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廖沙 我的爷爷是刘少奇

　　刘少奇家族到了阿廖沙这一代，父母和子女才第一次有这么多机会共处。从孩子出生到求学、定居异国，他们都在一起。他爷爷没有做到，他父亲也没有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广州

　　俄罗斯人阿廖沙广州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老式画像、一张江西地图。

　　房间中央的画像上，已故中国领导人刘少奇严肃地注视着我们。而在江西地图上，“安源”被一颗绿色图钉标出来，很打眼。

　　刘少奇是阿廖沙的祖父，安源是其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根据地。阿廖沙的父亲刘允斌就出生在安源，他给儿子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刘维宁。

　　刘安东，阿廖沙的儿子，一个很壮实的俄罗斯小伙子，正在电脑前写一封俄文的电子邮件，键盘上贴了一些俄语字母。“俄语有33个字母，没办法。”刘安东中文说得不如他父亲流利。老实说，刘维宁先生的汉语也不怎么样。

　　一位性感的俄罗斯姑娘早就引起了摄影记者的注意。她是阿廖沙的女儿刘丽达，在中国某电视台工作。

　　我们的到来打破了这个家庭宁静的假期。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儿媳正一起用俄语轻快地聊着什么，母亲冬妮娅爽朗的大笑冲破了广州闷热的天气。

　　刘少奇家族到了阿廖沙这一代，父母和子女才第一次有这么多机会共处，从孩子出生到求学、定居异国，他们都在一起。

　　他爷爷没有做到，他父亲也没有。

　　安源

　　1922年，长沙城，20岁的何宝珍结识了一对年轻的夫妻，妻子叫杨开慧，丈夫叫毛泽东。

　　她一定很高兴认识了他们，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共产主义。作为那个时代的叛逆女性，何宝珍刚刚被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开除，开始了在自修大学的学习。毛泽东时常介绍一些进步书刊给她，还把她的名字改成了“葆贞”。

　　这年秋天，一位身材高大、言语不多的年轻人来参加中共湘潭区委会议，他就是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的刘少奇。

　　杨开慧觉得同为革命者的何葆贞很适合去安源工作，把她介绍给了刘。

　　第二年，何葆贞从自修大学结业，来到了安源。

　　安源在江西萍乡市，当时已是江南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工人运动及工农红军发祥地之一。

　　何葆贞和刘少奇在这里结婚，在这里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刘允斌。

　　刘和毛一样，第一位妻子是传统的乡下姑娘，第二位妻子是热情的革命者。

　　没满一岁，刘允斌就被送回湖南老家。再见到父亲时，已是13岁的少年了。

　　何葆贞与杨开慧有着相似的经历。她们深爱自己的丈夫，却因红色革命的需要被迫与丈夫分离，都为了信仰牺牲在国民党的牢房里，都给丈夫生了3个孩子，孩子们无一例外地流落异乡，最后又都到了延安，也都去了莫斯科。

　　她们不会想到自己的丈夫日后将改变这个国家，甚至改变彼此的命运。

　　莫斯科

　　1957年，莫斯科，32岁的刘允斌面临人生前所未有的选择。

　　父亲写信要他回中国：“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

　　他已经在莫斯科大学核物理专业拿到副博士学位，在研究所上班，领导和同事都很欣赏他。太太是同学，育有一儿一女。对比中国的生活，莫斯科的一切如此美好。

　　他选择了回国，留下了苏联太太玛拉、女儿索尼娅、儿子阿廖沙，还有18年的留苏生活。他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比在祖国还久，他的俄语比汉语还好。

　　1939年，周恩来骑马受伤，被送往莫斯科治疗。同机的还有一大批高干子女和烈士遗孤。此后，一大批中共子弟被陆续送往莫斯科：毛泽东的3个子女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刘少奇的3个子女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林伯渠的女儿林莉，林彪的女儿林小林，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都在其中。

　　刘允斌和妹妹刘爱琴一起进入了著名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全世界共产党领袖的子女都在这里接受教育。

　　之后，他先是考上了莫斯科钢铁学院，随后转学到莫斯科大学核物理系。阿廖沙说冶金在当时是一门保密的学问，苏联不允许外国人学。

　　他娶了同学玛拉，儿媳冬妮娅形容婆婆说，“褐色的头发、腿很长，是个大美女，就像电影女主角。”

　　1950年，刘少奇和王光美在中南海见到了他们，破例举办家宴。

　　刘允斌的一位同事曾到过他在莫斯科的家，回忆了刘允斌岳母对女婿的评价——“苏联男人实在没有中国男人好，在家里就像是沙皇，一到家，脱了外套就窝在沙发里抽烟看报，一点也不体恤家人，不管别人怎么忙，就是不肯帮一下。有时还要酗酒打架，不像允斌·克里姆(刘允斌俄文名字)，回到家什么家务活都抢着干，还不喝酒，从来没有骂过、打过玛拉。”

　　回到中国后，刘允斌被分配到二机部工作，并进入国家最核心的军工部门，研发原子弹、氢弹。

　　借到苏联出差的机会，他曾见过几次妻儿，玛拉也来过中国。

　　出生在鞑靼斯坦的玛拉很难适应中国的生活，丈夫工作很忙，周围人和他言语不通，刘少奇也只偶尔用生硬的俄语说两句。

　　阿廖沙说，1959年，他母亲最后一次到中国，尽管此时中苏还保持着传统友谊，但敏感的玛拉已感觉到一些微妙变化。她和丈夫商量不来中国了，孩子也留在苏联。

　　直到今天，阿廖沙都觉得母亲的决定是正确的，他知道亲人们后来的遭遇。

　　分离

　　几本泛黄的中国画册。

　　这是爸爸从中国带给他的礼物，介绍了龙、钟等中国文化的符号和器物，中文旁边，爸爸用俄语做了注释。

　　阿廖沙说，在母亲的回忆里，父亲是很温柔的人，在街上被人撞了，都会主动说对不起，而且非常聪明，成绩好。

　　玛拉回到莫斯科后没多久就和丈夫离婚了。刘允斌曾对刘少奇机要秘书说：“我爱我的妻子，但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来不可，但玛拉不来，所以两人过着分居生活，我愧对玛拉母子。”

　　1960年，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庆典。

　　这是阿廖沙第一次见到祖父。他回忆说，爷爷的车队有很多大轿车，爷爷带来了小礼物以及糖果，还带他上了轿车。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祖父。父亲和祖父的形象，在他脑海里早已模糊。

　　没有父亲的日子，母亲独自带着他和姐姐。玛拉会给他们讲述自己在中国的日子，那些异国的风景，还有那些和大人物的合影。

　　在母亲的描述中，中国是美丽而遥远的地方。

　　万里之外的父亲给母亲写信，告诉他们在中国的生活。这些信件，阿廖沙至今还保存在俄罗斯的家中。

　　中苏关系越闹越僵，父亲的信越来越少，终于再也收不到了。

　　为减少麻烦，玛拉让儿子和女儿改用自己的姓氏。

　　阿廖沙考上了著名的莫斯科航空学院，他的叔叔刘允若和儿子刘安东，也曾先后在这里就读。

　　毕业之后他到了苏联国家航天指挥中心工作：“航天员在太空执行任务，而我就是在地面跟他们通话、指挥的人。”

　　阿廖沙获得了军衔，后来又在捷尔任斯基军事学院进修，退伍时是中校。

　　他姐姐索尼娅从医学院毕业后，又在高尔基文学院拿了学位，写过一些怀念父亲的诗歌。她不像弟弟这么幸运，被克格勃盯上了。阿廖沙回忆说，总有一个穿得很正式的中年男人跟着他，有时候索尼娅受不了，上去争吵，得到的答复是，“我可以走，但还是会有别人跟着你。”

　　克格勃还动员索尼娅加入，阿廖沙猜测他们可能想让姐姐去做中国的情报工作。

　　索尼娅在苏联解体前移居美国，嫁给了一位俄裔美国人。

　　阿廖沙说，要不是自己填写表格时把父亲这一栏空着，很可能和姐姐一样被监视：“我也奇怪，我从来不写父亲。按理说他们应该掌握我的情况。我和别人这么说，可从来没有人相信。我想他们是忘记了。”

　　按照阿廖沙的说法，他能在苏联航天部门(而且是保密部门)工作这么久，通过历次政审，完全是因为运气好。

　　到了赫鲁晓夫时代，中苏关系开始全面恶化，但阿廖沙对赫鲁晓夫还有着不错的评价：

　　“赫鲁晓夫上台时是我们的解冻年代，以前是在恐惧中生活，解冻后就没有那么怕了，以前有‘铁幕’嘛。也许性格或环境让他的一些举动尤其是外交上非常失败。而勃列日涅夫时代完全是停滞阶段，什么都没做，还打了阿富汗战争，都是坏事。”

　　阿廖沙在航天指挥中心干得很不错，得过多次国家奖章，还加入了苏共，最后以中校、高级工程师的身份担任了一个地面控制站的副手。

　　他的太太冬妮娅是药剂师，在红色苏联时代，他们的生活相当不错，受人尊重。

　　重逢

　　而在中国，阿廖沙的亲人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1966年，“文革”爆发，刘少奇作为党内头号“走资派”被打倒，惨死在河南开封。去世前他丧失了语言能力，胡子、头发一尺多长，临死前，生日那天，被宣布为“工贼、叛徒”，“永远开除出党”。

　　刘允斌作为原子弹专家，在遥远的包头组建了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第三研究室并担任主任，负责新型热核材料的研制工作。

　　他组建了新的家庭，“文革”来袭时，因为父亲和曾在苏联求学的经历，被造反派批斗。这一切让骄傲的刘允斌无法忍受。1967年11月21日，人们在包头郊外的铁轨上发现了他。

　　“文革”期间苏联《真理报》曾刊登一篇豆腐块文章，说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去世，但玛拉和阿廖沙不肯相信。

　　阿廖沙说，他们总是相信中苏关系会好起来，爸爸会回来。

　　他没有等到父亲，等来了姑姑刘爱琴。

　　1992年，经多方打听，刘爱琴找到了玛拉母子。

　　此时俄罗斯正在转型的阵痛中，用阿廖沙的话说，“没有钱，没有新衣服，没有新房子，生活很不好。”

　　航天业曾是苏联的骄傲，也是冷战时期和美国人叫板的重要砝码。但军官、高级工程师阿廖沙的工资没有涨，而且数月未发。在飞速上涨的物价面前，他们迅速陷入了困顿。

　　姑姑刘爱琴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方向，但受保密条令的限制，阿廖沙无法来中国。

　　母亲玛拉和当年的好朋友刘爱琴先回了中国。这一次她待了几个月，去了北京、上海和珠三角。中国的巨大变化经常让她忍不住打国际长途给儿子，告诉他这里发生了什么。

　　冬妮娅说，当时婆婆的身体很不好，在中国出过一点事，如果在俄罗斯，很可能就去世了，但她在中国享受了极好的医疗待遇。她对这一点赞不绝口。

　　“文革”已过去多年，刘少奇的儿女们也开始在军队、科研、商业等领域崭露才华，俄罗斯大嫂来华受到礼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广州

　　1998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中国政府给阿廖沙寄来了邀请函，他第一次向组织说明自己的身份。

　　组织震惊了。他接受了一轮又一轮审查，最后获批准时，已经过了诞辰纪念日。

　　第二年他申请提前退伍，为的是早日来到中国。

　　2000年，他夫人冬妮娅先来了，刘氏家族在王光美召集下，举行了盛大的家庭聚会。

　　2003年，阿廖沙终于拿到护照，在中国大使馆办理签证时，他第一次主动向父亲的祖国说明自己的身份。

　　在北京他见到了一大批亲戚，王光美专门开了一个30多人的大聚会欢迎他。

　　在王光美的帮助下，他顺利拿到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这名前苏联宇航专家开始了他全新的人生。他在广州开办了一家外贸中介公司，主要为俄罗斯客商提供珠三角生产企业的信息，把“中国制造”介绍到俄罗斯去。他喜欢上了这个温暖的南方城市，北京和莫斯科太像，这里则完全相反。

　　因为经济危机，现在在广州做生意有点难，不过比起在俄罗斯好太多了：“这里算很好了，我们很满意。”

　　对于爷爷，他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虽然在普通的家庭出生。我参观刘少奇博物馆，看了很多资料，了解了长征的历史。我爷爷组织了安源大罢工，那里也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最艰难的地方，刘少奇都去了。很多艰难的工作，他都接受了。他是很谦逊的人，真的是为人民服务。”

　　对于毛泽东，他也有自己的判断：“毛泽东是伟大的，中国人不像赫鲁晓夫，上台就把斯大林打下去，勃列日涅夫上台就把赫鲁晓夫打下去。中国人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他的画像还挂在那里。他有不好的地方，但历史不可以逆转。他打败日本、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都是很了不起的功绩。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民族众多，很不容易。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周恩来也都是天才。爷爷和父亲的遭遇这样悲惨，我当然非常难过动。但是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而且是作为普通士兵牺牲在一线，很伟大。他认为为共产主义奋斗比生命更重要。”

　　回答这些问题时他的手臂在挥舞，手表上有个刘少奇头像，阿廖沙说这是刘少奇博物馆送的，他要永远戴着。

　　记者有点唐突地问了个问题：作为操控人员，你的卫星监视过中国哪些地方？

　　他用手比划了一个圆圈：卫星是这么转的，什么地方都会拍到。

　　中国当然也在其中。

　　在那个年代，他的祖国和父辈的祖国曾如此接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