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当全球的目光都落到中国时，你喊一嗓子就被看见了。这种艺术的繁荣也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必然发生的。说艺术家不爱钱那是假的，有钱才有更多创造力”

　　提到2009年的曾梵志，你不能不把他和数字联系在一起。世界知名艺术网站Artprice公布了2009年度当代艺术家拍卖价格500强名单，前50人中，中国艺术家占据16席，8位跻身前20名。曾梵志以拍卖销售总额1107万欧元位列世界第6，中国第1。

　　2009年，除了参加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曾梵志还在国外做了两个个展。一个在纽约阿奎维拉(Acquavella)画廊，一个在巴塞罗那，由Godia基金会主办，他花了一年半时间慢慢准备，获得当地媒体的高度关注。

　　“纽约再好，好不过西班牙。” 曾梵志说。“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画廊，你感到你是在‘做生意’，而在西班牙，你会觉得问价格是失礼的事。”面对低调的西班牙贵族时，他意识到某些人的张扬实际上是多么粗鲁，“当你胡说八道时一定要小心些，因为你谈论的名画可能就在他们家的走廊挂着。”

　　他有过一个近乎疯狂的想法：建一个有国际水准的个人美术馆。他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做这样的事。他刚花3000万人民币买了一个法国国宝级艺术家的代表作，另外还买了一件越南的“顶级艺术品”，类似的“人类文明的结晶”他大约收藏了20多件。“严格来说，建立美术馆是国家的事。但国家级美术馆往往没有西方的顶级艺术品，只有一些糟糕的东西，这样误导别人是一件有罪过的事情。”

　　他认为真诚是艺术家最可贵的品格，也得意于自己有个天生真诚的女儿。当她指出老师的错误、并不感到害怕时，他由衷欣赏她的童言无忌。“如果你谈论政治，爸爸会打你。”许多年前，暴怒的父亲朝他扔东西，丝毫不顾及他身边还站着女朋友。“我都有女朋友了还要挨打。”他自嘲。

　　“画画的高手”放弃学业混社会

　　曾梵志出生在1964年。“文革”后期，人人自危。“我看到抄家、搬东西，我们围观。有亲戚让我在自家阳台上喊‘打倒某某某’，我也不明就里地喊了。我妈说，她最害怕的是别人剪了头发，赤脚站在晒到40度高温的石头上。”

　　他从小知道自己是一个漂亮的小孩，受人关注，这让他敏感、拘谨又害羞。日后才意识到，艺术家必须自恋，偏执地相信自己能够成功。

　　他爱做白日梦，注意力不集中，学习糟糕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妈妈最害怕的是开家长会，因为别的家长会说，“看，那就是曾梵志的妈妈。”

　　他非常怕黑暗，若是突然停电，他能想象出鬼怪的形状，站在楼梯口放声大哭，大人匆忙跑上楼去安慰他。但他又对血腥的东西有异乎寻常的爱好，喜欢到医院看人缝针，缝一下，他的心紧一下，越是害怕就越想看。“小孩子突然死了，大人在哭，而我在场，这情景没法忘记。”若是哪里出了车祸，死了人，他们会飞跑去围观。他挤入人群看死尸，后面的大人使坏，轻轻一推，他就倒在冰冷的尸体上。日后这些经历都将作为坚固的记忆，进入他青年时期的画作。

　　画画是“业余爱好”，至少证明此人品行不算太坏，不致出去打群架，或因偷盗被枪毙。长江边的孩子，每年都有淹死的，忽然之间就会少一个朋友。

　　他初三就放弃了学业，在一印刷厂工作，“开始混社会”。往后几年里，他的青春期具有敏感、躁动、狂热的气质。武汉搞艺术的人挺多，还分帮，武昌帮、汉阳帮、汉口帮。他住在人民巷33号，作为“画画的高手”，属于一个小帮派。最具市民气的武汉，有着像上海外滩一样漂亮的老建筑、老洋房，在上世纪80年代，艺术氛围竟出人意料地好。

　　在教室里悬挂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画像，深深烙入童年记忆，他让他们进入了他的画；他还画过邱少云、黄继光这些英雄人物 ；《最后的晚餐》画的是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参加“晚餐”，大队长主持“神圣的”餐会。

　　他时常去北京。1984年，北京有蒙克的展览、赵无极的展览、劳生博的展览，这无疑让他感到震惊，这些现代艺术与官方长期宣传的艺术形态相去甚远。只要有重要的展览，他就一定要坐绿皮火车去北京。有时买不到坐票，就蹲在一个人旁边，盯着他看，等着对方下车。

　　1991年，他狂热地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发表，投稿到了《江苏画刊》。刊发时，他整个晚上没法睡觉。夜里两点拉开灯绳，重新端详杂志上的画和自己的名字。他拿到了300元稿费。在那时，300元意味着“可以请你吃顿好的”。

　　居委会大妈都知道我是搞艺术的

　　他对栗宪庭的“知遇之恩”感激有加。1991年夏，栗宪庭看到曾的《协和三联画》系列，纳入“后89新艺术展”中。这是曾梵志第一次参加群展。《协和三联画》被香港张颂仁的汉雅轩画廊买下，时价2000元。让他吃惊的是——用美金计算。而当年第一次卖画，他只换回了一台电风扇。武汉的夏天特别热，有了电风扇，他就不用一边画画一边摇扇子了。

　　曾梵志用张颂仁付的钱在香港买了一套昂贵的西装，在后来的一些故事里，这套西装被演绎成“3套”。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有了一套西装，穿着西装，在武汉的街头，意气风发地骑自行车。

　　他没有参加过体制内的展览，“如果能入选全国美展，也许还能评为副教授。那时我们听说，谁入选了，就能分到一套房间，带有抽水马桶。”

　　1992年，他参加了“广州双年展”，和他的前辈王广义、张晓刚等一起。他26岁，极度狂妄。“我应该得一等奖，”曾梵志对记者说，“现在我还这么想。近20年过去，当年站在奖台上的人有些已经消失了，其中那些最聪明的人都出国了。”

　　怀着所有外地人共有的野心，1993年，他带着母亲给的100斤粮票，在三里屯租了一间小平房。他没去圆明园，因为在那里，大多数人“只是希望活得像一个艺术家”。“那时三里屯一个酒吧都没有，晚上走路，走很远才偶尔看到对面有一个身影过来。”居委会大妈卷着大舌头说，“这是一个搞艺术的。”这让他感到北京还是很不一样，北京居委会大妈比武汉上过大学的人更能理解他是“搞艺术的”，而不只是“疯子”。但他也害怕被盘查暂住证。

　　最苦闷的是没人来看他的画。有一次，他听说艺术圈很重要的某某某要来北京了。他攥着BP机等了两天，等着被传呼，BP机死活不叫。要交下个月的房租了，他在街上游荡着，不敢回家。年轻的妻子坐在门口，大冷天洗衣服——他们没钱买洗衣机。

　　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少年一样自恋，曾梵志一直都在画他的自画像：没有表情的脸，杏仁般的大眼睛，红色嘴唇，紧张、不安的姿态，过分庞大的手。

　　1994年，他开始画《面具》系列。画了五六张，就急着让“伯乐”栗宪庭来看画。栗宪庭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曾梵志感到紧张，但还是坚持又画了10多张。后来栗宪庭为《面具》系列写评论，评价相当高。张颂仁又来了，一次买下了25张。“你的一个系列有人全部买下，这在行业里算一个事件。当时有些艺术家一年两年也很难卖出一张画。这意味着你发财了。”

　　许多年后他的身价高起来了，有人哭着喊着来求画，说，“我本来想在卧室放你和张晓刚的画，但现在只想放你的画。”他抵不住恭维，把画低价给了对方。“第二天，却看到那画被拍到了几百万。最生气的是，别人挣的钱也记到我头上。”

　　他不是没有虚荣心的。后来媒体不但登他的画，还登他的照片，他会想，我该选一张什么样的照片呢？是站在画前，还是拿着一枝画笔？时尚杂志说他用香水、抽雪茄、穿名牌袜子，像一个贵族，“还有人说我开悍马，我怎么会开悍马呢……但我不能说我不喜欢悍马，这样会得罪我那些开悍马的朋友……”

　　他成名之后，时尚界对他趋之若鹜，却很少报道他在国外参加学术交流和展览的情况。他并非没有责任心的人，他关心着奥巴马、伊朗核问题、朝鲜问题、中日外交、国内不公平的事件。他对政治充满了兴趣，但依然认为“政治阴险的东西特别多”，不管怎么说，“作品总是第一位的”。

　　我可不敢做局，因为太受关注

　　人物周刊：你的作品总是贯穿着不安和痛苦，这种痛感来源于哪里？

　　曾梵志：我从小记忆力好。亲眼所见的支离破碎的记忆，一闭上眼，就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人的极限我都经历过，饿得不行，隔着玻璃看冒热气的包子，想吃，但是没钱。16岁在印刷厂，连着3天熬夜加班，体力透支，不停搬东西，累得可以在任何地方睡着。冷得不行，没有衣服穿，还得站着，恨不得晕过去。然后回头看，从零开始，到现在什么都有了。我觉得我不怕失去什么了。金钱这一关，我过了一半了。

　　人物周刊：这些年来中国艺术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是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吗？

　　曾梵志：风水轮流转，不只是转到艺术家，而是各行各业都被关注，都有顶尖的出来。当全球的目光都落到中国时，你喊一嗓子就被看见了。这种艺术的繁荣也是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而必然发生的。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重要的艺术家、建筑师都在那里聚集着，因为那里有钱。说艺术家不爱钱那是假的，有钱才有更多创造力，做更多事情，帮助别人。

　　上个世纪的巴黎、二战以后的美国，都是因为政治经济最发达而成为艺术中心，他们给艺术家搭建了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就会有最响亮的掌声，所以很多人拼命要挤进纽约。现在中国已经有这样的环境，虽然只是刚刚开始。

　　人物周刊：有种说法，说有的艺术家和画廊会用一些小手段，所谓“天价做局”，把作品的价格炒上去。

　　曾梵志：所有画价卖得高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天价做局”。我们要往后看，几年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会水落石出。如果你未来还是天价，那就没有做局，如果一下从天上掉到地下，那你是不是做局？如果靠炒作，跳得再高也还要回到原来的位置。

　　到我们这个位置，有人愿意做局我们也不敢，因为太受关注。你知道同流合污是什么感觉吗？要让十几个人都上这条船，所有人宣誓一辈子不泄密。但总有人把事情捅出来，那你就完了。大的拍卖公司也不敢，他们是上市公司，有监管部门，不会为一点蝇头小利弄个大丑闻出来，葬送几百年基业。

　　外面的人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们没办法解释，也没必要解释。我也不想自己的画卖到那么高，一下弄到了七八千万。拍卖时是得有几个很疯狂的人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人物周刊：这样会不会造成有价无市的局面，同时让人觉得艺术市场存在暴利？

　　曾梵志：对，做局把天价造出来了，下一步就是赶紧去卖画，去抛售。但实际上，价格高了以后就没法卖了，也不敢去卖同一种类型的画，比如我的《面具》卖到特别高以后，我多少年都没再画这种画，没法大量获取利润。当时有的人写文章不太负责任，处在愤怒中，没有很细地去分析问题。

　　有些人是被热闹场面感动了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中国当下的艺术环境？

　　曾梵志：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也许艺术家在这个时期是幸运的。在西方没有这样的情境，他们的经济和艺术发展都非常稳定，不会出现什么奇迹。而中国却很混乱，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出名，可以挣钱，聪明人都回国来折腾，有人会一夜暴富。中国太好混了，大家太着急了，太急功近利了。

　　人物周刊：这种环境对你自身有什么影响？

　　曾梵志：这种混乱、飞速变化的环境，会导致很多矛盾、不平衡、不和谐，有好有坏，模棱两可，这也是创作的源泉。我今年45岁，我有很丰富的经历，可能拥有一般西方人80岁的人的经历，甚至他们一辈子都没我这种经历。

　　人物周刊：是不是很多艺术家已经意识到世界在关注中国了，希望在世界格局中重新找到自我认同？

　　曾梵志：是。当然也有很多文章认为中国艺术品不应该卖这么贵，拼命贬低。这也没有道理，处于很不自信的状态，包括一些有地位的人。我们真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全世界去走去看，跟别人交流，得出这个结论来的。很多人就是坐在家里，盲目自卑，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创造奇迹。他自己没实力，死活就认为中国艺术不行。

　　所以需要一步一步来，向外展示而不是急着谈生意。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批评就是太商业化，天天想着把价钱弄高。我觉得需要5到10年时间大量做展示工作，这样你不用争别人就明白了。

　　人物周刊：金融危机给当代艺术带来寒冬，许多画廊因此倒闭，这对你有影响吗？

　　曾梵志：没有，我认为这是好事情，没人收购大量的画了。以前当代艺术热闹了，突然进来各种各样的人，不懂艺术不关心艺术，只是一个接一个剪彩，一个接一个混淆视听，做没有质量的展览。这些人不是被艺术感动了，是被热闹场面感动了。金融危机会让一切虚热退去，只有真正追求艺术的人能坚持下来。对我来说真的没影响，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

　　曾梵志：我是幸福的，我拥有那么多经历，我的幸福不是卖了画数钱，而是创造。

　　人物周刊：想对中国当代艺术说些什么？

　　曾梵志：我想说的，也是时常对自己说的：慢慢来，不要着急。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

　　曾梵志：我死了之后，他们还会保留我的作品。

　　(实习记者刘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