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每隔一周的周四，他会赶十几里山路，去坐老谢的船进城。与周文芬不同的是，他是“血头”，老谢不会收他的路费，他能多挣4块钱。

　　“生意还不错，来抽血的人挺多”

　　在距离终点约15分钟航程时，船抛锚了。

　　柴油机发生了故障。船开始在河面起伏漂流，乘客一阵骚动，经过近5分钟抢修，船得以前行。

　　尚未开出10米，机器再次熄火。幸运的是，风是吹向近河岸的，在颠簸漂流了更长一段距离后，船终于靠岸。

　　与此同时，河对岸县城的上空，飞起片片烟花，这让这一次抛锚，变得不再那么沉闷。绚丽的烟花在阴沉沉的天空里，整整响了五六分钟。

　　烟花过后，船重新启程。老谢从船头的乘客开始，挨个收路费。卖菜的农民们，抱怨他耽误了他们做生意的最佳时机；“搞那个的”人们，则大多默不作声。

　　船一靠站，所有的人便以最快的速度冲出船舱，周文芬她们也被裹挟在这条匆忙的队伍中。沿江的公路上，他们也成了脚步最匆匆的一队人。靠近血浆站大门时，他们几乎都跑了起来，以便排到一个靠前的号。

　　他们注定是追不回被船耽误的那一个小时了。

　　周文芬走进候采厅时，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是“1－220号准备交卡”，她们以前看到的是“1－120号准备交卡”。刘开连排在313号，周文芬虽然是304号，但她最近几次没来，需要先做体检。

　　她坐着等待体检结果的位置，一周之前，是一个老家在城郊农村的女人坐在那里等待体检结果。男人在城里做小生意，这个女人在家带孩子，这是她第一次来。孩子开学上小学二年级，每月要交150元早餐费。听说卖一次血浆有160多块钱，她早上8点就来做了体检。

　　“你知道抽血痛不痛？”隔一会儿，她就会怯生生地向身边不同的人问一遍。

　　血浆站大楼门口，挂着“郧县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和“郧县食品药品监督局”的牌子。牌子下面，一群人大都席地而坐，或闲聊着家长里短，或玩纸牌游戏“斗地主”，或伸着脑袋围观，还有人舔着价格在两毛到五毛不等的绿色棒棒糖，以便获取糖分补充能量。他们都是刚刚采完血浆的农民。

　　不少人是带着年幼的孩子进城的。孩子们或拿着棒棒糖，或吃着一元一袋的锅巴。血浆站大楼下依次开着11家小店，其中9家卖副食和百货。

　　“生意还不错，来抽血的人挺多。”在离大楼门口最远的一家店里，店老板说。

　　5毛钱的冰雪牌绿豆冰棒，一袋装两根。不少父母喜欢买，一根给孩子，一根自己吃。不过，抽完血后，他们才能吃，因为血头早已交代过，“抽血之前，不能吃豆类食品”。

　　吃完这根冰棒，差不多就到血浆站的班车送他们回乡下的时间了。为了赶上班车，这些大人和孩子，凌晨4点就得起床。

　　但这班车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坐。来自城郊农村的一个黄衣女人，是自己骑摩托车来的，班车不经过她家。这个排在131号的女人，一边逗儿子，一边等候工作人员喊自己的名字。

　　在她身后，是大柳乡的一个“血头”。他夹着黑色公文包，大声向一个同乡男子交代注意事项。“抽血前，肉不能吃，黄豆、绿豆也不能吃，还有你老婆炒的花生米也不能吃。”最后，“血头”嘱咐男子抽完血后，不要在城里乱跑，以免误了班车。

　　而楼下，抽完血的人们，正提着大大小小的袋子等班车。有买了鱼和喷雾器的男人，也有买了一塑料袋苹果、一个铝合金盆或几袋盐的女人。

　　不过，周文芬并不羡慕这些有免费班车可坐的人。因为坐班车的人，血浆站不给发路费；坐船的人，则可以领到路费8元，而老谢只收4元。这样，同样一袋血浆，周文芬可以比那些坐班车的人多赚4块钱。

　　赚钱的过程，还是和往常一样，针头刺进血管时，周文芬便有些发晕。当袋子被血浆充满，机器停止运转时，她几乎晕厥。

　　那168元钱，是刘开连代她领的。然后，她被刘开连和桂芳搀扶到二楼食堂。她们把那根黄瓜分着吃了。等她们拿着采血浆的小票，免费在食堂里喝了点粥，吃了点馒头后，时间已是下午一点半。

　　“自己是女的，身体搞坏了就算了”

　　船将在两点返程。考虑到周文芬的身体状况，3个女人决定花5元钱坐出租车。

　　这对她们来说是一个“奢侈”的选择。对高从芬来说，更是“想都不敢想”。她第一次到血浆站，是跟老董顺着公路走到县城的，花费了4个多小时。

　　由于很少缺勤，老董曾被郧县血浆站组织参加“献血浆”宣传活动。2007年“世界献血日”，恰逢郧县血浆站建站10周年，县里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活动。

　　血浆站组织供血浆者排练小品，告诉人们“抽血对身体没影响”，还发给每人一件T恤衫，上面印着“我献浆，我健康”。老董的任务，是打着“献浆光荣”的标语，喊着口号，跟随队伍在街道上游行。

　　“丢人，哪是光荣！”高从芬说。她怕别人笑话自己“日子过不下去了，才去卖血”，曾试图洗掉T恤衫背后那六个字。

　　结果证明，她纯属徒劳，那几个字至今依稀可见。这也让那件T恤衫从此长卧箱底，穿了那一天后，老董再也没穿过。

　　“说到底就是人家给你点钱，不算啥子光荣不光荣。”老董对妻子的说法，并不完全赞同。他家原本在村里还算不错，因为孩子上学，反倒“成了最穷的”。

　　更何况，他们眼下正需要钱盖新房子。老房子已弱不禁风，高从芬常常用卫生纸塞住耳朵睡觉，夜里刮风时，她听着害怕。有一次，大风过后，娘家弟弟打来电话一直没人接。他担心姐姐家房子被风吹塌，第二天专程前去查看，发现没人在家。

　　高从芬回家后，发现弟弟在门上用黑炭写下“三姐，你不要抽血了”。

　　“不让抽血了，你供我们娃子读书啊？”当天晚上，给弟弟打电话时，高从芬开口就是这句话。

　　尽管献浆卡上的“献浆须知”第四条规定。妇女月经期暂不能供浆，但高从芬顾不上这些。挖地基借的两万块钱，他们得靠抽血慢慢还。

　　有时候，这个女人反倒会劝丈夫少去几次。在她看来，“家里面总得有人撑着”，“自己是女的，身体搞坏了就算了”。

　　周文芬也是这么劝丈夫老高的。她曾和老高一起到血浆站，最终她还是没让丈夫抽。2008年，周文芬抽血浆再加上老高种地，一共攒下了2000多块钱。她为自己和丈夫各买了一副850元的棺材，剩下的1000多块钱，她让儿子拿去给孙子治病。

　　她曾去医院找到医生。“我孙子如果用得上我的血，我给他输。”她告诉医生。

　　“医生说不行，配不上。”站在自家的麦秸堆前，这个乡下女人边说边抹眼泪。

　　在回家的船上，一旦发晕，她会找老谢要杯热水

　　从家到血站的这段航程，周文芬们已经很熟悉了。但对自己的血浆流出身体后的历程，周文芬们却所知甚少。

　　这天，从周文芬身上抽出的这袋血浆，会和其他69袋血浆一起，被放到零下50摄氏度的冷冻库里，大约半小时后，这些血浆就会冻成冰块。然后，它们会被运入零下30摄氏度的冷冻库，保存一个月，等待武汉过来的货车。

　　这些血浆被拉到武汉之后，每袋大约可以制成一支半的人血白蛋白，据说每支人血白蛋白的价格在600元左右。如此算来，一袋血浆最终创造出的金钱价值，大约850元。当然，或许只是个巧合，这与周文芳买的棺材同价。

　　但现在，周文芬只能带着168块钱，坐上这条回程的“血船”。

　　这天下午2点，坐在船舱里，周文芬呆呆地望着平静无比的江面。身后的黄色背包里，有一个空水杯。在血浆站，她用它来接开水。在回家的船上，一旦发晕，她会用它找老谢要杯热水。

　　对这些要开水喝的乘客，老谢有求必应。他知道，这些乘船的女人，把血浆留在城里后，还要坐他的船回到农村，等待下一次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