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到德国方恨少

　　“如果你想发财的话，就娶一个中国女人吧，她会督促你赚更多的钱。”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歌德学院中国院长阿克曼的这句话在电视上播出后，迅速成为德国流行语。

　　文/潘滨

　　对于只有60万人口的法兰克福来说，2009年10月的第二个周末显得异常热闹，最拥挤的地方是展览中心和体育馆，它们分别拥入5.5万人和4.3万人。前者是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各国官员、出版家、作家和记者，是这个城市的客人；后者多是本地居民，作为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的忠实球迷，在这个主场比赛日，他们迎来最近战绩不佳的汉诺威96队。

　　陪我看球的是一位看上去很年轻的汉学家白嘉琳，她耗时半个小时才从拥挤的书展中心钻出来。这位通宵达旦奋战5个月翻译出莫言作品《檀香刑》的女士，曾在上世纪80年代留学中国四川。“在法兰克福生活了几十年，这居然是第一次去现场看球。”白嘉琳给出的解释是，“知识分子更喜欢安静的地方，虽然我也很喜欢足球。”

　　法兰克福森林球场的安检员吃惊不小。在白嘉琳携带的小包里，安检员翻出一本厚厚的中文书：“你觉得我们的比赛还不够精彩吗？这可不是看书的好地方。”当得知那是莫言的另一本著作时，他说：“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作家。”的确，莫言是这个国家在本周内最常见到的名字，不管是电视、网络还是报纸，都在大篇幅报道这个来自遥远东方的作家，他的德文版作品《檀香刑》被摆在书店最显眼的位置。其实自从张艺谋的《红高粱》在柏林获得金熊奖开始，德国人就对这个作家有所耳闻了。

　　“中国队”在法兰克福

　　在周一举行的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上，莫言代表中国作家作了主题演讲，他讲了一个故事：“一百多年前，德国人占领山东。中国人传说，这些人没有膝盖，只要用竹竿捅倒，就再也爬不起来。另外，他们的舌头是分叉的。后来我带着几个德国留学生回乡，爷爷仔细打量一番之后说，原来德国人是有膝盖的，舌头也没分叉。我随即询问德国留学生，你们的祖辈对一百年前的中国人是什么印象。德国朋友说不出来。我跟他们讲，自己曾在意大利看过一幅画像，里面的中国人住在树上，垂着长长的辫子，脸颊像鸟。”

　　莫言的结论是，东西方之间一直存在着相互妖魔化的问题，只有交流才是双方互相理解和支持通道。虽然开幕式上掺杂了政治论争的火药味，但就像歌德学院中国院长阿克曼所说的那样——文化的目的只有文化，书展的主题并没有发生改变。来自世界各地的出版商、版权代理者和作家在这里洽谈业务，寻求合作。一家只有两人负责的瑞士出版公司，居然每隔半个小时就要签署一份新合同，他们从半年前就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约好细节，只待书展开幕，当面签约，工作效率引人赞叹。

　　此次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作为主宾国派出了高规格的代表团。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到来，让会场平添几分高度。与之相比，中国的出版业者显然还没有融入版权交易的大潮。偌大的中国展览区，只有林立的书架和闲散的人群，旁边的茶几上散乱地堆着从中国餐馆打包来的盒饭。到中国区参观的游客，更多的是瞧个新鲜。两位作家在寻找一家出版社的对接者，却总也找不到合适的人。一位省级出版系统官员告诉记者，他到这里，既没有安排业务洽谈，也没有会议和活动，只是来捧个人场，一个“人场”3.9万元。

　　与那些知名展台前的前呼后拥相比，德国作家协会的展台前显得冷落又局促，两位中国作家正与德国作协的负责人交换信息。当得知有些中国作家，本身就有事业单位编制，即使不再写作，照样可以拿到工资和享受福利待遇时，对方急忙问道，外国人也可以加入中国作协吗？

　　展会见闻录

　　持续一周的书展，只有最后一天才向公众开放，在前六天里，到处是忙碌穿梭的出版家和作家，他们是这个会场的主角。大小论坛和会议不下几千场，多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现身书展，最热门的当属新晋得主赫塔·穆勒。她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一如德国人精细严谨的风格，刚才还在3.1厅碰到她演讲，随后又在5.0厅看见她在做节目。据她的出版商、菲舍尔出版社的谷普女士介绍，在她得奖之前，出版穆勒的书一直亏钱，因其作品艰深晦涩，但出版社坚持了下来，现在终于守得云开。

　　赫塔·穆勒是生长在罗马尼亚的德国后裔。从小就讲德语，大学毕业后做了翻译，却被国安部门盯上，命她做间谍。她拒绝了，然后就失去了工作。由于不堪骚扰，穆勒与丈夫在22年前移居德国。这次，她在书展上的主要工作是推销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呼吸钟摆》。小说来源于朋友的亲身经历：17岁的罗马尼亚诗人被关押在劳动营里，受尽身体的折磨和精神的压制。“我的写作并没有什么任务可言，我只是写和我自己有关的事情，这些从某种角度来说都是我自己一直承载的伤痕，而我并没有刻意让它们成为我的文学的某种使命。”话虽如此，她还是刻意拒绝了所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媒体采访。

　　轻松的时刻也发生在德国电视二台的访问现场，刘震云提出一个问题，他的著作《我叫刘跃进》中文版只有200多页，但是翻译到德文就增厚了一半多，刘震云比划着两者的差距，问另一位德国作家巴赫：“我不知道是中文太精炼了，还是德文太唠叨了，难道翻译家塞进了自己的内容？”惹得现场观众哄堂大笑。

　　德国与中国是书展的绝对主角，在一场关于东西方误解的对话中，孔子学院德国院长王宏图与歌德学院中国院长阿克曼展开辩论。这两位生活在对方国家却传播祖国文化的专家，对误解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王宏图抱怨西方无视中国的变化，对东方充满意识形态上的误解和偏见，而阿克曼则说误解使人更加丰富，人与人之间总有误解，国家之间也是。他认为西方一些优秀艺术家的作品都是在创造性误解的基础上产生，而夫妻之间的感情误解会使生活更加丰富。他还告诉德国观众：“如果你想发财的话，就娶一个中国女人吧，她会督促你赚更多的钱。”此话在电视上播出后，迅速成为流行语。

　　正如默克尔所言，读书是深入另一个世界的通道。很多德国民众对中国近况的了解令人惊讶。在重金属工会为德国老作家君特·格拉斯举办的生日宴上，一位嘉宾问记者：“中国男多女少的人口结构，是不是会使你难以找到一个妻子？”而当一位中国作家在抱怨国内阅读氛围日渐稀薄的时候，有人安慰她：这是因为德国有2000多家出版社来满足受众，而中国只有500多家，况且中国的9亿农民更喜欢看电视。

　　书到德国方恨少

　　一个标准的德国读书人，他的第一次阅读体验可能从出生的第三个月就开始了。英国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人类出生三个月之后，就具备了阅读和认知世界的能力。基于此，德国阅读基金会——欧洲最大的促进公众阅读的NGO，会通过医生，将一个阅读包免费赠送给德国的55万婴儿。这里面有德国总统写给孩子家长的一封信，还有很多著名作家和明星陪孩子阅读的照片，更有制作精良的玩具书，让孩子们在玩乐中认知新世界。这个包仅供孩子们在3至11个月大小的时候使用，随着年龄的增长，基金会不断有新的阅读方案提供给读者。在他们的展台里，有一棵用奶嘴缠绕起来的圣诞树，寓意从小就要吸取知识的养分。

　　正是基于一系列阅读促进手段的实施，使得本国民众非常热衷于读书，在德国的车站和大街上随处可见大小书店。即使是在繁华的城市商圈，地租昂贵，也会看到特色书店与奢侈品专卖店比邻而居。最近德国通过一项法案，降低图书业营业税，与经营其他商品需缴纳19%的税费不同，图书业只需缴纳7%。城市里还有很多公共的文学馆，这些文学馆定期举办一些阅读和朗诵活动，并定期邀请各地作家前来举办讲座和签售，甚至有很多文学青年选择在文学馆里举办婚礼。

　　德国人喜欢用数字说话。在去年出版的图书中，有30.3%是文学类图书，8.8%是青少年读物，教材仅占5.9%。全年图书销售总额高达9.6亿欧元。“虽然不少，但跟大众汽车的销售额比起来，这才只是他们的五分之一。”德国书商协会的部门负责人金蒙介绍说。

　　金蒙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是帕慕克的《雪》。她说在10个德国人中，有9个人在去年至少买了一本书，有8个人至少读了一本书，借阅之风也比较普遍。她认为大家热爱读书，主要是因为阅读图书本身是一个比较便宜的消遣行为，另外读书可以形成一些热点话题，大家都在讨论，你不读会显得落伍。

　　与中国的“快男”、“超女”类似，德国也有一个全国青少年的才艺选拔活动——读书比赛。这项由书商协会出资举办的朗诵比赛，也是通过海选和电视比赛的方式进行，最初的海选先从班级开始，然后在学校范围内分组比赛，之后是在地区范围内竞争，然后是州，最后是全国总决赛。

　　为了鼓励青少年写作，很多出版社和基金会都会资助和帮助他们。“我们非常注重‘护理’作家。”菲舍尔出版社的谷普女士说，他们有一个类似书探的职位，就像球探或者星探一样，在全球范围内搜索资源，发掘新人和新书。他们要定期向总部撰写报告，提供流行阅读资讯和当地热门作家。在菲舍尔的橱窗里，记者发现，“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都已经出了德文版，“我们正组织力量翻译《红楼梦》”。说话间谷普递过来一本中德对照的《三字经》。其实早在40年前，他们就已经大量翻译了中国的明清小说。

　　刚到法兰克福的时候，不少中国同行都对地铁站里一些戴着唇环、化着烟熏妆的非主流少女捧着一本厚厚的大书在阅读的情形，感到迷惑，甚至打听那些书籍的名字。当了解了这一切，很多人都已经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最庞大的出版博览会，会诞生在这片土地上了。

　　展会的最后一天，由中国读者捐赠的1001本中文图书，被歌德学院的中方人员运到现场，活动结束后，它们被德国读者一抢而空，场面一度失控，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认识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