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海外寻矿记

　　《环球》杂志记者/王豫刚

　　《环球》杂志驻堪培拉记者/曹扬

　　《环球》杂志实习记者/张英

　　日照，一个位于山东半岛的海滨城市。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这里成了中国繁忙的铁矿石港口的一个缩影，在这里完全看不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反而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截止10月26日，2009年日照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51亿吨，同比增长22.9%，已经超过了2008年全年的数值。同样热闹的还有唐山港，其1至10月的吞吐量达到1.42亿吨，同比增长 53.39%。这两个港口都靠近钢铁工业重镇，是铁矿石吞吐大港。

　　这些铁矿石来源各异，有的来自巴西，有的来自非洲，还有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地的货源。繁忙的贸易链条背后，是一批批中国海外寻矿人的身影。他们或者代表国企、或者为本家的生意奔忙。异国他乡的生存不易，让他们品尝了多少酸甜苦辣。

　　几经周折，《环球》杂志采访了其中有代表性的找矿人，听他们讲述在不同地域、不同国家找矿的经历。

　　巴西：“日本人总是捷足先登”

　　作为一家大型中资矿产贸易公司在南美的业务负责人，于先生已经在巴西生活了5年。他曾经为了考察项目深入巴西北部亚马逊丛林深处的偏远乡村，也曾经在淡水河谷公司办公室门外于光天化日之下被歹徒持枪抢劫。谈到在巴西的日日夜夜，于先生说：“真的很不容易。”

　　于先生所在的公司20年前就来到南美，开始是从巴西进口钢材，后来向巴西出口焦炭，近几年开始承接矿山、冶金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和铁矿石进口贸易。

　　尽管公司身处世界最主要铁矿石产区之一的巴西，在黑色金属流通贸易领域经验也相当丰富，但于先生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他们的公司在巴西并没有投资矿山。即便是在铁矿石贸易最为火爆的2007年，也只是从巴西国内规模相对较小的几家铁矿采购了规模并不是很大的几船矿砂而已。

　　而在2006年之前，就连买这几船矿砂的机会都没有。于先生说，这是因为，在巴西的铁矿业，可以说是淡水河谷公司一家独大。而且，铁矿砂的运输，必须要依靠15万吨的大船，巴西能够停靠这么大船的几个港口基本都在淡水河谷手里握着。淡水河谷原本是巴西的国营公司，96年以后开始私有化，当时划归财产的时候，这些港口都交给了淡水河谷。此后，巴西铁矿出口完全被淡水河谷控制，直到2006年中，巴西政府出台政策，要求淡水河谷公司不能独享港口，要分出一定的窗口给其他相对较大的矿主，于先生的公司才有了一点机会。

　　于先生说，他们也曾经尝试过在巴西寻找淡水河谷公司之外，稳定而廉价的铁矿石货源，比如寻找股权投资或者是控股矿山的机会，但总是遇到各式各样的麻烦，至今没有成功一次。

　　于先生的公司首先想到了在巴西进行勘探工作，但经过调研才知道，巴西的矿业勘探工作，淡水河谷早就做完了。剩下的也有个别忽略的，但是这种概率小，而且面积不会太大。并且，他们觉得，在巴西进行从头开始的勘探工作面临的法律障碍和时间成本都让人望而却步。于先生说，许多矿区所在的地方条件非常艰苦，小城镇里全部都是土路，当地蚊虫肆虐，被蚊子咬了之后都要打点滴，消炎，也容易得上疟疾、登革热等热带病。“有一次到亚马逊深处去，一下车，浑身又是泥又是包，10分钟就变癞蛤蟆了”，于先生笑着打了个比方。

　　于先生又想到了买小矿，巴西也有小矿主，但于先生发现，这些小矿主大部分都很可疑。在巴西的制度条件下，任何人只要觉得这个山上有矿，就可以向当地申请开采权，这个开采权一般是两到三年。如果这两到三年不动，开采权就作废了，有些小矿主并没有做出严格的钻探，就找人投资，反正如果这个矿有就赚钱，没有也不会赔钱，“就是想骗钱来赌一把”，最后，于先生得出一个结论，这些项目“不靠谱”。

　　“我们聊天的时候还说，与其琢磨巴西的小矿主靠不靠谱，还不如买淡水河谷的股票”，于先生告诉记者，“本来是有机会的，只不过日本人总是捷足先登”。淡水河谷公司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找矿的时候，都单弄一个项目，但他们会首先和日本人商量投资事宜，因为这个公司和日本人的渊源很深，有很大一部分股份在日本人手里。

　　巴西国内的日本移民很多，这给日本公司在巴西获得资源带来了好处。2008年，巴西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商巴西国家黑色冶金公司(CSN)曾打算出售旗下年产约2000万吨的Nacional Minerios铁矿40%的股权，中国企业虽然也参与了报价，但最终，日本钢铁企业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JFE钢铁公司、住友金属工业公司、神户制钢有限公司和日新制钢株式会社以及韩国浦项制铁组成的联盟，以31.2亿美元的现金，赢得了这笔交易，这相当于日本每年可减少近10%的铁矿石进口。

　　在2009年，正是新日铁率先与力拓达成了2009年铁矿石价格降幅33%的协议。中国钢铁商在全球都面临着和日本同业的资源竞争，但在巴西，目前日本企业还是占据着优势。

　　在没有自有矿山的情况下，铁矿石贸易的风险就变的很大。于先生说，从巴西运铁矿石到国内，运费高达每吨三十美元左右，而目前一吨铁矿石的到岸价格不过一百美元。由于路程遥远，从巴西运输铁矿石到中国单程需要四十天时间，来回一个周期需要近三个月。在这三个月期间，现货市场的矿石价格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变动，导致无法控制的风险。

　　于先生对《环球》记者表示，矿山自身的成本很低，铁矿石报价的主要成本是物流。而航运过程带来的风险甚至大过矿石本身的价格波动。

　　国际航运价格极不稳定，往往在几周之内发生10%甚至30%的波动，而在运输过程中，如果遇到意外，还要缴纳高昂的船舶滞期费用。于先生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公司曾经有客户由于装卸码头发生事故，近20天时间不能进港，被迫缴纳了近400万美元的滞期罚金，几乎吞没了全部的矿石利润，他笑称，现在的铁矿石贸易赚的是“辛苦钱”。

　　在南美的智利、秘鲁，于先生所在企业的另一部门对有色金属矿产有所投资，但仅限于财务投资，不参与日常管理。于先生说，毕竟公司原来是一个贸易公司出身，在矿产资源方面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都比较缺乏，所以矿山的日常运营都委托给当地的合作伙伴和职业经理人来处理了。

　　赞比亚：没卖掉的煤矿

　　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之后，程先生并没有成为一名“海归”，而是再次踏上了出海的征程。与他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的是，他找到的工作，是前往遥远热带非洲的陌生国度——赞比亚，去担任一家中资建筑工程公司的项目经理。让他意外的是，在这家建筑工程公司里他打交道最多的是矿山，甚至这家公司自己还拥有赞比亚目前为止产量最大的露天煤矿。

　　“我的老板最早就是帮国内公司在非洲做工程的，后来觉得赞比亚机会比较多，就留在这里发展，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从单纯做建筑施工，到进入矿业，这家民营企业在赞比亚的发展非常迅速，年业务总额已经达到数千万美元。不过，它管下的这处煤矿用程先生的话来说，还处在“非常原始”的生产状态。而“原始”的起因，一是条件所限，很多技术设备进不去、用不上，二是家族式管理造成的问题丛生。

　　“赞比亚有雨季，一到雨季，什么都干不了。而且，整个赞比亚只有一条水泥生产线。”程先生告诉记者，他们的公司进行工程项目时基本都是就地取材，而很多中资机构不得不将所有材料都从国内运过去。“比如安哥拉的一家中资石油企业建设的时候，就是一船一船地拉材料和工人过去。”而且赞比亚是一个内陆国家，进出口货物一般要经过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或南非的德班港，一个20英尺的集装箱由中国国内抵达卢萨卡的运费约需4500美元左右，其中陆路部分运费约占一半，这种成本相当高昂。

　　在这种背景下，这座煤矿的运作并不顺利。赞比亚的煤矿储量居世界第五位，但全国只有两家煤矿，一家是国有的，另一家就是中国人投资的这家，而前者已经于几年前由于种种原因处于半停产状态。这种事实上的独家垄断地位，引致了一系列利益纠纷，到了2006年，这座煤矿就因为安全理由被当地政府关停。

　　当年的英国《金融时报》把这件事放到了自己的报道中，作为“中国在非洲形象堪忧”的例证：“……中国投资者雇佣赞比亚人从事危险工作，而且支付很低的工资，还不提供适当的装备。6月份，赞比亚当局关闭了该国南部由中国人拥有的一家煤矿。此前有报道称，该公司的工人在没有防护服或防护靴的情况下，就被送到井下作业……”

　　这一事件背后并没有那么简单。该矿的另一位负责人回忆，事情源于赞比亚当地人在煤矿承包的区域内公然进行非法开采，导致了中方与当地民众的冲突。随后赞比亚媒体跟随当地政府负责人到煤矿视察，曝光了生产区内工人没有劳动保护，工资水平低下，中方管理人员行为粗暴等等问题，一时成为这个非洲小国的舆论焦点，只是对事情的起因只字不提。

　　整个事件大概持续了三四个月之久，不过在仅仅停工了几个星期以后，赞比亚唯一的水泥生产商就写信呼吁政府允许这个煤矿进行整改之后迅速复工，否则没有煤炭供应的保障，他们也将面临停工，这意味着赞比亚所有需要水泥的行业都 面临停产的局面。于是半推半就之下，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随后，煤矿还从中国进口了数个大型集装箱，准备扩大生产规模。

　　但后来经营者还是萌生了将煤矿卖掉的念头。“我们专门去山西组了个考察团，拉了很多煤老板过来考察，可惜的是，最后都没谈成。” 虽然报价并不算高，但高昂的跨国管理成本、不利的投资环境，都让其他国内投资者望而却步。“大约3500万美元的投资吧，卖4000万，但大家还是觉得风险太大，人要在非洲盯着，又没有技术人才，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就在今年1月，前述的煤矿还被当局以安全理由再次关停，然后又一次复产。尽管如此，程先生还是有着对这个煤矿割舍不下的“念想”：他想从国内采购一套先进的采煤成套设备，再回到赞比亚去，把当地的煤炭资源开发出来。为此，他还专门打听了国内露天开采成套设备的价格。

　　不过程先生告诉《环球》杂志记者，随着中国人在赞比亚越来越多，与当地人的利益纷争也逐渐暴露出来。日渐增长的外国投资，让当地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反弹。程先生表示，当地媒体上经常出现一些排外言论，也有批评政府向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出卖太多利益的言辞。或许他们投资的煤矿之所以屡屡出现被关停的情况，也与这种状况有关。

　　“那边机会很多，但人必须要在那边，这或许是在赞比亚投资最大的障碍吧。”程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