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会有涉黑组织

　　权力和黑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这样的轶事大量流传在民间。在重庆这场自上而下的打黑风暴中，王立军端掉了文强，“无间道”由传闻变为确凿的现实

　　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还会有黑社会组织滋生与蔓延的土壤？这是很多民众普遍带有的疑惑。法律专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确不应该允许黑社会的存在。然而，不幸的是，黑社会组织并不会自动选择国家体制，它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而远离我们的生活。“权力寻租”成了中国当代黑社会犯罪滋生与蔓延的祸首。

　　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中政府官员的角色由‘保护伞’转变为‘黑老大’，并不仅仅是个别官员思想素质差导致的结果，也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升级的表现，而是腐败转型的又一标志。它预示着反腐道路将更艰难。因此，重庆扫黑行动应该让我们深入关注。(陈冰 季天琴)

　　重庆黑帮发迹史

　　黑社会是一种经济动物，具备两个产生条件，一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利益，一是城市贫困人群和盲目进城的农村人口。前者是黑社会产生的经济动力，为地下赌场、高利贷等非法行业提供资金支持，后者则成为黑社会的盘剥对象和马仔资源。当重庆站在经济腾飞的路口时，这两个条件同时都具备了。

　　撰稿·季天琴(特派记者)

　　现实生活中的黑社会，已不是电影里好狠斗勇的斧头帮，它通常以“公司”的合法名义出现，伴随着暴力，以及权力阶层的寻租。

　　重庆掀起的打黑风暴，犹如撕开了一道社会伤口——黑恶势力与腐败分子、经济部门交叉感染，其盘根错节已渗透经济命脉，触及执政利益。

　　如此险恶的江湖，似乎也只能依靠某种超常规的方式来冲击。

　　此前，铁血人物王立军“空降”重庆，在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力挺之下，一人单挑一个江湖，不仅当地民众对这个传奇警官寄予厚望，在重庆以外，无数的人也在网上盼望：王立军什么时候来我们这里？

　　以暴力甚至假借公权力开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绝非重庆独有，只不过川渝地区浓重的码头文化和袍哥传统使其更为显性和乖张。

　　滋养黑恶势力的土壤宽广而肥厚，但是王立军式的打黑英雄总是可遇不可求。

　　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此天下无贼？ ——我们离法治社会还很远，“打黑风暴”无法改变这个判断，只会让人对此认识得更清晰。

　　“换个地方耍嘛”

　　重庆的老百姓对这些官方数据并不敏感，对于打黑，他们有自己的民间判断标准，其中之一，即看“亮点”茶楼是否被查处。

　　重庆的热辣和率真在夜色中袒露得更为恣意——午夜过后，“摩的”轰鸣着穿街过巷，马路边还有喧闹的火锅店和大声吆喝着划拳的食客。那些数不清的洗脚房按摩室，只在夜里闪耀出暧昧的桃红色的光。

　　这些都是重庆黑暗森林里，最市井最底层的风景。

　　夜生活发达，娱乐业在这个城市的地位举足轻重——重庆渝中区人大代表陈明亮就是在重庆市大世界酒店云梦阁夜总会被警方带走的，事发当时陈明亮正在和一群人在豪赌，桌子上放了毒品、现金和刀具。

　　陈明亮是这次被抓的“涉黑”老大中最有钱的一个，在“棒棒”还是满城跑的西南山城，他的座驾是价值500万元的宾利轿车，又花了200万元进行了改装。

　　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这样的风景况味在重庆出现还不过是近10多年来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初，重庆还处在开放力量和谨慎力量对峙的阶段。一位解放后就在重庆市公安局任职的警察回忆，当时重庆市有关方面要求娱乐场所还有宾馆等服务业的开放尺度大一些，但是市公安局的领导比较保守谨慎，最后，双方采取了中和的态度——只开放大宾馆，宾馆的旅客登记簿，每天都要送市公安局。

　　不过，谨慎很快就遭到了瓦解。以“为了经济发展”为由，要求放松盘查，歌厅和舞厅开始兴起。

　　重庆夜晚的人间烟火也因此越来越璀璨，重庆人的娱乐生活开始进入夜店时代——2001年，陈明亮、马当、雷德明等人在大世界酒店开设了云梦阁夜总会；2004年，王小军、雷德明等人在渝中区海逸酒店开设豪城夜总会。

　　在上述人士中，马当被认为比较“干净”。相熟人士透露，马当接手大世界酒店后，为了不受“骚扰”，找到了时任渝中区公安分局局长的彭长健，后来又跟陈明亮合作，以求扩张势力，结果陈明亮带来些东西，“有刀有枪，马当也就进去了”。

　　雄踞重庆高端娱乐业霸主地位的，是传奇式人物岳宁。重庆万豪白宫会所成立时，岳宁才32岁。此前，这个音乐爱好者苦练手风琴12年，因为一场失败的考试砸琴从商；远渡重洋后回国，在市歌剧团旁边开过药膳饭馆，并成功积累了第一桶金。

　　在很多人看来，商人岳宁身上颇有文学青年的气质——此人偶尔写一些“脱离了俗世烟尘”的诗，他在白宫会所的办公室里还放了一架年代久远的老式钢琴，有一次，面对采访他的当地记者，他还随手弹了一首法国音乐家的曲子，并告诉记者，“这是我最喜欢的现代浪漫风格”，他甚至还说出了这样富有哲理的话：一个人最值得炫耀的是他的思想，而不是他的财富。

　　另一个认识岳宁近20年的媒体人士认为岳宁的这番话极度不靠谱，因为他的记忆与此大相径庭：“我对岳宁90年代的印象是很崇拜金钱，见面时有事没事喜欢掏一把大票子在你面前拍来拍去。”

　　能够肯定的是，伪文化人岳宁不是什么善茬。这次打黑行动中，此人因涉嫌6项罪名——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逮捕。

　　如今，较场口那座金碧辉煌的万豪酒店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显得十分落寞，白宫会所在6月底就关了门。而在大世界酒店的五楼——云梦阁的所在地，保安也告诉别人：“换个地方耍嘛。”

　　截至11月初，据重庆官方统计，重庆已经抓获涉嫌黑恶及其他犯罪人员共2954人，查扣涉案资产17亿余元。

　　不过，重庆的老百姓对这些官方数据并不敏感，对于打黑，他们有自己的民间判断标准，其中之一，即看“亮点”茶楼是否被查处——这是分别在重庆市渝中区一号桥附近、七星岗捍卫路口及大溪沟等地开设的卖淫场所。

　　不到重庆，便无法体会“亮点”深刻的知名度，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政府官员，闲聊中都不免提到此地。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教授介绍说，“此处物美价廉，价格也十分规矩，比物价局管得还要好”——还不忘加一句，“当然，我没去过，我认识的人去过的不少”。

　　在网上，甚至流传着不少军事化管理下“亮点”小姐的屈辱故事，不过，十几年来“亮点”从未被正式查处过。一位律师告诉记者：重庆人民都知道一号桥附近有个亮点，文局长开的。

　　这次风暴中，这一个处在市中心，与市公安局、渝中区公安分局隔街相望的色情场所，总算被端掉了。

　　“麻托”，疯狂的赌场

　　当赌徒被刺激得血脉贲张时，赌场更像是一辆上演生死时速的汽车，所有影响利益的东西都要抛掉——怜悯、道义、契约，以及法律。

　　10月底，两名夜总会老板正在重庆一家茶楼里谈转场的价码。一位在此次“打黑”风暴中处境危险的老板试图把自己的小姐、保安转去另一个场子里。

　　无论是小姐、还是保安，在谈判中都被称为“资源”。

　　“他们需要在这个城市中求得活路，但仍然缺乏和城市对话、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成为黑社会最容易控制的群体。”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说。

　　汪力是国内第一批研究黑社会的学者，在他看来，黑社会是一种经济动物，具备两个产生条件，一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利益，一是城市贫困人群和盲目进城的农村人口。前者是黑社会产生的经济动力，为地下赌场、高利贷等非法行业提供资金支持，后者则成为黑社会的盘剥对象和马仔资源。

　　当重庆站在经济腾飞的路口时，这两个条件同时都具备了。

　　对重庆警方而言，那是一个坏的时代——虽然这时“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在官方话语中，但是治安确实不比从前；但是现在看来，那确实又是最好的时代——当时的情况还不像今天这么复杂纠结。

　　当时，几乎所有的“涉黑”势力几乎都处在初级阶段，盈利模式简单又相似——除了娱乐业，犯罪团伙还会选择在重庆各大酒店以及城乡接合部，开设赌场，以骰子、金花等形式聚众赌博，从中抽成，当然，也包括在赌场开设放高利贷等一条龙服务。

　　赌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开始兵不血刃地杀入了重庆的市民生活。

　　这个城市的麻将声令人深刻。11月初，在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附近，一家小超市的老板用冻饮料的立式冰柜挡住了自家门口，即便如此，你还是能通过“哗啦啦”的洗牌声轻易地断定，里面有一群正在码长城的能工巧匠。

　　新的工种由此产生，不少“茶楼”甚至招聘“麻托”——此地，“茶楼”基本上都不是正儿八经喝茶的地方。

　　曾当过“麻托”的李扬(化名)解释，“麻托”的工作主要就是陪客人打牌，输赢自负，每月可从茶楼老板处支取工资1500元左右。这个薪水在当地已属可观，在这里，一室户每月租金才800元左右。

　　在赌场上，赌博者的兴奋阈值总是很轻易地提高，更敢冒险的人也就应运而生，“放水”人员开始进入赌场。“放水”主要是向赌客放高利贷，每天利息为所借出赌资的5%。

　　当赌徒被刺激得血脉贲张时，赌场更像是一辆上演生死时速的汽车，所有影响利益的东西都要抛掉——怜悯、道义、契约，以及法律。

　　聪明人一向都针对有钱人放贷，陈明亮由此勾结了一家澳门洗码公司。重庆的一个民营企业家透露，陈明亮的惯用手法是“邀请”老板们去澳门赌博，并提供吃住行一条龙服务，由陈明亮拿码。

　　表面的“亲热”至少暂时遮蔽了陈明亮残酷无情的本来面目。在澳门，陈明亮专门安排手下负责接待赌客，并随时报告输赢情况，而洗码费赌场则按赢金额的千分之九点五划到他的账上。

　　到澳门赌钱的重庆老板，最后都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离开赌场之前，老板们才发现自己的赌债至少已经以千万计了，于是“押回重庆，逼其还钱”。

　　“放水”凶猛

　　黑社会大佬背后，涌动着300亿元的高利贷黑金。在官员跟黑社会勾结的堡垒里，到底是谁在为黑社会提供庞大的黑钱？

　　1997年，重庆直辖，主政者不再战战兢兢地为经济基础而发愁。这个城市现在有3000多万人口，数不清的高楼，还有无数个工地——重庆市长王鸿举曾这样向中外媒体形容这个城市的发展速度：每3个月就要更新一版地图。

　　重庆搭上了中国GDP突飞猛进式的快车，后来的“涉黑”老大们纷纷在此时涉足经济领域，重庆“摩帮”成为这个时期改革片段的最好脚注。中国制造业的“军转民”这个突破口，成就了在“摩帮”这个名头很响、江湖味很浓的摩托制造群体，成为重庆的一纸重要名片。

　　彼时，作为重庆市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龚刚模被称为摩托车行业中的销售奇才。不过，龚刚模在这次“打黑”风暴中落网，缘于他灰色领域的逐利野心。

　　“西部大开发必然会出现新一轮的人财物大流动，社会管理、控制和防范机制跟不上，社会治安随之也将出现新的情况、新的特点”，现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总结。

　　对重庆而言，这趟经济列车奔得过快了，脆弱的车身似乎跟不上轮子飞驰的节奏。随着重庆经济的空前活跃，金融、房产领域的“放水”，触目惊心得可怕。

　　重庆市工商联近日的一份报告显示：重庆90%的房地产公司都借高利贷，相关金额高达100亿元，“房地产业正深陷高利贷危机”。

　　不少地产公司的老板为了躲避放贷方的逼债恐吓，甚至被迫开始了逃亡生涯。作为常见的重庆黑社会性质组织运作高利贷向房地产业“谋财”的典型样本，重庆市金龙房地产公司经常被业界提起。

　　了解金龙内幕的一位企业家透露，其老板为人活络，又抓住了房地产开发的黄金时期，公司巅峰时期一年能开发5万平方米的项目，总资产数亿计。

　　这样的好故事却因为高利贷的出现早早收场。由于向高利贷借款400多万元，在每月高达160万元利息的重压之下，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其老板被迫将3000多万元的房产过户给放贷方，“不敢不配合，否则不是伤就是残，控制你的人身自由就更正常了”。

　　不过，高利贷还是没有放过他。为躲避放贷方的逼债恐吓，最后，该老板不得不将股权拱手送给一个朋友，逃往云南、西藏等地躲债。

　　据已查证的事实显示，金龙高利贷案的背后操纵者，正是此次被缉拿的龚刚模等人。龚与曾当过警察的陈坤志共同成立了重庆万贯财务咨询公司，该公司的实际业务就是向企业放贷。

　　金龙的故事并不是孤例。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重庆多家房地产开发商为了维持运营，借用民间高利贷，逾期难以偿还。这些高利贷不仅数量惊人，利息更是高得离谱。

　　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坦言，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才导致了放水公司的盛行 ，“银行只会去支持大企业，而它们却未必一定缺钱”。

　　黑社会大佬背后，涌动着每年上百亿元的高利贷收入。官员跟黑社会勾结的堡垒里，到底是谁在为黑社会提供庞大的黑钱？

　　在此次打黑过程中，王立军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300多亿元，相当于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1/3。

　　“我接触过这些人，据我了解，这些资金来源一些是贪官的非法所得，通过放高利贷达到洗钱的目的，还有部分是国有银行通过职务之便弄出来的钱，”律师周立太如此分析。

　　可以得见的是，在游动着数亿高利贷的重庆，讨债事业相当红火。无论是在卖小面的弄堂里，还是在希尔顿酒店的围墙上，随处可见“追债维权”的“牛皮癣”。 很多追债公司为了取得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甚至以咨询公司的名义出现。

　　追债的技术也随之升级，龚刚模甚至给他的手下配置了自制砍刀、手枪等武器，并有严格的内部分工。在这些监管缺失的灰色领域，一些团伙甚至有了AK47，以及警方专用的移动电话定位系统。

　　黑金和权力的媾和

　　在袍哥传统和码头文化交融的重庆，各种建立在金钱、亲情和友情之上的社会关系，在这座人口密度名列全国前茅的城市里，被紧密地织成一张网。

　　时间再倒回到本世纪初——那个时候，大佬们的江湖还远远没成气候，陈明亮最大的生意还是夜总会，陈坤志则被清除出公安局，而王天伦仍在乡下杀猪。

　　在近10年的时间里，这些大佬们在不同的领域拼杀，手段各异，但是最后都无一例外地站在了财富的金字塔尖。对经济人而言，“无利不起早”永恒的定律，财富新贵总是迫不及待地走向政治前台。

　　2005年，“有刀有枪”的陈明亮当选为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那年他已成功进军房地产，斥资1.4亿元在人民广场打造了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重庆泰古三峡古玩城，被称为重庆最大的古玩商。

　　禁忌越多、垄断利润越诱人，争抢利润的人就更狠，黑社会的形成就具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基础、更肥沃的土壤。追溯重庆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在交通、物流、土地、娱乐等相对垄断的行业中，都可以见到黑恶势力的阴影，以及政府的保护伞。

　　在“重庆屠夫”王天伦的发家史上，不难找出政府主导的痕迹。

　　作为草根中的草根，出生于重庆合川农村的王天伦刚出道时不得不靠智慧和能力求生存。19080年之前，王天伦的愿望就是从村里收购更多的生猪，然后他琢磨起稻田养鱼，这一方式后来受到四川省政府的表彰。

　　此后，他逐渐走到了事业的最高峰。到王天伦案发，他的公司已垄断重庆市场七成以上的生猪供应源。

　　“屠宰行业打出了一个老大，王天伦，绰号叫王三儿。猪肉行业的垄断特点，在于控制生猪来源和批发渠道，他势力范围内的生猪，只能送到他的屠宰厂，否则就收拾你”，某个从事过屠宰行业的人士说。

　　“2003年，全市有108家屠宰厂，市政府砍掉了100家。不用说你也晓得，要成为幸存的8家有多难。市里还新成立了一家屠宰有限公司，据说投资两个亿，但是只以每年100多万租给了一个姓周的人，也就是说200年才能收回投资。这种游戏，我们是参与不进去的。”

　　2005年5月，王天伦给当时的重庆市政府领导写了一封信，请求组建重庆市肉食品加工及配送中心，3天后就得到批示。此后，在发展成“猪霸”的路上，重庆市政府官员也一手促成了上海梅林集团对其公司的收购。王天伦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大渡口区政协委员。

　　建立在威逼、恐吓甚至殴打上的垄断，几乎在每个行业都盛行。而在个别市场，有肉霸、菜霸，甚至可以进一步细分到，猪肉霸、牛肉霸、猪脆骨霸，具体到重庆人民热爱的小面，还存在着个“小面联盟”。

　　血腥的故事于是经常发生。2006年，沙坪坝的一个“牛肉霸”为了教训一个不到公司进货的经营户，雇人将该经营户砍死，一条人命的“酬金”仅为1万元。

　　早年为派出所警员的陈坤志因殴打他人受到撤职处分，脱下警服后进入了商界。公司成立后，便接连发生了该公司以4300万低价获得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21亿元的不良债权、以低价拍得“奥妮土地”地块的蹊跷事。

　　“奥妮拍卖案”曾遭央视《新闻调查》曝光，在这条黑社会和权力勾兑的利益链上，牵扯到了重庆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以及重庆高院原执行局局长、重庆市法官学院院长乌小青。

　　曾参与此次拍卖会的当地记者对当天的紧张气氛记忆犹新——无论是进门处，还是拍卖场里，都是一排排穿着黑西装的“小平头”壮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南山高尔夫会所接受央视采访时，陈坤志不忘吐露自己的委屈：“什么黑帮、流氓，那是很低级的。”

　　当“涉黑”势力与公权力勾结时，司法腐败在所难免。在重庆，不少律师都有司法界的“及时雨”之称。

　　这个说法得到了一位律师的赞同，“现在抓了些法官和律师，但是有问题的还很多。你看那些年收入上千万的律所，基本上都是有人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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