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中国开放的操盘者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其起点是：以开放促改革。开放的命题如何破解的呢？故事的开始：1978年5月，谷牧副总理率领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对西欧五国进行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高规格的出访团。他们带回了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与中国位置的发现，事实描述：我们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大体上落后20年；体制变革：地方财政包干制；突破口：特区。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初出发时刻。由无数研究、讨论、决策、执行、调整……以致最后历史形成的上述三个“逻辑链环”，贯穿了谷牧的后半生。

　　◎李鸿谷  吴丽玮

　　中国与世界

　　第一次出访西欧，即使是中央政府的官员亦不免出洋相。有一位不敢吃冰淇淋，大家问他为什么啊？他说他怕冷。“那你可以把它加热了再吃嘛！”回忆那段往事，83岁的李灏讲着讲着，自己先笑开了。虽然是第一个高规格代表团，但毕竟大家是第一次去到外国。

　　由谷牧率领的这个代表团，成员中有钱正英(水电部部长)、彭敏(国家建委副主任)、张根生(农林部副部长)、叶林(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访问的第一站是法国。谷牧当年的警卫员袁增春对本刊回忆说：“前一年法国总理巴尔访华，邀请华国锋总理回访，因为华国锋刚刚当上总理比较忙，就定下让谷牧代表中国出访。巴尔当时表态说，谷牧是代表总理来的，要按照总理的标准接待。巴尔亲自到机场去接，晚上宴请大家。按惯例，宴请时警卫员是不上桌的，但这次却是破了例。”中国是高规格的代表团，当时接待的规格不是对等，却是更高。出访的五国，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瑞士联邦主席里恰德以及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都接见了中国代表团。

　　高规格接待，意味着对中国超乎寻常的兴趣。谷牧与法国总理巴尔会谈，按议程第一项应是谈政治问题，结果，巴尔上来直接省略了这一节：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1977年法中贸易额为什么下降，这同贵我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等到谷牧去与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见时，总统一上来亦先解释说他对经济更有兴趣：法国的东西哪些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

　　那一时刻，西欧诸国对中国最浓厚的兴趣所在是：经济与贸易。

　　代表团回国的第一站是新疆乌鲁木齐，上午到，下午大家就开会讨论如何形成向中央汇报的报告。第二天，李灏和王全国等人就开始写报告的初稿。欧洲对中国的兴趣，当然是重点之一：目前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显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时刻重要的国际背景。

　　如果从外部——欧洲各国的兴趣实质，转向代表团内部，他们对欧洲的感觉，深刻的刺激是真实的体验。虽然时隔多年，当年代表团成员杨波回忆那次出访，仍能清晰地报出一连串数据：联邦德国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的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名职工；而国内，产5000万吨煤需要8万人。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品350万吨，职工7000人；而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有6.7万人。欧洲以及资本主义国家，远非我们国内自己所描述的那般黑暗。

　　震惊之下，代表团成员不免疑惑，为什么我们会对别国有那样不真实的想象呢？李灏问当时中国使馆的外交官：“你们为什么不把真实情况报告给国内？”他得到的答案明确而无奈，“我们敢讲吗？”

　　那么，这份向中央汇报的报告如何写？如何描述他们的所见所闻？虽然现在看起来已经平常无比，但在那个时刻，李灏还是用了“石破天惊”来形容这份报告，报告描述说：“应当看到，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20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

　　谷牧所率代表团访欧前后，中国也有部长级代表团分别访问了港澳地区与日本，但是，这种专项性的访问与综合性的欧洲访问，不在同一平面。访问回来的6月下旬，谷牧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这次汇报会从15点30分，一直开到晚上23点。在新的认识框架下，谷牧展开自己和代表团对世界与中国的认知，得到了与会者的充分响应，聂荣臻元帅表态很坚决：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汇报会后，当年7月国务院召开有关部委负责干部参加的务虚会，中央领导指示谷牧去报告考察情况，“要敞开思想来讲”。这显然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动员过程。从考察回来的汇报，到国务院务虚会，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世界与中国新的观察、新的思想在诞生，在扩展。

　　在当年的那种情况下，为什么谷牧能够在“落后20年”这一判断下来重建对世界与中国的认识？这个疑问，1960～1967年做谷牧秘书的李灏解释说，这是因为大家并不了解谷牧。“当年批利润挂帅，谷牧布置我们写批判文章，我们几个搞来搞去，写不了。企业不出利润，怎么叫企业呢？我们把这个想法报给了谷牧。结果，他说，写不出就不写。看上去这是小事，但批不批可是代表着国家建委的态度啊！谷牧当然是首当其冲有压力，但他就是这么个人。只务实。”

　　谷牧的二儿子刘会远对父亲当年的叙述选择，与本刊记者有同样的疑惑。他后来参与父亲回忆录的编辑工作，采访过众多与父亲同时代的同事、战友，他对本刊的解释是两个关键时间点：“淞沪会战后，父亲走散，他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组织，写了一份关于淞沪会战的报告，论述中国与现代化国家日本作战的真实境况以及教训，同时还研究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如何选择。这份报告，周总理看了大为赞赏，约见父亲。解放后，父亲当济南市委书记与市长，三份报告报到中央，毛主席都批示了，作为共产党接管大城市的经验转发全党。他对自己发现真实现实的能力显然有足够的自信，这是务实的基础啊。当然也是性格的来源。”

　　中央与地方

　　真实世界与现实中国清晰而明确的定位，是谷牧这次访问欧洲报告代表团考察结果的立论基石，这次考察，收获远不止此。细研那份报告，在论述欧洲对中国强烈兴趣所列举的事实是：联邦德国黑森州副州长卡里表示可提供200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使用。北威州州长屈恩在宴会上提出，如我愿意接受50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200亿美元，宴会后会谈判1小时就可以定下来。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在我代表团回国前，就派人来京商谈提供25亿美元存款的事宜……

　　如此具体而细节性地罗列这种种事实，回到当年，这份报告重要的起草人之一李灏解释说：我们基本政策是一无内债，二无外债啊！所以当时只能谈引进国外设备，不谈资金。报告如此大量罗列事实，其间的智慧，是在事实叙述之后，论及：

　　我们能否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的支付能力。只有出口更多商品，取得更多外汇，才能引进更多技术设备。为此建议：一、采用补偿贸易的办法，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大规模地开发煤炭、石油、有色金属、非金属矿山，争取几年后有相当数量的燃料、原料出口，这样可以很快偿还引进技术设备所需的费用。这种办法对欧洲最有吸引力，对我们来讲既不损害我国主权，又没有什么风险。二、放手大搞来料加工和装配业务，以进养出。学习技术，积累资金，逐步发展到自己制造……我们的上层建筑，很不适应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据反映，省市要一笔外贸贷款，就得来北京跑许多单位，盖14个图章，往往需费时一年。由于手续繁琐，限制过多，我国银行去年有20多亿美元存款，只利用了4亿多，大部分没有利用。为了调动地方、各部和企业的积极性，建议实行外汇收入分成的办法，多出口产品多分外汇。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同时，应当允许有出口任务的企业直接同外商见面，以便及时了解国际市场的需要，灵活安排生产，提高竞争能力。出国人员的审批手续，也要大大简化。

　　这中间的逻辑是，即使仅仅是引进技术与设备，亦需对外贸体制进行改革。开放促改革，这当然是一例证。

　　变化来得比预想迅速。谷牧汇报后不久，邓小平指出：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传统的“内债外债”皆无的观念，由此瓦解。而当年国务院务虚会，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也基本形成了共识。至此，总结谷牧访欧成果，李灏说有三个方面：第一个突破是承认中国落后发达国家20年，必须开放；第二是在引进技术设备的同时，也应当利用外资，迅速发展自己；第三是提出了体制变革。

　　利用国外贷款，由观念到行动，同样迅速。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在拜会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时，当时的新华社驻日本记者张云方对本刊记者回忆：“大平正芳对中国很有感情，中日建交时他是日本外相。小平也很坦率：现在中国要发展，但没有钱，缺钱。大平正芳说：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有政府贷款，叫ODA，低息贷款，如果中国愿意，可以利用这个贷款。”张云方当时不仅跟进邓小平访日全过程，后来谷牧访日，他也跟随报道，其间过程十分清楚：“小平知道日本情况后，回来跟谷牧讲，问谷牧准备得怎么样了。谷牧说可以马上就去(日本)，他访问日本主要就是贷款的事情。”

　　当时，法国、联邦德国都有可以提供贷款的表示。对于中国而言，主要标准是利息低的优惠贷款，日本当然是重要选择。当时日本政府有一笔向发展中国家贷放的“海外协力基金”，利率低(1.875%～4.75%)，搁置时限长，本息偿还期长，这当然是中国重点争取的贷款项目。稍后谷牧访问日本，终于谈定1979年度500亿日元的贷款(当时约折合2.3亿美元)，年利3%，还款期30年。这是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获得的第一笔外国政府长期低息贷款。

　　利用国外资金一经启动，它的连锁反应就是：我们必须有创汇的能力来偿还“外债”，而提高创汇，势将对现存体制进行迅速而有成效的改革。

　　在利用日本政府贷款的同时，吸引外商投资也同时在进行之中。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经由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这一年余下的半年，全国批准了6个合资项目，协议外商投资金额仅810万美元。现在看起来，这些合资项目颇为有趣：餐馆两个，养猪场、包装塑料制造厂、录音机装配厂和照相馆各一个。国际资本，无论政府贷款，还是外商投资一旦进入，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引起的改变，不可逆转。

　　变化不仅在中央，地方也在努力中。

　　谷牧访欧代表团的成员、当时广东省委书记(其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代表广东，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全国提出中央应该向广东下放权力，给广东一些特殊规定。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上，当时的情形，王全国描述说：广东省1978年外汇收入20亿美元以上，留给地方使用的只有4%；而在当时的外贸体制下，广州市引进香港会得丰棉纺织与染整后处理全套设备的项目，1978年8月开始洽谈，中央10月份批准同意，直到1979年3月办完银行手续，前后将近8个月。不少外商洽谈后，因为我方迟迟不能决定下来，就不再来了。有的说：“第一次谈得高兴，第二次谈就扫兴，第三次就不想来了。”针对于此，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前，广东省整理出“要求中央多给广东一点权(审批权)和钱(外汇)”的建议。王全国来到北京，参加会议。

　　广东方面的主张当然引起中央高度重视，随后中央派谷牧带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调查，提出具体实施方案。王全国回忆说：当时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外汇收入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一定5年不变的办法，每年财政上缴12亿元；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同样迅速，谷牧完成调查一个月后，当年的7月15日中发[1979]50号文件，就批转了广东省与福建省的两个报告。改革在制度层面正式启动。

　　在这个过程中，谷牧的作用与价值何在呢？“谷牧是中央工作组的组长啊！”李灏说，“整个制度的上下沟通与运作，政策的制定，他是灵魂啊！”

　　但是，这个角色并不容易。

　　中央已经颁布50号文件，其中明确规定：财政体制实行大包干，划分收支，定额上交(或补贴)，5年不变(1980～1984年，以后又延长5年)。广东年上缴中央财政基数定为12亿元，对福建财政，中央每年补助1亿元。增收部分由省安排于经济建设。

　　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改变过去的统收统支，最为核心的财政大包干——制度安排上的变革，由此起步。相比于其他诸如外贸体制的变化，这种制度性调整更为关键。不过，正因为如此，这个过程也极其复杂。中央的50号文件已经颁布，而这一时期由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工资调整、税收减免、企业的利润留成，预期1979年广东的财政收入将比上年减少，因而可能难以完成上缴的定额。于是广东省决定由王全国带队到北京汇报，要求降低定额。

　　当年9月，王全国带领广东省直2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到北京汇报，国务院也召集了3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来听取汇报。这次汇报的结论是明确了中央决定的体制政策不能大变，账算得不准确可以再算。王全国记录当时谷牧的解释：“对广东体制，各省、市都很羡慕，京津沪要求给他们像广东那样一半的体制也好。但是，明年开步走，确实有困难，中央各部门应当积极支持你们，扶一扶。希望广东谅解国家的困难，中央的日子不好过，不要小看你们上缴的12亿元。广东少交1个亿，国家就困难。我们扶植你们，你们也得体谅国家的困难。关键在于广东的工作，不在乎一两个亿，要充分利用广东有利条件，把经济搞活，搞上去。”

　　广东并未放弃。10月，王全国再去北京继续商讨。“最关键的财政上缴定额争论仍很激烈。中央规定12亿元，广东认为太多，八九亿元比较合适。”这是当年王全国的记录。此后，广东与中央的讨论变为书面。广东发电给中央要求，“1980～1981年两年每年上缴8亿至9亿”。谷牧回信：“关于财政上缴定额，并未达成协议，还需要继续商量。财政部和计委坚持主张上缴11亿元。”广东方面再回电重申自己的主张……如此，王全国记录，“经过艰难反复的交涉和据理力争，双方都各退一步”，最终中央与广东达成定额上缴10亿元。广东、福建先行一步进行改革，由此开始。

　　处于中央各部门与广东省之间的谷牧，其间压力，可以想见。从中央部门到地方任职的官员告诉记者，“这确实是两头作难的事情”。但谷牧在其回忆录里，对此只字未提。

　　特区

　　追溯起来，最早提出设立特区的是1978年中央部门考察香港、澳门之后工作汇报里的一个设想。后来广东方面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将此计划郑重提出。这一设想迅速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赞同，在名称上，邓小平直接明确：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时就叫特区嘛！

　　如果将特区放置于当时的整体背景里观察，利用外资，借外债是要还本付息的，如何增加外汇收入是关键。在当时，创汇“成为压倒一切的大事”。当时，这也是陈云所思考的重点问题。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云传》里记录：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试办四个出口特区后，陈云把“广东、福建特殊区增加上缴外汇”，同“增加石油、煤炭出口的外汇”，“旅游业的纯上缴外汇”，“纺织品、轻工业品、重工业品和工艺美术品等出口收汇能增加上缴的部分”一起，列为增加可靠外汇收入的四大来源。

　　显然，最初的特区，功能明确：增加上缴外汇。当时，除了深圳划出327.5平方公里面积为特区外，珠海只有6.81平方公里为特区；汕头的特区更小，仅1.6平方公里；厦门特区则为2.5平方公里。

　　当时的特区深圳，陪着谷牧考察的警卫员袁增春告诉记者：“深圳的一个招待所，只有两层楼，外面基本上都是臭水沟。叶帅去了住这里，我们去了也住这里。没有办公室，都是搭帐篷办公。”但特区一旦运转起来，其结果却大大超出人们最初的预期。“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以及“深圳速度”，成为特区最经典的描述。这样，曾经设想的仅为出口工业加工区的特区，在进入规划之后，商业、旅游、房地产等行业也被一并考虑，那么，“出口特区”并不能准确界定，于是，“经济特区”成为中央对这四个区域的新的定义。

　　在此背景下，1981年开始研究特区货币的可行性。一切似乎往良性循环上运行。

　　但是，特区的起步，绝不容易。

　　1981年四季度，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出现走私贩私泛滥的情况。此风一起，在舆论上，迅速跟特区挂上钩。由此，特区逐渐形成“负面”形象。1985年从国务院副秘书长的位置调任深圳市长，后又任市委书记的李灏对本刊记者解释这其中的因素：“从内部压力讲，当时有人说特区财政、外汇都不能自给，靠输血维持，针头一拔就会死。而同时，这里又形成全民经商，全是赚内地的钱。当时的说法是：广东办特区，内地成灾区。从外部压力看，当时香港有学者针对特区工业与出口、以外资为主的定位，研究认为并未到达。而香港媒体就借此大做文章，一家报纸做了12篇连续报道，总的标题就是：《深圳庐山真面目——假大空》。”一时之间，特区办不办，成为重要疑问。时隔多年，李灏来回忆当年：“所谓特区风波，真正内在的原因是外资进来了，对特区性质的认识问题。有研究者定义特区是国家的资本主义地区，这一说法弄得上下都极其紧张。”

　　这一风波，压力最直接的承担者当然是谷牧。1982年国务院实行机构改革，谷牧负责的进出口委撤了，他负责办特区总得需要找几个助手，最终选定了8个人，组成一个班子。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谷牧叙述这一变故：组织好这个班子，我很花了些工夫。原来想命名为特区办公室，后确定叫特区工作组，隶属国务院办公厅编制序列。叫“组”也罢，叫“办”也好，反正办这桩事就是了！这个小班子建立后，我第一次召集他们8个人开会，除了布置工作以外，还特意讲了一番交心的话。我说，对办特区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统一，议论很多，很敏感，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但是，我认为大概不会出现这种前景。你们谁要有顾虑，不愿做这个工作，及时提出，可以另行分配。我不勉强你们哪一个。不过，我也告诉你们，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我这话不是无的放矢，他们当中确有人受到这样的“忠告”：“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翻了？”这8位同志思想还是坚定的，大家愉快地接受分配，并且努力做了颇有成效的工作。

　　如此变化，其中机巧在于，谷牧作为国务委员，除了打私、旅游等工作外，直接管的只是一个正局级的“特区工作组”而已。

　　不过，谷牧并不会跟家人谈论工作或抱怨什么。在他去世后，他的孩子们在灵堂接待了好多他们从来不认识的官员前来吊唁，很多人以为谷家人知道这段历史，所以很直接说那段时间：“你爸爸一趟趟跑特区，做调查，做研究。从来没有一丝怨言。”那段时间，谷牧在回忆录里除了工作，仅仅一段涉及情绪：我还看望了正在广东休息的叶帅。1982年初以来，他也听到了不少对特区和广东、福建两省的非议，很担心我的处境。我汇报了反走私的情况以及这两年来调研的心得，表示能顶住压力，一定会把改革开放事业进行下去。他高兴地说：那就好！当时，我同两省负责同志多次交换意见，取得了这样的共识：不争辩，不解释，埋头做工作，只要中央不明令撤销原定决策，仍然照样干。

　　如果没有这样的坚持，特区会怎样？这当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疑问。

　　两年后，1984年邓小平视察了广州、深圳、珠海、厦门和上海。他给出的判断很直接：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至此，风波消散。随即，中央决定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在那次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后，邓小平、李先念来到会场与参会者合影留念。当时，邓小平说：“抓对外开放要靠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