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个领域像“中国教育”一样，从卖菜的大妈到教育部长，都有话要说。无论你对中国教育持什么样的看法，只要你是心平气和、实事求是来看待中国的教育，不管你骂它也好，喜欢它也好，都必须承认当代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发展、大改革、大变化。

　　当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现在是语文出版社社长的王旭明(blog)20日做客浙江人文大讲堂下沙分讲堂(杭州师范大学承办)时，我们对他充满期待，因为他是一名活跃的“教育知道分子”，点击率达上千万人次的一百多篇教育博客，新鲜、锐利，看完令人莞尔和思索。

　　王旭明回顾这些年的教育经历，说了8个字——我爱教育，我爱传播。在他供职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期间，组织了上百场的新闻发布会，接受了上千人次的采访(包括出镜、上网站)，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后，撰写了《为了公开——我当新闻发言人》一书，主持了突破重重阻力将教育政策转化成可视性极强的电视节目《问教》，其间的酸甜苦辣怎一个“哭”字了得！

　　王旭明说，近年来教育在我国越来越“热闹”了，这是好事，说明人们对教育的重视。也正因为这样，才需要以更理性的眼光看待中国教育。看待教育要从研究、实施、制定政策、传播等不同层面区别分析，否则就是一锅粥。他表示此次演讲仅从当代中国教育传播的层面谈点自己的思考。

　　从数据看改革力度之大

　　目前，我国15岁以上人口和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分别超过了8年半和11年，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员超过8200万人，这两个数据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我们不妨找两组最有代表性的数据来说明：1949年的时候，全国读大学的人数才12万，到了1978年这个数已经翻几倍了，全国上大学的人有200多万；到了2008年的时候，上大学的人数已经达到2900多万！

　　中国教育发展这么快是由一系列的大改革带来的，以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例，比如说农村义务教育的改革，我们知道过去农村的义务教育是人民教育人民办，在很多人父辈上小学的时候，还是全村集资办一个学校。从2006年开始农村义务教育全部纳入到国家公共保障范围里面，建立中央和地方分级负责、分项目、按比例负责这样一个分担机制，这样农村教育就由农民办变成了国家办。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一个国家能够把农村的义务教育管起来、承担起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决策。

　　再看职业教育改革。和农村的义务教育不一样，职业教育不是政府全包，而是政府统筹、地方为主、各界参与这样一个管理体制。2008年我们国家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达到810万人，占据了中国高中教育的半壁江山。

　　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更多了。过去不同的部委办不同的学校，条块分割的现象非常严重，2000年开始的时候，针对这种情况，国家提出了“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组建了一批新型的大学，同时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的高校管理体制。

　　评估当代中国教育的4个误区

　　教育发展取得的成绩显而易见，但人们在评估当代中国教育时总是存在着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否定发展。现在很多学者说，中国教育发展太快了，就是在还不能跑的时候抢跑了。不错，我国政府当时面临的两种抉择，一种是条件成熟再发展，一种是条件尚未成熟克服困难求发展，中国政府选择了后一条道路。高等教育、普九都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发展的。据教育部目前披露不完全的统计，全国高校目前的欠债5千个亿，其中2千多亿是银行贷款，另外2千多亿是学校自筹，国家投入就只有几百个亿。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我国高等学校克服了各种困难实现了扩招。有同志说了，既然条件不具备还扩招什么啊。我们国家60年来一个很成功的经验，就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共同努力，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现在98%以上的人都能够接受义务教育，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人民教育人民办”起来的。

　　第二个误区就是浓墨重彩讲形势大好，轻描淡写谈存在的问题。这也是一些部门多年来养成的习惯，说一项工作形势大好，我们可以说很多很多的话，然后一说存在问题呢，首先是不愿意说，其次不得不说了，还是轻描淡写地说。其实，我们不必讳言中国教育存在问题。刚刚卸任的周济部长在谈到教育发展时说，我们是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在世纪之交实现了辉煌的成绩。“重重困难”这四个字可见我们存在的问题之多。周济归纳为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不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办好人民群众的教育仍然任重道远。温家宝总理最近也对教育提出了“三个亟待”，他说当前我们国家教育体制亟待改变，教育投入亟待增加，教育水平亟待提高。关键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个误区就是今不如昔的理论。普遍的理论就是现在的大学生不如过去的大学生，现在的研究生不如过去的研究生，现在的中学生不如过去的中学生，现在的学校不如过去的学校，总而言之，现在不如过去！举个例子，有人说现在大学生不如过去大学生好，很大程度上就是用精英化的高等教育眼光去看现在的大众化教育。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叫大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叫大学生，这两个大学生群体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梨，拿苹果和梨对比，比较苹果好还是梨好，毫无道理，各有各的味道。

　　最后一个误区是说中国教育改革是“瞎折腾”。有人说，中国教育改革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是瞎折腾。应该说，我们有时候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没有看准，缺少科学决策过程而草率行动，确有瞎折腾之嫌。但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中国教育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变化，没有变化人民群众就更不满意。

　　教育传播，“好好说”就行

　　中国教育的传播有两大主体，一个是教育内部，一个是媒体。教育内部主要指各级教育官员，在政务公开信息透明方面还是有不少进步，但也还存在着少说为佳、不说为佳、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的情况。

　　再看媒体，媒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教育媒体，一类是非教育媒体。据统计，全国半数以上的省市有专门的教育台、教育频道，我们国家也有专门的教育台，在全国360行当中，教育传播渠道是覆盖面最广的媒体。

　　教育传播的效果在很多方面并不理想。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好事说好，把不好的事好好说”。今天这个学校出现跳楼的，明天这个学校着火了，大面积的流行病感染，这样的事情本来也不可避免，“好好说”就完了，也就是及时、准确、全面、有效把这些信息发布给公众，不要“躲猫猫”。

　　面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关官员能不能站出来，维护教育的圣洁是一个本质的问题。比如汶川大地震当中有个别老师提出来，可以不顾学生的生命，自己能跑出来就行。据我了解，这样的理论在发达国家，在美国，在欧洲，在西方都是要受到普遍谴责的，但是在我们国家，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谴责，而且还请这位老师频频出镜，得到相当多的喝彩。比如贵州高中某一女老师，同时和她所教的两个男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这两个男学生发生矛盾，其中一个就把另一个刺死了，这一个就关进了监狱，而这个老师仅仅是“双开”，从此人间蒸发。有关教育部门对这些严重丧失师德的行为缺乏必要的谴责，我认为，在这些大是大非面前，教育官员不应失语。

　　 勇于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王永亮先生提出的传媒精神很值得借鉴。他所说的第一个精神就是史学家的求实精神。传媒应该在言论立场上追求客观的原则，去掉抱有偏见、先入为主、断章取义的做法，真诚公开地向公众提供判断与思考。

　　第二个精神就是人文精神。教育传播者的人文精神应该包括高尚的情操、敏锐的观察力，坚守良知、维护正义，有理性、有激情，这就是我们所谓人文精神的内涵。举高考为例，每年高考教育传播者都是一股脑儿去说高考，谁考了状元，多少分，高考的时候怎么采取各种措施，怎么保护高考学生，反正每年的6至8月份是最热闹的，恰恰忽视了落榜生。

　　第三个精神就是怀疑的精神。只有不断怀疑，才能不断接近真相，才能不断接近真理。几周前，我来杭州参加大学生村官座谈会，组织部的同志介绍经验，说为了鼓励大学生当村官，研究生可以免考，我不认同。如果研究生要当村官，你有研究的能力不代表有当村官的能力，你学历高并不是干什么都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讲了上面这些，无非是启发人们科学理性地认识中国教育的现状，及时、有效、全面、准确，当然形象、生动、具体地传播中国教育更好。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先生日前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我诚以为然。一句话，我们中国教育发展了，发展以后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去勇于解决，能不能重视发展以后的问题，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教育政策的制订者和贯彻者都值得思考的；而能不能够传播发展起来的中国教育，特别是如何正视、解决前进中的教育问题是更多传媒人永远的追求。

来源：浙江在线-钱江晚报 作者：记者 袁春宇 整理 尹炳炎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