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做好打贸易大仗的准备”

　　——专访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

　　本刊记者 徐  瑗 发自北京

　　魏建国自1973年进入当时的外贸部工作以来，此后的20多年从未离开过外经贸口，2000年6月起他历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商务部副部长。2009年4月，魏建国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继续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出谋划策。日前，魏建国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广东和浙江在复苏过程中争抢第一

　　《南风窗》：除2001年外，2000年以来我国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均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而今年1~8月上述三项指标均为两位数的负增长，这也导致了近10年来净出口对于GDP首次产生了较大幅度的负贡献。您如何评价我国当前的外贸形势？

　　魏建国：目前出口大幅度地下降，而且是连续七八个月地下降，值得反思并重视，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要好好研究：第一，我国外贸依存度比较高，所以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首当其冲。第二，大家观点一致认为要调整结构，这一点我也非常同意，但是结构怎么调，这点有分歧，即现在要不要把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一刀切？在当前情况下，我认为加工贸易要保持一段时间。改革开放30年，外贸解决了1.2亿农民工的就业。目前加工贸易是解决就业的最优道路。只要中国劳动力资源仍然比较丰富，我们就可以运用这种比较优势，并争取把这种优势保持得更长久些。

　　与此同时，加工贸易要实现“两个转变”：从低端向高端转变，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变。这是我们当前要抓的，这样可以使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保持20~25年。我们要增加高附加值的、科技含量增高的加工贸易的出口额，引进新的研发机构和新的工业设计机构。只要我们政策得当，措施有力，我们完全可能成为高附加值的世界工厂。

　　对今年的外贸形势，我持乐观态度。最近有三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第一，今年以来，我国摩托车外销数量大减，但是电动车出口大幅度增加，这说明企业从金融危机中接受了深刻的教训，正在按照市场规律完成转型；第二，加工贸易里面进口降幅正在收窄，我在浙江和广东的调研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而进口意味着明天的出口。如果加工贸易中进口企稳回升的话，说明我们接的订单就多，这一点是很好的现象；第三，由于金融危机，很多国家把订单转向了新兴市场国家，像拉美、非洲和金砖四国。这些国家的恢复超过了欧美日韩，这也是很好的回暖迹象。

　　《南风窗》：您曾经预言，中国经济的复苏将率先从外贸开始，而外贸的复苏将首先从浙江开始。现在，你如何评价当时所作的判断？

　　魏建国：我还是坚持以前的判断，经济回暖率先从外贸开始，外贸复苏首先从一般贸易开始，而一般贸易浙江占大头，因此，从浙江复苏完全是可能的。8月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个判断，纺织、服装、鞋类、家具、箱包、灯具、玩具这些商品，出口单价基本没有下降，价格没有下降说明市场有需求，浙江正是以这块为主体。我到了浙江发现，民营企业家信心很足，我接触了飞跃集团的邱继宝、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的周大虎、正泰集团的南存辉、万向集团的鲁冠球等企业家，他们信心都很足。

　　《南风窗》：珠三角的情况呢？

　　魏建国：如果前段时间我说浙江会率先复苏，现在我可以讲，广东和浙江正在你追我赶，在复苏的过程中争抢第一。广东的外贸急起直追，后来居上，1~8月出口同比降幅收窄为17.8%，好于浙江(下降19.3%)。这跟广东实施的中小企业政策以及产品结构调整有关。从企业家信心指数来看，前段时间浙江企业家气势冲天，现在广东企业家的信心指数也上来了。现在，我对江苏和上海不是很看好，这是江苏和上海的出口产业结构所导致的，以加工贸易产品为主，以IT行业为主，缺乏灵活的民营企业。 

　　《南风窗》：广东由于订单回升，已经出现缺工现象，您认为这种回升是可持续的还是只是由于节日消费因素而出现的短期恢复？

　　魏建国：不是短期恢复。从珠三角用工的情况看，东莞、顺德比深圳好，深圳又比广州好。从出口国和地区来看，东莞和深圳大部分是出口欧美，广州主要是出口港澳、日本，欧美当然也有。新订单主要来自欧美，欧美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增加带动了以欧美为主要出口市场的东莞、顺德、深圳、佛山等地日用消费品生产的恢复，这是广东外贸有所复苏的主要原因。只要欧美日用消费品消费稳定持续地上升，广东的外贸复苏就是可持续的。而且，虽然欧美国家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进口额都是下降的，但是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所占的份额却是逐月增加的。

　　《南风窗》：也就是说，危机阶段，中国出口商品在欧美市场的份额不降反升了？

　　魏建国：对，这是一个很乐观的现象。我们要注重“土豆效应”(经济危机时，消费者会舍弃高端奢侈品而转向中低端产品，导致对后者的需求上升) ，比如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人的短途旅游增加了，会带动旅游产品和摄影装备的消费；还有“口红效应”(经济危机时，口红虽非生活必需品，却兼具廉价和粉饰的作用，能给消费者带来心理慰藉，因此销量大增)，危机阶段化妆品的消费会增加，甚至包括葡萄酒的销量和电影院的票房收入也大为增加，欧美也呈现这个特点，所以我们可以加大动漫、文化产业的出口。

　　《南风窗》：广东和浙江在复苏过程中你追我赶，这两个省是外贸大省，这是否意味着全年外贸走势有望走出负增长？

　　魏建国：从1~8月的数据来看，外贸正在走向复苏。我认为全年外贸能够做到持平和略微增长。以长三角、珠三角订单特点来看，订单来得快、要得急、要的量是试探性的，这说明原有的库存用完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积极的信号。所以接下来9~12月是外贸复苏的最好时期。主要是四个原因：一、世界各国经销商的库存已经基本用完；二、明年或多或少会有新的订单；三、一些国家率先走出低谷，需求会恢复；四、我国外贸企业在服务水平和产品质量，尤其是抢占新兴市场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

　　外贸转内销并不能救大局

　　《南风窗》：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已采取了多项政策措施促进出口，包括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完善加工贸易政策，加强出口信用保险等，这些政策落实情况如何？您如何评价它们的实施效果？

　　魏建国：最大的问题是政策落实的速度不快，企业从政策出台到享受政策优惠的时间太长。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政策有了，但没有实施细则。如中小企业贷款问题，实施细则时隔很久才出台；二是有些部门的工作缺乏时效性。比如，退税政策怎么能够做到及时足额以及手续更为简便同时又要防止骗退税；三是政策的出台没有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多变，往往跟不上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会有企业抱怨，好政策来得迟了些。“政策来迟了，效果不明显”，这是我下去调研时听到较多的来自企业的声音。现在的客户都是24小时在订货的，应该成立一个类似对外贸易应急小组，统抓政策。

　　《南风窗》：下一步是否还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以促进出口？如有，政策空间主要在哪？

　　魏建国：还是要对外贸实施鼓励出口的政策，继续加大政策力度，有两点可以研究：一是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加大服务贸易出口。当前是我国承接世界服务外包产业转移的最好时机。我们在政策上要做好准备，这是下一步外贸改革的突破口。世界服务贸易接近4万多亿美元，中国只占约7%，服务外包仅占2.5%。2002年，印度是200亿美元，我们是5亿多美元。当时朱镕基同志希望我们两年内赶上印度。现在7年过去，我们离印度还很远。在这方面要大力发展，如果说加工贸易是解决农民工的就业，服务贸易就是解决大学生就业。

　　二是再加大一些优惠贷款，信用保险等各种优惠支持力度。应该对中小企业和加工贸易制订更好的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贷款政策和市场开拓的一些奖励办法，在WTO政策框架下，扩大整个出口市场的份额，抢占新兴市场份额，培育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后危机阶段，还有一个政策可以考虑启用，即中央财政能不能负担原本由地方财政负担的出口退税。我们有一条政策，凡是地方出口增量部分的出口退税中央财政负担92.5%，地方财政负担7.5%。我的建议是，地方不要负担7.5%了，由中央财政负担，以此政策支持出口。

　　《南风窗》：事实上，我国从2008年8月起已连续7次提高了一些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以鼓励出口，您对出口退税率怎么看？提高出口退税率会不会意味着牺牲内需补贴外销？

　　魏建国：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明确反对。因为按照国际惯例，一旦一个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出口的时候，就要去掉国内的税负部分，以最有竞争力的成本进入国际市场。我们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主要是根据产业政策的要求或者是为了让中国的产品在国际上更加具有竞争力，提高出口退税率是鼓励中国出口的最好的政策。

　　《南风窗》：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20%左右变为今年上半年的负贡献。外需的大规模收缩是否可以通过内需来弥补？您对外贸转内销的前景怎么看？

　　魏建国：当前外贸对GDP的贡献率确实比以前下滑了很多，但是在短期之内，外需的下滑不可能通过内需来弥补。外贸转内销只能是小量的，并不能够救大局，只能是针对一定的市场、一定档次，以及消费习惯相同的产品。比如，我们对欧美出口的大型号的衣服和鞋子等，就很难转内销，但对日韩出口的就可以。实际上，外贸转内销的比例占得太小。我们有1万多亿美元的出口，除非伤筋动骨把出口结构的设备、营销的思路都改变，否则很难转。

　　外贸还要继续发挥对GDP的贡献作用，这个贡献是不可或缺的，也是非常强有力的。因此，就必须把外贸的结构调整提上议事日程，外贸的进出口产品结构，外贸的高新技术、服务贸易、提高加工贸易的附加值等观念的转变和实施已经刻不容缓，否则外贸对GDP的贡献提不起来。

　　《南风窗》：也就是说，出口转内销不可能成为一种趋势，而只是当下应对危机的救急之举？

　　魏建国：权宜之计。内销市场由原有的厂商提供产品，为什么要挤掉这些国内厂商的份额呢？

　　《南风窗》：就“三架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说，投资占50%，消费是40%左右，外贸在今年之前占10%~20%。从长期来看，外贸应该占多高的比例是比较合理的？

　　魏建国：国际市场是个大市场，从总体来看，外贸占的比例可以适当变化，随着国际市场、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三架马车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排序应该是：国内消费35%~40%，投资30%~35%，外贸20%~25%(不包括服务贸易15%左右)，这样三架马车轮子的转速是均匀的，推动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我们要争取在未来的10~15年保持这种排序，而不是现在的投资第一、外贸第二、消费最后。

　　要做好打贸易大仗的准备

　　《南风窗》：前面更多的政策是用来应对当下的危机的，我们会不会过分注重短期政策而放弃了要改变外贸增长方式的中长期政策目标？从中长期来说，我们的政策着力点在哪里？

　　魏建国：确实，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将面临一场贸易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各国都在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实际做法却不是这样。从目前的情况看，不管是欧盟还是美国，对我们反倾销、反补贴案的数量和金额都在增加，案件的频率也在加快。更重要的是，使用的方式已经超越了世贸组织规则，启动了特保条款。这次轮胎特保案，美国带了一个很坏的头，起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效应。中国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做好长期准备。

　　在推出中长期政策的时候，首先要注意使各项政策符合WTO的贸易规则。我们即使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也要做好被人诬陷的准备。遇到像特保案这种情况，我们就应该当机立断、毫不客气。我很赞同商务部迅速就轮胎特保案作出贸易反制策略，对从美国进口的鸡肉和汽车启动反补贴审查程序。同时，我们也要培养一支队伍，对中长期政策及其实施进行审视。贸易战导火线一旦点燃，不是通过G20匹兹堡会议等协商机制就能解决的。一旦某国的领导人遇到国内团体的政治压力，肯定首先保位置。

　　《南风窗》：很高兴您作为原商务部官员有如此清醒的认识。确实，从数据上来看，我们所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不乐观。2008年，全球发起了208起反倾销调查，其中针对中国的就有73起，占35%；2009年上半年，共有17个国家对中国发起了“两反两保”及其他形式的调查，共67起，上升11%。以这次美国发起的轮胎特保案来说，这实际上是一起恶性事件，它已经超越了WTO所允许的规则，这样的事件未来很可能会不断出现，正如您所说，我们要面临一场贸易战。我们是否能有一套制度性的办法从容应对这样的贸易冲突？

　　魏建国：我想，有四项措施必须要采取：一、首先要讲清道理，要跟贸易摩擦国讲清中国是受害者，并不是事端的制造者和挑起者；二、要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要把国内企业的法律、数据以及国外的进口商、消费者甚至是同业公会都拉进来。因为现在很多产品不单是中国本土企业制造的，也是美国的同业公会在中国设立的工厂制造的；三、争取最好的结果。我们可以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也可以随着案件的进展灵活处理。比如说轮胎案，如果第一年税率不能改变，我们可以在改变第二年的税率上施压；四，要指出贸易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   

　　《南风窗》：您所说的四点不仅应用于美国轮胎特保案，也适用于其他的贸易摩擦案。您刚刚还提到，贸易战可能会打响。

　　魏建国：对，一定会。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贸易战会在两条战线打响：一个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像欧盟、美国；另一个就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做好可能腹背受敌、同时应对两条战线的准备。

　　《南风窗》： 讲的是全面的贸易战？

　　魏建国：就是说贸易保护主义会加剧，我们要做好打大仗、打硬仗、打长期仗的准备。

　　《南风窗》：也就是说贸易保护主义在一定时期之内，会越演越烈。在我看来，就美国轮胎特保案来说，中国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固然很好，但对于出口企业来讲耗时太长。我反而觉得迅速推出贸易反制策略更为直接和有效。

　　魏建国：你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态度和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