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策划与愚蠢的逃亡

　　越狱之疑

　　从越狱到最后的抓捕，呼和浩特越狱事件历经了惊心动魄的67个小时。10月17日14点30分4人集体越狱，10月19日9点30分全部落网，3人被捕，1人死亡。

　　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周刊在时间上没有优势，10月20日召开每周选题会时，各类媒体早已充斥海量信息。但4名重刑犯的亡命之举，实在能引发太多的疑问，他们各自的故事、他们的谋划、他们的逃亡，还有追捕本身都构成了这个事件可供深入挖掘的多个层面。我们迅速派出了4路记者，试图尽可能详尽地试探、接近、解答这些疑问。

　　李伟、李翊和摄影记者张雷10月21日13点从北京出发，他们需要完成关于监狱和警方的采访，并且实地勘察逃犯的逃亡路线和警方的追捕路线，试图还原67个小时里逃与追的真实氛围。为了获得尽可能详细的信息，他们选择驾车前往，当晚19点才到达呼和浩特。从10月22日开始，李伟联系到了狱中的狱警与相关人员，而李翊则赶赴和林格尔，采访到了当地警方负责抓捕行动的所有重要人员。返回呼和浩特后，他们还专访到了负责指挥抓捕行动的呼市公安局局长颜炳强。10月23日，我们的记者驾车从第二监狱大门出发，用一整天时间，每个地点实地踏查了逃犯逃亡路线和警方追捕路线，核实了所有细节。10月24日，李翊还在医院采访到了在围捕逃犯时受伤的警察郭延军，他刚好也是一位痕迹鉴定专家。

　　逃犯的故事由王恺和王鸿谅来完成。4名逃犯中，他们重点选择了两人——李洪斌和高博。从当时资料看，李洪斌是4人中年纪最小；而高博成为囚徒是冲动犯罪，与同事发生口角时致人死亡，和其他几人比，主观恶性最小。

　　王恺和摄影记者关海彤10月21日出发，赶往高博的家乡河北省玉田县石臼窝镇高家庄村，当晚到达村庄，见到了高博相关亲属，才获知高博的父亲早已离开家乡，定居玉田县。他们又折返玉田县城，但高博的父亲始终不愿意面对媒体，他的电话总是由同事代接。10月22日，王恺和关海彤赶赴包头，找到当年负责高博案的刑警队长，并且根据判决书，找到了当年的受害者家属。

　　王鸿谅和摄影记者于楚众10月21日出发，赴李洪斌的家乡内蒙古通辽市民主镇窑营子村，同样也只找到了李洪斌的相关亲属。这一家人2003年就已经离开村庄，到呼和浩特打工，陆续换过好几个地方，从呼市到了包头，又从包头到了鄂尔多斯。10月22日，王鸿谅和于楚众遂赶往呼和浩特，找到当年负责此案的警方人员和律师，并查阅了当年凶案的全部卷宗，包括警方的讯问笔录和律师会见记录。在后来几天的多次沟通中，终于获得一次与李洪斌父母电话采访长谈的机会。

　　4路记者的努力，从不同角度尽最大努力还原了这次越狱事件的各个层面，他们寻找到的材料，提供了一个至少值得我们深思的“越狱之疑”比较坚实的基础。

　　追捕：67小时

　　“从去年冬季开始响应呼市公安局的四色风暴行动，形成了一个整治社会治安的长效机制，因此，即使面对越狱这样的突发事件也能迅速反应，灵活应对。”

　　记者 李翊  摄影 张雷

　　10月17日：茫无头绪

　　10月17日是个周六，15点30分，在家休息的内蒙古公安厅副厅长、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局长颜炳强接了个不同寻常的电话。颜炳强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本刊：“武警负责看押监狱的支队领导告诉我，第二监狱4名重刑犯越狱，杀害一名狱警，抢了一辆出租车逃跑了。”

　　此时，距离4名逃犯越狱已经过去了1小时。

　　“我们只找到了两个点：出发点监狱，4名逃犯抢劫的出租车因为没有燃气被遗弃在市南二环紫薇汽车城附近。第三点没有找到。”无法确定逃犯逃亡方向，这就是颜炳强所面对的难题。

　　第三个点的确认是在10月18日17点。“逃犯是正常拦的车，谎称要去看朋友。当时协查通报还没发出，出租车司机没感觉到异常。呼市交通台发协查通知时，正好是出租车司机交接班时，所以他没有报警。直到第二天上班听说这个情况后，他才向我们反映，4个人在呼市炼油厂生活区下的车。由此，我们确定了第三个点。”

　　确定第三点后，呼市公安局做了分析，“为什么没有直接进城？在这里下车是接头还是找熟人？”颜炳强说，当时认为4人可能在当地活动，于是市局策划19日在当地清剿的计划。

　　这期间，曾相继在呼市飞机场以北地区黑土洼和兵州亥地区发现警情，经过围堵清查，排除了是逃犯活动的可能。“监狱方提供了一个可疑的电话号码，我们发现是董佳继父亲的电话，而他是山西大同人。因此我们判断，4人是否想逃往山西。此时，通往大同的路线没有进展和发现，所以我们确定，4人还没到大同。”颜炳强告诉本刊，在抓捕后的审讯中，逃犯承认确实有去大同的想法。根据抓捕到逃犯的和林格尔县刑警的突审，逃犯表示，想逃到大同的煤矿打工。

　　和林格尔县公安局局长张玉岭知道越狱事件是在10月17日16点30分，张玉岭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本刊：“呼市指挥中心指示：呼二监狱有4名逃犯越狱，乘车往呼市南二环方向逃逸。我马上给分管治安、刑警、缉毒工作的于国富副局长下达指令：抽调精干警力20名，在209国道(和林格尔县管辖内)设立两个堵卡点：一个在和林格尔县与土左旗交界处，一个在快到与县中心城关镇交界处。因为逃犯如果从呼市往南逃，就可能经过这两个点。其余警力以派出所为主，其他各警种参与对和林格尔县、城关镇、工业园区重点辖区，旅店、宾馆、网吧、桑拿洗浴中心、矿点、砖厂等逃犯容易藏身的落脚点进行查控。同时调动驻和林格尔的武警中队10多名武警参与行动。”

　　和林格尔县北与呼市交界，南是山西清水河县，东是乌盟凉城县，西是托县、土旗。两省交界的地位位置，再加上蒙牛公司吸引了大量外来打工人员，334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范围内容纳了相当多的流动暂住人口。而和县有正式编制的警力是146名，加上协勤仅有160多人。张玉岭说，从去年冬季开始响应呼市公安局的四色风暴行动，形成了一个整治社会治安的长效机制，因此，即使面对越狱这样的突发事件也能迅速反应，灵活应对。

　　和林格尔县公安局纪委书记徐海龙被分在治安、巡警组，徐海龙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17日，我们主要负责堵卡点。”10月18日，徐海龙协助县政法委、司法局、法院、各乡镇一把手研究布控方案，将逃犯的基本情况通报到各个乡村。

　　“方向已经有了，但是怎么确认逃犯的位置？”成为此时最让颜炳强头疼的问题。

　　10月19日：锁定范围

　　10月19日8时2分，和林格尔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舍必崖乡台几村村民王来全报警。“19日凌晨4时50分，有两名男子敲他家的门要水喝，问为啥要水喝，说车坏在马路边。这时通告已经发到各家各户，老农民心想，有可能是逃犯，没敢开门。过了一会，他出门看，看见他们往村北方向走了，并留有清晰的脚印。”张玉岭告诉本刊，接到这个信息后，他一边让办公室起草信息汇报，一边向颜炳强局长口头报告。

　　张玉岭先派了一个4人小分队赶到现场进行技术分析。“初步判断是4个人的脚印，从时间上来看，这些脚印正好在大案后出现，比较奇怪。另外，老汉回忆其中一人说话有山西大同口音，要水的是两个人，但是出来后发现了几个人的脚印。但这还不能确定就是逃犯的脚印。我们沿着脚印一直追踪到村外，发现脚印很凌乱——说明对方不熟悉当地地形和环境。4个脚印一直相随，其中最有特点的脚印带有碎钉痕迹，由此判断是足球鞋留下的。这些足迹到公路边消失，距离有3公里。”

　　虽然受了伤，躺在医院病床上负责痕迹鉴定的警察郭延军对每一个细节记得都非常清楚。郭延军出生于一个警察家庭，父亲是海拉尔呼伦贝尔的警察，姐夫在呼市公安厅工作。2003年郭延军从内蒙古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去天津一家外企工作了5年。2008年12月，内蒙古招考公务员，其中有警察职位，从小就想当警察的郭延军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以笔试、面试第一的成绩被录取。今年4月，经过培训，他正式成为和林格尔县的警察，主要做痕迹鉴定方面的技术工作。郭延军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紧接着，我们在和托(和林格尔县到托克托县)公路西发现3件可疑的衣物，从北向南相隔20米。第一件是蓝色的工服，有铁路的扣子。往南半米，有一根黑色的火腿肠，天津双和盛公司生产，生产日期是2009年9月20日。我们分析，天津距呼和浩特700公里，从呼市到和林格尔县有50多公里的路程，按正常物流速度到小卖部需要7〜10天，再搁上几天到卖出，正好赶上案发时间。衣服没有过多灰尘，说明刚扔不久。于是，我们一边让二监派人来确认衣服，一边请求公安厅的技术支援。监狱方虽不能确认衣服，但确认逃犯中有一人穿的是足球鞋。”

　　公安厅的专家很快赶来，提取了衣服和香肠上的指纹，回去做鉴定。而郭延军和同事苏浩宇则留在原地照相，提取足迹。“我们打了6个足迹模型，确认是4种脚印。”

　　颜炳强说，这中间经历了一个“是—不是—是”的过程。“开始觉得是，但是看上去又不像，衣服大小不合适，而且19日内蒙古开始降温，晚上最低温度达到零下四五摄氏度，为什么会把棉袄扔了呢？直到20日一早DNA结果出来，我们才确定是逃犯的足迹。”

　　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是台几村已经成为和林格尔县公安局重点监控的区域。张玉岭一边让副局长于国富调整堵卡点，在台几村周边设卡，一边组织警力赶往台几村。

　　“我在台几村周边重新布了6个点，和林格尔县北接呼市，南接山西的清水河县，西连托克托县，西南连着土默特左旗，东北接凉城县，我们就在这6个方位设点，这几个卡点离台几村不会太远。因为我们推算了一下，4点55分要水，8点报警，这个时间段步行大概能走多远，然后以台几为圆点，以这个距离为半径布点。每个点8〜10人，剩下的人根据逃犯足迹走向进行搜捕。”于国富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

　　到达现场后，张玉岭发现地形很复杂：“有沟，有山，有岭，有窑洞。单凭和林的警力不够，因此9点左右我给颜局长打电话请求警力支援。这时，我接到赵黎平厅长电话，指示我们：和林格尔这个区域是重中之重，要力争在和林格尔境内抓捕逃犯，如果抓住了立功受奖，抓不住要倒查追究责任。”

　　中午12点左右，颜炳强带着大部队赶到。“当时调动警力2000多人，警犬20多条。省公安厅表示，只要需要，可调用能低空飞行的物探飞机。起初我有些犹豫，飞机能飞多高，能办多少事？这都不清楚。但是一旦调用飞机，动静闹得越大，最后没战果怎么办？后来一想，动用飞机，能将我们的水平视角放大到立体视角，对搜捕逃犯有利。最后还是同意了。”颜炳强说，原计划是台几村围不住，就围堵南面。但是，当天搜得很细，以台几村为圆点，方圆15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被呼市、和林格尔县公安以及内蒙古武警总队和当地老百姓团团围住，搜了10个小时，这坚定了颜炳强在当地发现逃犯的信心。

　　晚上20点多，天已经快黑透了。“我说不能再搜了，敌暗我明，地形复杂，太危险。等明天再说。”在颜炳强的指挥下，大部队撤回各自的据点，采取内紧外松政策。“还在这个范围内，堵卡的不能撤，继续。当地派出所派出20多人的先遣队在台几村蹲守。4个人需要吃的喝的，不可能24小时都藏着。再让几名干警扮成出租车司机，开着车在附近‘钓鱼’。”19日晚上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召开会议，成立“10•17”指挥部。赵黎平厅长任总指挥，呼市公安局为前线指挥所，颜炳强为呼市总指挥。要求第二天集中所有县市公安局长开会部署追捕任务。

　　张玉岭说，根据突审记录，19日那天之所以没搜捕到人，是因为警车开到台几村的时候，被隐藏在附近的4名逃犯看到，他们躲进了一个深洞里。和林格尔县的洞很多，有的往里深达10〜20米，所以没有被发现。

　　10月20日：最后的追捕

　　20日早上8点10分，张玉岭收到指挥部发现逃犯的信息时，正在赶往呼市开会的路上。这之前，副局长侯天胜、纪委书记徐海龙到县指挥部了解情况，正好接到台几村村民的报警电话。

　　“我，办公室李主任，还有个叫许永春的干警一个车首先出发。8点20到现场，马上拿着通告去问村民，回答说就是这4个人，当时两个人在小卖部里买东西，外面还站着两人。现在他们钻进小卖部旁边的沟里头去了。”徐海龙告诉本刊，锁车的时候，侯局长领着第二组人来了。“我和侯局长在坡上，其他人在坡下往上搜。小卖部南边靠村南站着几个人，他们告诉我，4个人已经翻过这个山去了。我连忙给李主任打电话，要他们徒步上山。”

　　熟悉地形的侯天胜拉了4个刑警，准备从山那边绕过去。徐海龙带着其他人则从台几村向西，经南窑子村插到台几村山后面。6个人会合后分成两组，徐海龙领着郭湘桂向山上走，占领制高点。侯局长和另外的人在沟里守着。

　　“到了山上大概9点多，我发现4个人在前面成竖一字形往西南方向走，有一个人还提了个红色手提袋。我马上蹲下给侯局打电话。侯局向这边瞭望也发现了4人。这时，他们也发现我们了，开始掉头向西往山下跑。”

　　就在4个人快进南窑子村时，有一辆三轮车开过来，4人加快了速度。徐海龙说他心想，坏了，“我对郭湘桂说，他们要挟持三轮车了”。话音未落，4个人已经把三轮车上的一男一女赶下了车，然后掉头向和托公路跑，途中劫持了一名出来收割庄稼的农妇。

　　这时，侯天胜乘坐的警车追了上来。“一开始离得远，后来保持20米的距离。我没枪，因为担心逃犯有过激行为，我们让老乡拿着镰刀。”郭延军告诉本刊，当时车上有4个人，云哈图开车，副驾驶坐着侯天胜副局长，负责和指挥部保持联络，他坐在左后方，负责拍照，右后方坐着老乡，负责指路，中间夹着苏浩宇。此时，苏浩宇能清晰地看到三轮车上的4名逃犯的面容，苏浩宇说，自己居然有点紧张。

　　农用三轮车上了路口后左拐，这时，和林格尔县公安局政委陈青华的车迎面开过来，郭延军从车窗探出头高喊：“就是这辆车！”与此同时，侯天胜在给身在呼市公安局会议室的颜炳强现场报告情况，“发现4人，抢了三轮车，迎面看到”。颜炳强头一天指挥大部队就在这条公路上，他深知，公路上车会越来越多，如果不能迅速堵截住往托县逃跑的逃犯，容易出问题。此时，错过三轮车的陈青华的车掉头赶了上来，与三轮车头并头行驶，“陈青华在电话里请示我怎么处理，我告诉他，看见后，鸣枪，如果不行，想办法撞他”。很短的时间里，陈青华告诉本刊，他在心里迅速盘算了一下：“人质在车上，从正面撞，容易撞伤人质，从侧面撞，怎么能让逃犯就范？”

　　“有五六秒的时间，我电话那头没声音了。会议室里几位副局长都看着我，我的心都揪紧了，以为陈青华负伤了。大概过了十几秒，又恢复了通话，那边气喘吁吁，跑上了。‘颜局，正追呢，还有一二百米。之后，就听到翻车的声音。”颜炳强说。

　　被警车别了一下，三轮车摇摇晃晃开到丁字路口向右拐，哗就翻了下去。郭延军说他第一个跳下车，想先救人质：“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人质死了，行动就没有意义。只有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才是一场完美的行动。正好穿运动服的李洪斌已经从前挡风玻璃的破口处钻了出来，他左手揪着人质的头发，右手的镰刀往人质脖子上割。我一把抢下镰刀，人质已经吓得瘫软在地上了，我给了李洪斌一脚，他想站起来反抗，我又踢了他一脚。这时苏浩宇过来将人质接走。此时，高博跑了过来，一刀刺向我的右脖子，就看到什么东西亮了一下，我用右手挡了一下，他接着往我身上刺，被我拿手挡了回去。他直接将我扑倒在地上，往我腿上刺了一刀，我用右脚踢了他一下。他跑的时候，我想站起来追，但是使不上劲。最开始没感觉到疼，只是发现裤子湿了，等往那一站，才知道疼。然后，我听到枪响。”

　　陈青华开着车追着乔海强到乡政府，此时，武警已经过来了。“乔海强跑到四楼，打碎窗玻璃，站在窗户上又是割脉，又是抹脖子要自杀，又下不了手。武警一鸣枪示警，乔海强就从四楼跳了。”

　　这时，徐海龙也已经赶到。“有一个朝翻车的西北方向跑了，都跑出了3里地了。刑警队的车已经追上去了，又去了两车武警围堵。我们上了政委的车，绕过公路，追到玉米地里。这个逃犯是董佳继，跑得最远的，被围堵在玉米地的小树林里。他站在树下，撩起衣服，拿起刀摆出要捅肚子的样子，又下不了手。我们冲他喊，‘放下武器，立马投降’。他举手投降，一只手上还拿着自制的三角刀。我让他丢下刀，武警一拥而上，迅速制服了他。我上去搜他身，他身上没其他东西，那把磨成三角形的刀，一头用胶带纸缠着。给他戴手铐时，他嘴里还嘟囔着，‘轻点，轻点’。”

　　于国富说，被抓捕的3名逃犯嘴巴都烂了，满面尘土色。他总结是“心火太盛”。徐海龙的解释更形象：“他们的心情跟我们差不多。他们是急于跑，我们是急于抓。他们和我们一样，吃不香，睡不好。但是他们有一样和我们不同，他们心虚啊！”

　　至今回忆起当时的一幕，苏浩宇还觉得不可思议。“那场面就一个字——乱！说起来很多细节，其实时间持续很短。翻车是9点20分左右，9点40分战斗已经结束。我脑子里全是一个一个连不起来的片段。”20日晚上，在呼市医院为郭延军陪床的苏浩宇在沙发上睡了3天来的第一个好觉。“早上起来的时候，护士跟我说，郭延军疼了一夜，你倒好，给人家陪床，睡得比谁都香。”闹得苏浩宇很不好意思。

　　民力无穷

　　“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次战斗不可能在24小时内成功完结。”10月23日18点，内蒙古公安厅副厅长、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局长颜炳强在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一再强调：“警力有限，民力无穷。”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在什么时间知道发生了越狱事件？当时了解到的信息有哪些？

　　颜炳强：17日是周六，我在家。下午15点半，我接到武警负责看守监狱的支队领导打来的电话。实际从程序上说，应该是监狱方先报告110。从事件发生到向我报告这中间拖延了半个小时时间，监狱方勘察现场，在周围搜捕可能耽误了点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你做了哪些安排？

　　颜炳强：从家里往公安局赶的路上，我一路就在考虑怎么部署追捕。然后我做了几件事：一是给值班副局长打电话，通知所有局里负责人来开会；二是给出城口的公安分局领导打电话，立即封锁出城口，按照预案，封堵城市和郊县47个卡点，1小时内布防完毕。同时通知交警支队，注意异常情况，尤其是观察出租车。然后将相关情况报告公安厅和市领导，请求支持。当时我们还没拿到逃犯的照片，但我们仍然要求各公安分局组织警员，社区综治人员对辖区内可能容留越狱人员藏匿的旅店、歌厅、网吧等地实行地毯式排查。其次，通知派出所对银行、运钞车、党政机关等重要场所的安全问题进行检查。第三通过交通台向全部出租车司机实情披露通报事件真相，要求司机提高警惕。三是监控网上反映，对4名逃犯相关通讯方式进行技术监控。四是调集14点30分后市区发生的110报警记录，看是否有相关警情，能联络起来判断逃犯的方位。这些措施采取完后，市领导已通知各旗县领导开始市民防范工作。当天晚上21点左右，逃犯的照片和资料才凑齐。当晚，内蒙古电视台卫星频道和呼市交通台播出了协查信息。让媒体介入，目的是打破封闭情况，让市民提高警惕、防范。再加上武警在呼市周围布了100多个卡点，形成联防，每个设卡点上面会有6到12名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联手进行布控和排查。每个人分工也不一样，有人负责拦截车辆，有人专门负责对比这些乘客的体貌特征和4名逃犯的具体的资料，有人负责狙击。

　　三联生活周刊：在4名囚犯越狱67个小时后就成功追捕到全部犯人，除一名警察受伤，基本上没有对人民群众和公共财产造成损失，应该说这次追捕是很成功的。据说，这得益于呼市从去年开始的风暴行动，你能否详细讲述一下？

　　颜炳强：呼市北方冬季是犯罪高发期，这时候打工者陆续返回家乡，临近春节，犯罪特点以侵财为主。根据呼市治安规律，为了遏制这种态势，我们在全市范围组织部署冬季风暴行动。从去年12月15日到今年春节，初十后又继续，共计3个月的时间组织了12次冬季风暴统一行动。这个活动以公安武警为主力，以综治委员会(市长为综治主任，政法委书记协调指挥)为平台，以群众、社会组织(小区物业、学校保安、单位保卫科等值守人员)为支撑三结合的社会管控群体。全呼市有5000警力，能进入社区清查的就2000人，警力有限，要充分发挥主力作用，应该意识到民力无穷。但是民力是需要组织安排的，没有政府号令，综治工作难以衔接。现在既有政府，又有民力，加上公安武警强力支持，上下流通，力量加强。现在每次行动，都有地方政法委书记、街道组织参加。这次在和林格尔县形成2000人的大围捕，加上600多人的武警，能在短时间及时组织调动起来，就源于冬季风暴的基础。因为实施冬季风暴行动，社会治安案件低发，深得老百姓好评。但是冬季风暴实施过程是有期限的，然后就有老百姓提出，冬季风暴总要过去，会不会有反弹？我觉得冬季风暴把警察推到了第一线，体现了市民对社会治安的责任感。比如，去年把巡逻任务交给了派出所，派出所现在晚上就不会关门睡觉了。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把冬季风暴变成四季风暴。但是，四季风暴，比如春季风暴、秋季风暴不好听，就改成四色风暴。

　　三联生活周刊：那这四色风暴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颜炳强：红色风暴是最高等级的全市统一行动，市政法委书记亲自指挥，我也亲自参加，清查范围大。一般是在社会治安问题有明显反弹后用，平均40天一次。这一等级的行动体态大，指挥起来可能不太灵活，但声势大，能起到震慑作用。橙色风暴由各区分局、各旗县层面组织，根据管区内情况特点来安排。也与当地政法委、综治办、群众相结合，密度加大，半个月动一次。蓝色风暴是派出所组织与管区居委会搞的小范围行动，由派出所灵活组织。最后是绿色风暴，分行业组织。比如网监支队整治网吧，缉毒警察的禁毒行动，治安警察和治安大队一起行动，清查小旅店，大家比着干，效果很好。风暴过后，还要清理。就好比一个院子，风刮过之后，会有落叶，风暴过后再打扫完落叶，院子就干净了。这次“10•17”事件，如果没有四色风暴行动形成的“大部队，说走就走”，很难在短时间远距离内调动起这么多警种统一行动。今后，我们还要与武警密切配合，形成一个有力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