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

　　“科学与民主啊！”

　　“错了，应该是反帝反封建！你确实需要回家好好学习马列了。”

　　回想起1990年12月与时任领导的谈话，高名潞笑了。

　　刚刚过了60岁生日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设在京郊的高名潞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装修风格简明利落，只有黑白两色。

　　在他的回忆和梳理中，纷繁的中国当代艺术脉络清晰，生动鲜活。这位中国当代艺术见证人从外界赋予的批评家、策展人、学者等诸多身份中跳将出来，说自己是搞艺术史研究的，“有人说我说话(中西)两头都不讨好，我不在乎，真话和史观比其他的都重要。”

　　什么意思，

　　是不是讽刺中国人都没有头脑？

　　为中国当代艺术办展览的想法高名潞1985年就有了，80年代初他研究生毕业，作为政治上可靠、业务上可信的好苗子被推荐到《美术》杂志做编辑，《中国美术报》创刊后，他又在那边兼职。当时，这一刊一报正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高地。

　　是时，前卫艺术之火烧遍全国，高名潞走访各地，将它们分为三大流派：强调生命、自然、荒蛮的“生命之流”；在写实和象征之间表达某种隐喻的“理性绘画”；以及在艺术探索中走得最远的以浙江美院为代表的“观念艺术”。

　　在那个常常被定义为“浪漫”、“真诚”、“激情燃烧”的年代，他非常想把艺术家的作品拿到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去展现，他与同道人一起，跟农展馆把场地都谈好了，因为拿不准前卫艺术会不会成为一种“精神污染”，上面一纸禁令下来，只好罢手。

　　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境况，以批判、颠覆、解构为要旨的前卫艺术对于当时的老百姓来说是过于超前的，对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则是一种冒犯，“其实不光在中国是这样，即便在西方，让大众接受前卫艺术也有一定障碍”。

　　他在主编出差时把一幅名为《东方》的油画做了当期《美术》杂志的封面，“成肖玉画的，画的上方是一个半圆的地球，一群骑自行车的人往前走，浩浩荡荡，但都只有头，没有眼睛鼻子。”

　　杂志出来，美协领导非常生气，“什么意思，是不是在讽刺中国人都没有头脑？！”

　　“这种错误经常犯，掌握不了标准的不止是我。”想起可笑的往事，他哈哈大笑。

　　想拿到展览批文，

　　就不能有行为艺术

　　1987年之后，他看到风向似有好转，又开始四处奔走、说服、沟通，希望能把全国各地的当代艺术成果作个集中展示。

　　1989年2月5日，农历大年三十，前卫艺术家带着他们的作品走进了中国美术馆。“中国历史上由中国人自己参与和举办的现代艺术展开幕了！”很多年后，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忘不掉高名潞这一声开幕宣告，在那些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日子里，这句话颇有些“革命胜利”、“登堂入室”的意味。

　　美术馆正门上方悬挂的“不许掉头”的交通标志异常醒目，这是大会组织者最终敲定的会标。

　　“美术馆方面答应办展览的时候，提出要求说不能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不能有黄色反动的，我觉得这都没问题。他们还提了不能有行为艺术，我当时就说不能同意，因为行为艺术是‘八五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争执不下时美术家协会发话了，想拿到展览批文，就必须答应不能有现场行为艺术。“为了盖上章子，只能双方都退一步，行为艺术不能入场，但是可以用图片的方式展览。”

　　2006年，前文化部副部长刘忠德接受本刊专访时，毫不遮掩地表示了对行为艺术的反感，这种官方态度或许正是当年行为艺术被有关方面坚决拒绝在国家美术馆门外的原因所在。“美术，提倡写实的，不反对抽象的；反对政治波普，反对行为艺术。现在的行为艺术，把死孩子都拿出来展览，搞得乌烟瘴气。”

　　为了阻止“行为艺术”入场，组委会特地在美术馆入口处立了一个小牌子，“写了句类似‘现场行为艺术不要入内’的话，但这个小牌子根本挡不住大家的疯狂和热情，一切还是很自然地发生了。”

　　肖鲁开枪、吴山专卖虾、张念孵蛋……计划之外的7个现场行为艺术成为了“89现代艺术大展”的代名词。参与那次行动的公安便衣一开始并不了解行为艺术为何物，都用“那些乱七八糟的”指代，肖鲁两声枪响过后，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看到疑似行为艺术的就动手清理，大展开幕仅仅半天就宣布停展。

　　“当时的谈判非常困难，我们一再强调那么多西方媒体都在关注，闭展的影响会非常恶劣。最后商谈的结果是停展3天，把不良作品清理出去，再重新开展。恰好那3天赶上初一到初三，对外就说是公众假期，正常休假。”

　　作为大展总策划人，他在其后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首当其冲，待岗赋闲。1990年冬天，新任《美术》杂志主编、美研所读书时的老师约他在德胜门城楼长谈了3个多小时，“他是真心为我感到可惜，觉得小伙子上学的时候挺踏实的，政治上也可靠，这是怎么了？”

　　在本文开头的对话结束之后，两人终于都无语了，这位老师兼新任领导宣布了中国美协的决定：停止高名潞的工作，在家学习马列主义一年。

　　1991年，42岁的高名潞怀揣美国一所大学提供给他的6000美金离开中国，他把一半的钱交到语言学校，从头开始学习英语。其后攻读哈佛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匹兹堡大学艺术史及建筑史系任教。2006年，他与四川美院签下10年长约，成为川美的特聘教授。

　　我就是要把他们想要的政治符号淡化

　　高名潞在美国闭关苦读的时候，散落各地的艺术家们渐渐脱离了“半业余”状态，一个个从县市文化馆或者学校辞去了公职，北京西郊圆明园一带逐渐形成了一个画家村。

　　一直关注这个群体的栗宪庭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领袖。1991年，对社会主义国家前卫艺术抱有特别热情的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来到中国，结识了传说中的“老栗”，并赋予他中国当代艺术“教父”的别号。

　　无论是留守北京的栗宪庭，还是求学西方的高名潞，都没料到资本扑向中国当代艺术的速度如此迅猛。

　　“其实87年、88年那会儿，已经有一些投资方开始进入当代艺术市场了，但是市场还没有真正启动，画廊非常少，”他笑起来，说即便是那样，“艺术家也已经人心惶惶”。

　　栗宪庭也有类似的回忆，2004年，他在一个展览上看到张晓刚那幅《血缘——大家庭》的标价，“吓了一大跳！心里咯噔一下，20万！”然而也就三四年的时间，这幅画已经被爆炒至2000万，“咯噔不过来了都。”

　　1998年，高名潞作为特聘策划为美国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策划“Inside out:New Chinese Art”展览，“西方人根本不关注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社会的复杂关系，他们仅仅盯住某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从这一角度把几个艺术家放到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去解释。实际上不是这样，中国前卫艺术是跟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演进的，有自己完整的逻辑，我要如实地把这个东西展示给西方。”

　　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副馆长一开始定下的调子就是90年代初的，排斥80年代，“但我认为80年代有很多好艺术家。我现在还认为黄永砯、王广义、古文达、徐冰、耿建奕、张培力他们一些早期作品比现在要好。西方批评家不这样认为，他们就觉得政治波普有中国特色。”

　　两人在电话里争执不下，对方甚至有另请高明的暗示。高名潞把电话直接打到馆长那里，最后得到了支持。

　　出画册的时候，美国方面坚持要用王广义的一幅政治波普为封面，高名潞坚决反对，最后，他放了行为艺术家张洹作品《为鱼塘增高水位》的照片作为封面。“他们想要红色的封面，我就偏偏弄张绿色的，我就是要把他们想要的红色波普、政治符号淡化。”

　　他对政治波普存有高度警惕，内心里他认为这是一种“投机行为”，“艺术得有它文化的独立本位，不能混同为政治的、社会的和商业的工具，它不能是一个体制化了的东西。我主张艺术家应该关心政治和社会，但不等于艺术家的活动本身变成了政治，这两个东西是应该分开的。我说的话，两头不讨好，但是我本身是搞历史的，史观很重要，说些让人听起来悦耳的话，现在可能会获得些什么，但多年后别人会更冷静和客观地来分析这些。”

　　今年年初，高名潞策划了一个“‘中国现代艺术展’文献展”，有人问他，这场20年后的纪念，究竟要纪念什么呢？

　　他说，“如果说要纪念当时的理想主义，我觉得没什么意思，现在也不是就没有理想主义了，只不过形式不一样。当时艺术家有一种不那么圈子化的想法，艺术要和社会发生关系，现在的状况是艺术家要和拍卖发生关系，和艺术产业化发生关系。这么多年来，西方的当代艺术一直把资本主义当成一个敌人，但是我们还在蜜月期，这是当代艺术现在的一个瓶颈。如果说纪念，就是要纪念当时‘八九大展’突破圈子，扩大外延和社会发生关系，这是‘八九大展’的精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