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的最后岁月

　　“他就像特区的大家长，满心希望自己的孩子快点成长，又要为改革中必然出现的各种阵痛和挫折担惊受怕，还要承担责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张欣、特约撰稿卢 | 北京报道

　　看过短信，被人群簇拥的梁广大默默离开喧嚣。74岁的老人在角落里沏上一杯清茶，慢慢品尝着内心的悲伤。

　　这条信息来自遥远的北京，田纪云告诉他：广大，谷牧同志已经走了。

　　作为珠海特区的创建者，梁广大被公认是一个坚强的人，他的名言是：“改革需要男人气概。”

　　然而11月11日，收到这个短信5天后，在与这位珠海原市委书记通话时，《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手中的听筒似乎也随着老人的情绪而颤抖。

　　他说，谷牧是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执行者，“他旗帜鲜明，从不模棱两可。”

　　虽然身在北京，曾任福建省省长、国家商业部部长的胡平却是在11月6日下午得到消息的。他说自己心里好像一下子塌了一块，“谷老板走了”。

　　“谷老板”是福建人对谷牧的特有称谓，它来自于那个市场经济方兴未艾的年代。“他就像特区的大家长，满心希望自己的孩子快点成长，又要为改革中必然出现的各种阵痛和挫折担惊受怕，还要承担责任。”

　　如今，这位大家长走了。

　　从福建到广东、从珠海到深圳，暮年的改革先行者们，集体陷入追忆与感伤。

　　记忆中重新浮现谷牧与他们一同奋斗的日子：他们曾穷十年之功，使东南沿海的小村落成为突破口，最终促成了整个国家的改革与开放。

　　对于他们而言，“特区之父”的离去，还使他们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兄长、好朋友。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实践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30年前对国家未来的设想，迅猛的速度甚至使得人们必须更新他们最初的设计。但对于这些以变革而著名的人们来说，这显然不是问题。

　　改革永无止境，开放未有穷期。先行者的勇气和智慧，仍将给今日中国以启发，成为国家前进的永恒动力。

　　高尔夫、古玩与酒

　　北京西单北大街酱坊胡同的这座四合院，见证了谷牧的后半生。1973年恢复工作、担任原国家建委主任后，他就一直住在这里。

　　从80年代起，梁广大几乎每年都会来到这里。在他和谷牧都退休后，有时一年一次，有时两次或者三次。

　　每次到访，梁广大都先汇报工作，再聊天，然后欣赏古玩字画。主人一般都会吩咐炒两个小菜，二人小酌几杯。谷牧最喜欢蘸着酱油、醋吃白菜心，那是山东老家的吃法。

　　十年来谷牧的身体其实都还不错，即使最后三年他几乎都是在医院中度过的。2008年秋天，梁广大等一众当年的老同事、老部下到医院为谷牧祝寿，谷牧拉着每个人的手问长问短，“人很清瘦，但握手非常有力。”梁广大回忆说。

　　在之前身体更好的时候，梁广大每次进京都会陪谷牧去打几杆高尔夫。80多岁的谷牧经常坐在球车上挥挥手，对“司机”梁广大说：“没问题，出发吧。”这总让梁广大油然想起当年他们共同开拓特区的日子。

　　2000年冬天，谷牧在深圳向广东的一班老部下说，“我向你们坦白交待，每周打两次高尔夫球，在家里每天晚上还打桌球。我跟你们说啊，在我们这把年纪，运动很重要。”

　　2003年前后，梁广大再次见到谷牧时问：“还打高尔夫吗？”他回答说：“没力了，打不远了。”

　　大约也就是从那时起，医生、家人和秘书每次都会叮嘱梁广大，千万别在谷牧面前提喝酒的事。吃饭时，梁广大也就很老实地和老领导喝喝茶水。

　　“酒就是他的保健饮料。”胡平说，不过谷牧并不强迫别人喝酒。

　　有一次在福建招待谷牧，胡平端起满杯白水对谷牧说：“谷牧同志，我喝的是假酒，但心是真的。”谷牧大笑说：“那你就喝你的假酒，我喝我的真酒。”自那以后，胡平就有了国务院副总理批示的国家级“免酒令”。后来每遇有人劝酒，他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众人听。

　　梁广大说，“四人帮”被粉碎时，老人高兴得不得了，一次喝了40多杯茅台。据说当时李先念在旁边用火柴棒给他记着数。

　　吃过饭，梁广大往往继续到那间宽敞的会客室里听谷牧讲他的收藏，那里甚至摆放着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

　　对于谷牧的爱好，曾任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的赵云栋说，和这位老领导有些“谈不到一块儿去”。

　　“他谈话很有文化。”赵云栋告诉本刊记者。

　　赵云栋经常跟随谷牧出去调研。路过一些古庙，谷牧总要进去看看。“有一次一个古庙里面的画还真不少，谷牧和另一位首长就停下来观赏，每幅画都要品个十分八分。”赵云栋说，谷牧能说得出每幅画的由来，工作人员都听不懂他讲的是什么。“我们这些人对古画都不熟悉，干脆跑到院子里坐在台阶上边休息边等。”

　　赵云栋回忆说，“文革”初期谷牧没什么钱，还曾向秘书借钱买古画。

　　恭王府与孔夫子

　　即使人到暮年，谷牧的头脑依然清楚。三年前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讲，谷牧曾说华国锋是个好人，赵云栋和一帮老同事到医院给谷牧过生日时就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他朝我看看，机敏地反问‘你说呢’？”

　　今年年初，赵云栋又到医院看望他。这时谷牧有些耳背，需要喊给他听，但说话还十分清晰。

　　当时在发烧的谷牧说：“我的时间不长了。”同行的原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胡光宝马上说：“不会的，首长，这次高烧治好以后你还会很好的，我们还希望你身体继续好下去。”

　　抢救恭王府是谷牧生命最后10年中比较关注的一件事，这也是周恩来的遗愿——   他去世前曾把谷牧叫到身边，嘱咐了三件事，抢救恭王府、建设北京图书馆新馆、改建琉璃厂。

　　从1975年规划设计到1987年竣工，建设北京图书馆新馆用了12年时间。分管这项工作的谷牧说：“五千年文明、八亿人口、毛泽东思想，需要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

　　而为保护恭王府而进行的搬迁工作，一直到1995年都进展不顺。当有汇报说，按照比较乐观的搬迁进度，1997年大部分单位可以搬出恭王府，谷牧感慨道：“看来我是见不到恭王府修好的那一天了。”

　　2001年3月18日，谷牧再一次到了恭王府。站在府邸大门口，这位已近90岁高龄的老人一字一顿地对陪同人员说：“这个工作不完成，我没法向总理交代。恭王府不开，我死不瞑目。”

　　2003年11月5日，谷牧和李岚清相约到了恭王府。这时始自1978年开始筹划的搬迁工作已基本完成。当谷牧谈到是受周总理的托付，多年来一直关注恭王府的搬迁、修复和开放工作时，李岚清说：“谷牧同志受周总理委托，我是受谷牧同志的委托，抓了5年恭王府的工作。”

　　在这之前，谷牧把精力都放在孔子基金会上。这却是因为邓颖超的点将。

　　1983年，邓颖超说，谷牧是山东人，少时读过七年私塾，“对孔子的事情也比较明白，要成立基金会，可以推举他来主持。”

　　谷牧在回忆录中则这样说：“我想邓大姐推荐我还有一些没说出，或在当时那种思想解放尚不够深入的形势下不便说出的理由：就是我在周总理领导下的长期工作中从来没有偏激的行为，可能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我身上有些体现。”

　　谷牧主持开展了海峡两岸以及国际孔子、儒学研究的学术交流，并为孔子基金会和“孔子博物馆”筹集经费。1997年，谷牧向中央建议将孔子基金会总部由北京迁往山东。

　　赵云栋说，谷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还反映在他的家庭教育上，“他的家教很好，孩子都很正，他的儿子会叫我们叔叔，他的孙子管我叫爷爷。”他说老领导的家庭很和谐，妻贤子孝，偶尔谈起几个子女，“谷牧都很满意。”

　　看似寻常最奇绝

　　梁广大每次拜访谷牧，两个人谈论最多的还是当初谷牧带领他搞特区的那段岁月。

　　1981年11月，中纪委派调查组进驻深圳。此时以蛇口和罗湖为“头阵”的深圳特区建设刚刚进行了两年。

　　调查组的报告先用90个字对特区的情况作了简单肯定，然后就开始罗列“特区建设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最后结论为：经济特区“外资充斥市场，宗教迷信活动加剧，淫秽物品大量流进，暗娼增多，台湾反动宣传加紧渗透，港台电视也占领了阵地，特区几乎成了不设防的城市。”

　　分管特区工作的谷牧后来回忆，当时“深感压力不小。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

　　在提起特区早期建设时，人们经常说起的一件事情是，当时中央有位老同志从深圳回来后说，那里除了挂五星红旗，剩下都资本主义了。

　　不为人知的是，后来有一次开会，谷牧拉住这位老同志问他，当初有没有说这话，为什么不说一句鼓励特区的话。

　　胡平告诉记者，经历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有一种警惕，这使得在经济特区问题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很多。

　　1982年初，质疑最猛烈的时候，谷牧召集国务院特区工作小组的全部8名工作人员开会说：“对办特区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统一，议论很多，很敏感，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但是我认为大概不会出现这样的前景。”

　　谷牧的话很快得到验证。1984年邓小平南巡过后，梁广大从谷牧处听到了邓小平对于经济特区问题的批示：“胆子要大一点，思想要解放一点，步伐要快一点。”

　　梁广大说，1985年前后，特区基建投资规模偏大的问题暴露出来。在当年的特区工作会议上，谷牧提出要调整投资结构、缩短基建战线。谷牧找到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梁灵光，要他出面做深圳的工作，把深圳的基建指标压一压，给梁广大一点儿。

　　1985年，谷牧主持召开座谈会，并主持起草《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中国的开放终于从东南沿海扩大到长江以北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环渤海地区和沿海其他地区。

　　后来他曾给汕头特区提词：看似寻常最奇绝。这乃是他内心的真实反映。

　　改革者从未离去

　　虽然领导着胡平、赵云栋、梁广大开创了特区，但谷牧却是一个十分谦虚和谨慎的人。赵云栋说，他一再强调，死后才能出版回忆录。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才同意在今年年初出版。

　　在他去世前夕，一家党刊也刊发了他的《关于对外开放工作的回顾与思考》。赵云栋说，其实谷牧在20年前就已酝酿了这样的总结和回顾。

　　在和老部下们见面时，谷牧都会听听他们最近工作生活的“汇报”，但却绝少发表评论。不过在回忆过去那些日子时，他们还是会涉及一些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谷牧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推动了“开放”。不过在开放已经成为共识，吸引外资和出口商品成为国家主要支柱之后，他清楚地认识到，没有自身的努力，资金和技术虽然引进了，也变不成丰硕的物质成果。

　　他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总的看来是解决了，但目前还有强调的必要。当前在吸收外资上仍存在追求项目数量而忽视质量的现象，在引进技术上仍存在重视引进而忽视消化、吸收的现象，在外贸出口上仍存在重出口额而不注意提高效益的现象。“对此，必须不断予以纠正。”

　　另一方面，谷牧认为，在开放的过程中精神文明建设成果还不够理想，还有一些隐忧。他经常为此而不安。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是这一代改革者一直坚持的观点。

　　梁广大说，虽然后来这些年一直身在医院，但谷牧的这些总结思考都是十分客观的，其中绝大多数问题，也是今天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

　　梁广大告诉本刊记者，他会在11月14日赶到北京，参加16日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人们将在这一天看到那些早已淡出公众视野的老人们。

　　其实，改革者从未离去，他们始终伴着这个国家默默前行。■

　　(本文部分资料参考了《谷牧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