日

　　左下角是章华妹扎着麻花辫的照片，也如野草般朴实而充满活力。

　　30年过去了，章华妹的生意从家门口搬到了如今寸土寸金的人民西路。在这条商铺密集的马路上，她的店因“中国第一个工商个体户”称号而蜚声中外。

　　“我成为领取中国工商执照第一人，纯粹是偶然。”她说。

　　在温州，与她同时期领取执照的共有1844人，但没有人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中国市场经济最早的拓荒者。

　　提心吊胆躲“打办”

　　1979年初春，乍暖还寒。

　　就在家门前，章华妹摆出一条小板凳，以150元做本钱，开始售卖纽扣、松紧带、纪念章和玩具表带等廉价小百货。

　　对一个尚未出阁的姑娘来说，这并不是一份光彩的工作。然而，窘困的家境让她别无选择。父亲是国企工人，母亲无业多病，两个哥哥在家待业。从初中二年级开始，章华妹辍学。

　　穷则思变。那时的解放北路上，陆续出现了十几家卖小百货的摊位，一些人在家门口支起小桌子，向行人兜售针头线脑，每天赚取块把钱贴补家用。多年后，经济学家把这些小买卖称为“温州模式”的摇篮。

　　温州地处偏远，多年不通火车，交通出行只有水路一条。要进货，早上四五点钟就得去坐船，折腾一天一夜，才能赶到当时闻名全国的商品批发地---上海城隍庙。章华妹仍记得当时进货的艰辛，“海上风浪大，每次都吐得一塌糊涂，下船人已经虚脱了。”从城隍庙，她背回一批批纪念章、表带和纽扣等小零碎。

　　“那时候，摆摊仍属于‘投机倒把’，是非法行为。我们就像过街老鼠一样，必须随时提防‘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人员。”她清晰地记得，那一年，温州松台街道一名妇女卖虾皮被“打办”追捕，走投无路竟跳进九山湖自杀。

　　“一旦被抓，轻则严词指责、没收货品，重则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去坐牢。”章华妹回忆起来，一脸严肃。不过，摆摊让章家的经济困境得以缓解。“我每月可进账二三十元，比国营工厂职工赚得还多。”

　　虽然收入可观，但还是被人看不起。“朋友、同学在路上见到我，竟然神气地仰着头装看不见。”

　　如野草般卑微而顽强，小商贩们拥有一种什么力量都压不住的生命力。1980年前后，从解放北路、五马街到百里坊，小商铺一家家冒了出来，温州市个体商户总数超过3000个。交易活跃的一些集镇，如乐清的柳市等地，相继出现了一些专业的制作作坊。

　　从一年到几天

　　1979年底，刚刚成立的温州市鼓楼工商所派人到小商贩聚集地宣传，并发放表格让商贩们填写，鼓励说：“去领一张营业执照，今后可以光明正大地做生意了。”

　　章华妹将信将疑，“自己家门口卖东西还要什么执照？领了，被登记在册，以后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一纸证书岂不成了罪证？”

　　犹豫再三，她递交了申请表格，附带的资料包括一份待业证明和三张黑白大头照。但此后近一年里，营业执照杳无音讯。

　　1980年初，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城镇个体工商业户登记管理若干规定》，整日提心吊胆生活在“打办”阴影下的个体户们暂时松了口气。

　　47岁的刘桂仙在北京东城区翠花胡同，用四张桌子开起了北京第一个合法经营的个体户餐馆“悦宾饭店”，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龙布乐在采访刘桂仙时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当很多人“削尖脑袋”想成为国营企业职工时，广州的高德良放弃了他在锅炉厂当焊工的铁饭碗，开卖祖传的“太爷鸡”。

　　在乌鲁木齐，16岁辍学少年唐万新跟随大哥唐万里办起了一间照相洗印店，谁也没有料到，20多年后，他会从这个偏远边城出发，打造一个市值高达1200亿元但随后又以崩塌告终的德隆帝国。

　　章华妹的合法身份姗姗来迟。直到年底，温州市个体工商执照才正式出炉。时任温州市个体经济管理科科长的陈寿铸告诉本刊记者，由于全国没有工商执照样本可借鉴，他只好参照企业营业执照，“尺寸缩小一半，用毛笔画了一个，包括名称、地点、项目，送到新华印刷厂印了两万本。”

　　如今，这份执照“真迹”存放于温州市工商局档案室。章华妹复印了一份，挂在自己店里做金字招牌。店铺里还挂着她最新的营业执照，“办这个执照，只花了几天”。

　　“八大王”波折

　　1980年夏，北京经济学界举行了一场“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在场学者表示：“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此时，“个体户”现象已蔚为壮观，但学者的前瞻性共识，无法避免观念和体制衍变过程中的阵痛。

　　章华妹开始合法地摆小摊时，另一些个体户们已经走得更远。

　　在温州乐清柳市，这个如今被称为中国电器之都的小镇，“八大王”已经收获了他们的第一桶金。

　　30岁的“机电大王”郑元忠用台湾走私来的白银做拉线开关，以远低于国营厂的价格出售，年产值百万元，是温州柳市的“二富”。

　　他每天骑着摩托车，在他占地一亩的3层小洋楼与作坊工厂之间招摇来回。此时，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1982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向全国公布，一批处在市场经济风口浪尖的先行者因“投机倒把罪”受到重创。

　　郑元忠等8个小有名气的温州个体户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八大王”事件震惊全国。郑元忠标志性的小洋楼(《人民日报》说院子里可以停12辆小轿车)和摩托车都成了“罪证”。

　　1983年10月，逃亡1年后，郑元忠被反铐双手，绑着麻绳，游街般从柳市派出所押到汽车站，再送入乐清县看守所。

　　对温州“八大王”的高调讨伐，让全国个体户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胆战心惊。然而，那些日后扭转中国命运的体制外力量，仍在艰难前行。

　　在广州，因雇用6个帮工而被指责为“资本家剥削”的高德良做出了一件极为轰动的事---上书国务院，吁请立法保护个体工商户的合法私有财产，开放个体户雇工，允许国家银行给个体户贷款。

　　1984年新年第一天，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生产、搞活流通。被关押186天的郑元忠，无罪获释。他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去理发店理了发，然后跑到柳市镇工商所，细细研读一号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