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院长”推动河南判决书上网

　　判决书上网的最初动议，来自于判决后引起的上访。张立勇上任一年后，河南省赴最高院上访率前三跌至全国第八

　　本刊记者/韩永(发自河南郑州)

　　河南省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清亮这几天有点窝火。他代理的一起案件的判决书上了网，但该判决书不仅把自己当事人的名字写错了，也把自己所在律所的名称写错了。

　　这是王清亮第一个判决书上网的案子。该省从2008年10月份开始试行判决书上网，在王清亮看来，这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但问题依然很多。

　　2009年10月9日，河南省高院发布《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管理办法》，取代半年前的试行文件，力图解决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各级法院博弈上网率

　　判决书上网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对判决书上网标准的把握问题。“有些人对哪些判决书需要上网还把握不准，”河南省高院研究室主任李剑非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在此前的试行文件中，对判决书上网有两个例外规定：一是法定情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案件的裁判文书一律不上网”。二是两种特殊情况。一种是“敏感性、群体性案件或其他社会影响较大案件的裁判文书，主管副庭长认为有必要推迟上网公布的，经主管副院长审批，可以推迟上网”；另一种是“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明确要求不上网公布其裁判文书，确有正当理由的，由承办人呈报主管副院长审核批准，经主管副院长审核，可以不上网”。

　　“这里面存在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对其尺度的把握决定了上网率的高低，”河南省某基层法院法官胡敬文分析。他说，从利我的角度考虑，除了少数改革的力推者，大多数法院和法官都会下意识地对这一标准作扩大化解释，河南省高院和各中院、基层法院的博弈在所难免。

　　胡敬文说，规避判决书上网的路径主要有二：一是扩大对敏感性案件的解释，二是与当事人协商，由后者提出不上网的申请。

　　在河南省某中院，记者看到了该院从今年3月份到9月份的上网月报。月报中，在不上网的原因一栏，这两个理由占据了大部分比例。该中院所属各基层法院的上网月报，也显示出类似的特点。

　　胡敬文说，对于敏感性案件的认定，有时要兼顾相关方面的感受，河南省高院很难搞一言堂。而由当事人提出申请，较之前一种做法，既避免了可能的争议，又显得冠冕堂皇。

　　河南省高院对此心知肚明。在近期召开的有关判决书上网的研讨会上，该院政治部主任袁永新在列举判决书上网遇到的问题时说：“有的法官怕当事人上访、怕文书质量出问题，态度不积极，还有法官甚至直接动员当事人‘要求文书不上网’。”该院研究室主任李剑非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如果别人上网率高，就你特殊情况多，那肯定是把关不严。”

　　从制度设计上看，判决书上网的决定权，在作出判决的法院：上网的决定权在主管副庭长(中院和基层法院则多由庭长把关)，不上网的决定权则在主管副院长。“这一设计的本意，就是通过提高审批的级别，对不上网严格把关。”李剑非说。

　　但在河南省政协委员、省高院监督员张树才看来，不管是审判员，还是副庭长，还是主管副院长，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上文提到的中院及下辖各基层法院的月报，都呈现出明显的先抑后扬的特点：开始上网率偏低，后来逐步提升。张树才说，前者反映了各法院的自觉行为，后者则反映出河南省高院的强势介入。

　　河南省高院介入的方式，是上网率与各中院和基层法院的绩效考核挂钩。河南省高院网络办主任陈海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络办每个月要对各中院和各基层法院的上网率进行统计，排名靠后者通报批评，并扣掉考评分。若该上网的没上网，一旦发现，也“狠扣”考评分。

　　郑州市中院研究室副主任朱世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判决书上网在考评中所占分值约有20分，约占考评总分的十分之一。

　　在河南省高院的强力介入下，河南省各中院和基层法院的上网率逐渐上升。郑州市中院的上网月报显示，近两个月，一些业务庭室的上网率已经达到90%。

　　但河南省政协委员张树才说，河南省高院领导与中院和基层法院之间的博弈，还会持续。“在人、财、物上都不受高院约束的各中院和基层法院，其实没有太多理由听从高院的调遣。”

　　上网与调解的纠葛

　　判决书上网的强势推行，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为了规避上网，有些法官将重点转向了调解。

　　李剑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判决书上网之初，调解书本在上网之列。“后来发现不妥。因为调解是对自己权利的让渡，很多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另外，也容易引起效仿。”与调解书一起从网上被拿掉的，还有裁定。原因是“裁定都是一些程序性的规定，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法官这一下意识的转向，却与河南省高院的改革思路不谋而合。2008年1月份，原任咸阳市委书记的张立勇转任河南省高院院长后，开始了很多改革，包括奥运前夕的5次大接访，推广马锡武审判模式，成立社会法庭，以及将今年定为河南省法院的“调解年”等。改革中“重调解”的思路清晰可见。

　　但这一转向也产生了一个问题。据胡敬文透露，各个法院的调解任务本已很重，这一挤压，压力更大了。

　　他说，自己所在的法庭一年审理300个案子，最终判下的只有10来个，调解率高达90%多，但在全县的排名仍然不高。他说，调解的任务经过层层加码后，到了最下层，几乎已不堪承受。

　　胡敬文说，过于重视调解还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法院对调解的过度重视，正在培养出一大批讨价还价的当事人。”他说自己做这些事情时权谋用尽，有时还低三下四，全然没有了法官应有的尊严。

　　胡敬文担心，过于重视调解，可能会最终扼杀调解：“按照现在的架势，再过3年，可能就调解不动了。”

　　他说，以现在的压力和风险权衡，他现在宁愿上网，也不愿陷入无休止的调解中。

　　与此同时，在试行了1年后，判决书上网并没有出现之前担心的很多风险。李剑非说：“刚开始有顾虑，担心网上会不会有谩骂呀。现在看来，效果非常好，无理取闹的比例非常低，这有点出乎意料。”

　　律师王清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上网之前相比，现在的判决书“最主要体现在说理部分，比以前更有说服力了”。郑州市中原区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史艺娜说，现在她作出一个判决后，并不急着发出去，而是先放两天，沉淀沉淀，看能不能再做一些改善，再发出去。

　　但瑕疵依然很多。与判决书的公开相配套，河南高院开通了一个对判决书进行评价的平台——“网评法院”。《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今年9月24日到10月24日的跟帖进行统计，发现有9个判决书被挑出了问题，除了字句上的错误外，也有适用法律的问题。

　　河南省高院网络办主任陈海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评法院”现在是“三级网站，一个口袋”，判决书在各自的网站上公布，对其评论则统一到省高院。他说，考虑到格式不对、社会影响等因素，现在发布的帖子只占来帖的十分之一。

　　“非典型院长”

　　判决书上网能有今天，河南省政协委员张树才认为，张立勇的强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郑州中原区法院研究室主任曹媛媛说：“如果高院不强硬，这个事就会流于形式。”其“强硬”所指，就是张立勇。

　　“他(张立勇)是一个说了就要落实的人，”河南省高院网络办主任陈海发说。去年5月份，张立勇开始对媒体谈及判决书上网，省高院网络办主任陈海发立即着手与中国法院网联系网络空间。“他要的是结果。没有结果，就拿你是问。”

　　判决书上网的最初动议，河南省高院研究室主任李剑非说，来自于去年大接访中发现的很多问题。“有的人拿着判决书来上访，判决书上错误百出。”

　　涉法涉诉上访一直是河南省法院系统的现实压力。在张立勇来河南之前，该省赴最高法院上访率多年来高居全国三甲。

　　就任河南高院院长后，张立勇说自己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法院做了那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群众还是不满意？”他给自己的答案是公开不够。“公开是一种态度，老百姓有时候要的就是个态度。”

　　这一体会，他早在咸阳做市长时就有。2004年，群众上访两次堵住咸阳市政府的大门，他不得不从密道偷偷溜走。这种仓皇出逃的感觉让他非常郁闷。“从这个小过道溜出去，实在不像一位市长的样子。”

　　后来，他有机会与访民面对面接触。发现此前的担心纯粹多余，“看到市长走出来与大家见面，上访者的气就已经消了大半。”上述两种经历让他明白一个道理：“人们找市长，并不是要他包办一切，人们要的是一种态度。”他从此不走密道，“要堂堂正正地走大门。”当了咸阳市委书记后，他要求市委9名常委的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都要在媒体上公布。

　　也有人对张立勇“把本为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的省高院与地方法院之间的关系，搞成了纯粹的上下级关系”不满意。“奥运之前，他说周末要加班，全省的法院都要去加班。”一位中级法院的工作人员对此不无抱怨。

　　张树才却感觉张立勇与一般的官员不同，“一般的官员都很低调，张却是一个积极作为的人，他也敢于为此承担责任。”

　　张树才说，对于法院的改革，张立勇其实有一套系统的思路，“这一思路的核心在于真正地解决纠纷。”

　　“要解决纠纷，就得知道纠纷的‘结’在哪儿，”张树才说，在这方面，中国人和西方人有所不同。“西方人的‘结’多在利益，而中国人的‘结’除了利益，情感也占据很大比例，特别在农村，有些人打官司就是为了出一口气。”

　　“这就使得中国人特别是农民心中的‘理’，与以理性人为假设的法律的‘理’存在差异。张立勇倡导的马锡武审判方式，就是试图将法律上的‘理’与老百姓观念中的‘理’结合起来。”

　　在张立勇上任一年后，河南省赴最高院上访率从此前的前三跌至全国第八。而在他来河南赴任的一个月前，河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了《信访问责暂行规定》，加大了在信访问题上对官员的追究力度。 (文中胡敬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