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美国
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的对话,但作者说:“这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国度和两大文明的对话。”
■本刊记者/许荻晔
教授欧亚伦开始只以为,山奇是个话特别多的学生。自由提问的时候,总是他第一个举手,第一个发言—也是最后一个发言。60后美国人欧亚伦,模仿女学生拖慢了声调尾音上扬:“山奇你不要讲这么多,我们也要讲。”
当时他来中国不久,邀请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学生去家里玩。山奇仔细在客厅研究一周:“嘿,你家蛮大,而且没有什么容易碎的东西,不如我们开Party吧。”
之前欧亚伦在日本待了10年,以为中国人的Party概念也和日本一样,六七个人,很安静很文明地喝喝小酒聊聊天。结果那天晚上,他家里呼啦啦拥来了30多个人,没有人跟这主人客气,一律自来熟。后来他了解到,这里面有歌手、演员、作家、艺术家,还有两个教授。他们开红酒,玩得很high,让他理解了“没有容易碎的东西”的原因,也略微知道他那个留着罗马头盔式发型的博士生,还是个交游很广的“腕儿”。
他的客厅由此成了山奇办Party的定点场所,这使欧亚伦很快活。居留日本的10年里,他离这一美国式的娱乐方式相去甚远,来到中国反而令他有了意外的亲切感。
如果山奇带来的意外仅止于这几种,他也就不足为“奇”。2008年底,山奇找欧亚伦谈了个计划: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对谈,然后把记录整理出版。
这是山奇的系列目标之二:前一年他已经和北大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完成了“中日民间对话录”《七日谈》。
欧亚伦这才知道,这个深藏不露的学生,原来早已是个多重身份的资深媒体人。比如脍炙人口的那句“感谢CCTV,感谢MTV”,就出自他的创造。
这个一直对中国有好感,并一直对美国介绍中国的方式有怀疑的美国学者立刻答应下来。“他当时跟我说,在中国出一本书能挣很多钱。现在书出了,他又跟我说,他当时说很多的意思,是能吃一顿肯德基或者麦当劳。”
一位晚会导演、策划人,与一位经济学者、民主党人,对于生活细节的关注与解读,是他们尝试阐释两国差异的切口。山奇表示:“我们强调的是民间、非官方化,我不想推广强势的或者说权威的一些观念,只希望这本书符合普通人的需求,满足他们对一些问题的好奇。”
谈的虽然是一些个体经验,但山奇并不认为这代表无足重轻:“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是由小的力量组成的,那么粗的绳子都是一缕麻。换一个角度看,这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国度和两大文明的对话。”
谈话就是让思想流动
怎么就选定了对方作为自己的谈话对象?
山奇:说实话在亚伦之前我物色了好几个美国人,有演艺界的,做主持的,做生意的,做餐饮的。后来我为什么找他,因为他能够补充我的不足。我是一个对经济学没什么兴趣的人,而他是一个经济学者,他第一次给我们博士班同学上课,我当场就决定要跟他谈。而事实上,跟他沟通后,他能够解读很多细节性的东西,包括美国社会的福利是什么样的,包括美国的体育机制是什么样的,当然他更擅长的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是怎么形成的,让我对美国的了解加深了许多。
欧亚伦:我是南开大学的专职教授,但是那个时候同时在北师大开博士课程,这是一个给已经参加工作的人上的课,周末从早上8点半上到晚上7点。下课后我和山奇,还有另外几个同学常常在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他们也会问我一些美国的情况,奥巴马的情况。后来山奇找我做这个书,他提到自己以前在MTV中国工作,我就说我一定要参加。在我16岁到26岁,可以说那是MTV的时代,我很喜欢MTV,它对我、对美国的影响力很大。
会不会准备一些特别关注、特别想突出的话题?
山奇:我们聊天基本上没有主题,我们更愿意是顺其自然的状态,像水一样流动下去,让思想流动,会比较自然,不是刻意地想要什么。但是我们有大的范围,经济危机,国家政策制度,具体的比如教育、体育、影视音乐都会聊到,但是聊的过程当中,是顺着思想走。
欧亚伦:我们认为谈得不要太有计划,如果太有计划,里面的内容就不自然,我们要自然一点。比如我们在谈的时候,很随意,讲政治,突然讲到摇滚音乐,再回来讲政治,再讲经济危机??编辑一开始觉得要把谈政治的放在一起,谈音乐的放在一起。我说不一定,这个可以是这本书的特点,很多人会很喜欢,没有系统也是一个系统。这是非系统的系统。
有谈得很累或者谈不下去的时候吗?
山奇:不累。累其实是阻塞了,思想畅通的时候不会感觉累,思想的快乐比一切的快乐都快乐。
欧亚伦:有时候会谈八九个小时,那时候会感觉累。我们谈话都是在我家里,通常谈上两个小时,我就会去泡咖啡。我家有一个很好的咖啡机,山奇爱喝我家的咖啡,说我做的咖啡比星巴克好。他说不累是因为喝了我的咖啡。有时候晚上谈的话会开红酒,饿的话就出去吃饭。
对话的时候,你们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文化差异的事件?
山奇:有很多。比如我们谈话时间都要提前约定,因为他得从天津赶来北京,而我平时也很忙,得提前留出时间。有一次我跟他说下个礼拜二有没有空对话,他说有。但到那天我去了他家,他却不在,去做其他的事了。我说为什么你没有留时间?他说因为你没有跟我确认,我以为就是取消了。
怎样向美国介绍中国
这本书最想达到什么目的?
欧亚伦:美国误会中国的地方太多。他们误会中国的文化、政治制度,尤其误会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他们不知道北京是那么好玩,中国人那么热情,态度那么积极,去中国不会让你后悔。很多美国人可能误会中国人像日本人,日本人个性比较内向,他们不会一认识你就跟你讲心里话,也许要等20年才可以。因为我呆了10年,也没有听到,我觉得我可能少待了10年。中国人很坦诚,会告诉你他们的意见,中国人很少会隐瞒他们想的事情。美国人是不容易习惯日本的文化。但我觉得中国最普通的生活、最普通的文化,是美国人会喜欢的。
山奇:我想展示当下中国的真实,这本书里也表达了当下的中国人,以怎么样的思维和角度,去看待世界和自己的位置。美国人对中国太不了解,存在太多误读,很多美国人没有主动去了解中国,所以我们开始做这些工作。
向美国介绍中国,以往的方式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欧亚伦:不管是展览会、书,或是电影,介绍中国的内容我觉得并不是最理想。美国人接触到的中国文化都是古代文化,接触不到中国的现代文化,比如现在的中国人喜欢听什么歌,看什么电影或书。我第一次去糖果俱乐部的时候,我听到一个中国摇滚乐队在演出,我很惊讶他们的表演这么好,很多现代中国很基本的东西,美国人都没有接触到。他们或许可以听到京剧,但是他们听不到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听的音乐。中国应该有一些现代的代表作品让美国人知道。
美国人知道的中国人是毛泽东、邓小平和李小龙,在美国他们被称为“三个伟人”,因为只有这三个中国人是每个美国人都知道的,李连杰和成龙他们也未必知道。如果说有一个中国人彻底了解美国文化,那就是李小龙。他在美国上了研究所,在美国呆了10多年,跟美国人结婚。很多人因为他演功夫片,没有注意他的这一方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拿了很高的成绩,上了很有名的大学。我看到他写的一本书,他说,其实我跟其他中国人不同的是,我知道在美国怎么介绍中国文化。就像他的英文讲得像美国人一样流畅,但是有很重的中国腔调,这是他故意的,因为他知道如果英语很棒又有外国腔,美国人会很喜欢听人这样说话。
怎么样才能算是适合美国的介绍方式?
欧亚伦:介绍是一件好事情。如果你想要让美国人产生兴趣,那就应该给他们一点英雄,或者音乐,通过这些东西他们可以了解。这是一个“开门”的东西。比如MTV就是在全世界开美国的门,很多孩子通过它了解到,有这个地方叫美国,有这个电台叫MTV。MTV开始并没有任何国际关系的目标,也没有任何政治的目标,只是一个好玩的平台。我觉得中国也可以搞一个中国的MTV,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最新的音乐、舞蹈和文化。
《对话美国》之后,还有什么新的打算吗?
山奇:我特别想担当这样一个角色:作为一个民间人士,从民间角度和其他国家的民间人士进行沟通和对话。我一直强调的一点是人和人之间是需要沟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也需要沟通,但是从民间的角度来解读的话,我觉得更加真实和自然。所以我特别想把这个系列做下去,接下去我会做一组中韩对话,计划是今年底把文字赶出来,很可能接下来还有俄罗斯对话,印度对话,南非对话,以及德国、英国、法国,等等。
其实我接下来还有一个“五十年”的计划,不过目前只是一些初步的想法。可能会先做和80后的对话,就是1980到1989年选择10个人来跟他们对话,他们成长背景中对他们性格的塑造,以及他们思想的形成变化,出一本书。接下来再做70后、60后和50后,回过头做最后一本90后,50年50个人,不同的年代对每个人的成长有不同的影响。从个体身上,可以反映这个时代的变化。我希望这样一套书能够实现我对社会的一个贡献,通过个体的交流来发现时代给社会、给我们每个人产生的影响力,我愿意来担当这样一个角色。
欧亚伦:我在南开大学有一个新的课题,出一本书,向美国介绍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你能想象,这一类的书到现在还没有在美国出现吗?我要介绍现在的中国人看什么电影,听什么音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放假去哪里玩,老百姓生活的习惯??我会和一个老师一起负责这本书,先准备中文版本,然后翻译成英文。美国最大的出版社已经跟我们联系好了,将为我们出版。
为江泽民做翻译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你的关注点好像并不止于经济。
欧亚伦:因为我是一个老师。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个产品,那么不仅要了解产品本身、广告学、营销手法,也要进行市场分析和调查,从科学的角度、艺术的角度了解人的需求,为什么我愿意去购买这个产品。我以前有个蛮大的研究课题,研究IPOD怎么打败SONY,SONY的便携音乐设备控制世界30年,没有任何公司与之匹敌。但IPOD一个月,就攻占全世界,获得彻底的成功。所以,永远可以去发明新的想法、新的美术、新的音乐,不用担心人们无法接受。人们喜欢新的东西,只要具有艺术感,给人带来愉悦、快乐的感觉。一般美国人在音乐、美术等大众艺术上,都很有兴趣,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以介绍给美国。
你在台湾和日本都呆了很长时间,为什么现在决定在中国大陆生活?
欧亚伦:让我下定决心来中国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我在早稻田大学念博士一年级的时候,江泽民主席来学校演讲。学校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到时同声传译,因为很多其他外籍老师不懂中文。而我1990到1995年在台湾工作,普通话已经说得很好了。在日本的时候,因为东京的中国人特别多,所以也一直有练习中文的机会。当时我就很高兴答应下来了。
早大使用了最老的一个演讲厅,平时很少用,专门供贵宾演讲,只能坐500多个人,所以人与人的距离都很近,我坐在江泽民主席的正前方,离他特别近。当时他讲了一个半小时,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想到他对在学校演讲都准备得这么充分,讲得这么久这么好,让我非常感动。我为他的魄力和个人魅力所倾倒,当场就决定读完博士后要来中国。
(感谢本书策划智美利达公司李孝国、李素苓为本文所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